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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决定，团队将继续前行，直接前往哈密那由天山雪水滋养的古老绿洲。而自己将滞留在一个叫做“谢别斯廷”的泉水旁边，等团队抵达哈密，扫清前进障碍之后，再雇强壮的骆驼返回，接他归队。
从1927年12月13日，到1928年1月8日，斯文·赫定困守在谢别斯廷近一个月，在这地角天涯度过了圣诞与元旦。这段经历是西部探险史上的著名章节。作为一个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知名度不仅仅是得自发现丹丹乌里克、楼兰，探访通古孜巴斯特，在塔里木河作处女航，成为“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座上客，与班禅额尔多尼结实于札什伦布寺，考察冈底斯山……也是由于两次厄于困境：1896年四五月间，整个驼队折戟沉沙，他本人几乎渴死在和田河西岸；1927年－1928年间，困守绝地谢别斯廷。其间相隔了30多年，但斯文·赫定仍然是斯文·赫定。
关于斯文·赫定与谢别斯廷，是本书另外一章的主要内容。在这次穿越黑戈壁期间，他与黑喇嘛无缘“相见”。
《黑戈壁》五（2）
几年之后——1933年底，斯文·赫定又回到额济纳河畔的旧日营地。他的目标仍然是哈密。可见额济纳与哈密，对于内陆亚洲有多么关键。黑戈壁充填了它们之间的空间，也拉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
穿越黑戈壁，对探险家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冲动。
1934年1月16日，斯文·赫定带领他的新的团队离开了额济纳河绿洲，向西进入黑戈壁。这时，黑戈壁不再为黑喇嘛的不散阴魂缠绕，零星土匪见到他们只能望风而逃。但是，他们的目的地——哈密，同样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与1927年一样，斯文·赫定一行必须及时前往哈密；与1927年一样，哈密并不期待这些不速之客。
这是一次只买了“单程车票”的无归之旅。那个使甘肃、新疆的荒漠绿洲为之震颤不已的年轻的将军马仲英，再次将哈密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似乎是命中注定，他们躲得过黑喇嘛丹毕，却躲不过尕司令马仲英。踏上西行长途的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只能通过无线电了解谁是目前新疆东部舞台上的“主角”。见不到报纸，没有别的资讯，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谁。
这次，斯文·赫定不是依靠几百峰骆驼，而是驾驶福特公司捐赠的汽车，来做新的丝绸之路探险，他的身份也不再是一个外国探险家，而是中国民国政府铁道部的顾问，外籍专家。他们来中国西部作新的探险旅行，是为了勘测连接中国内地到西部边远地区的交通干线，是为了使现代化的交通道路与丝绸古道重合，在木轮车辙与驼马蹄迹上印下汽车的轮胎。几年后，抗日战争期间西部命脉交通状况的实际改善，就是对他们此行作出的质量评估。
再次穿越黑戈壁时，他们的第27号营地与第28号营地，中间夹着“丹毕喇嘛的要塞”，在著名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上，他们的车辙既是直接从要塞穿过。在同行者之中，仅就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而言，还无人能与斯文·赫定匹敌。他不奇怪为什么黑喇嘛会在黑戈壁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潜藏，他与许多人一样，却对失去了黑喇嘛的黑戈壁感到怅然若失。
1934年1月27日，斯文·赫定的车队从第27号营地启程。
快到中午的11点，车队在公婆泉停下来。那时，“公婆泉”已经正式标注在中国的地图上，成了汉语地名。其实，那应该是一个蒙古语音译的复合式地名。这一带整个是一区处在逐渐干涸过程之中的巨大的洼地，泉水涌出的水池长着水草，泉水清澈，尽管时在严冬，水中还有小甲壳虫到处爬着漂浮着；泉水顺地势流向更低洼的地方，最终汇聚成一个湖沼。大快大快的浮冰向四周飘去，像微型的冰湖。但水面的大部分已经封冻。——这，就是斯文·赫定见到的公婆泉。
他们在荒漠甘泉边上，吃了简单的午饭。然后起程去黑喇嘛的要塞遗址。在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书中，有关于要塞的准确的描写。
……要塞座落在南边山麓的丘陵中，围着石头和泥砌成的墙，大门洞开，院子中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庭院。用柽柳树等木料搭的屋顶已不复存在，是一场大火毁掉了所有的屋顶。整个看上去更像一座废墟。房屋之间由细长的甬道、走廊、狭小的楼梯连接在一起，可所有的门都已经不见踪影。院子由一个方形了望塔守望。还可以看出审讯室围着的墙的内侧，有一排固定在地上的石凳。另一间房子，无疑是会客室。通过又陡又窄的楼梯，就到了黑喇嘛著名的私室，房间很小，都显得有点憋屈，象一个奢侈一些的壁橱。从室内的窥视孔可眺望辽阔的沙漠。厨房里面有石头搭的炉灶、锅台和排烟口。这大概就是要塞的主体建筑。
黑喇嘛，人称“假喇嘛”。当他存在时，这里是黑戈壁恐怖之源。他不在了，似乎一切都随他而去。“眼下，只有狐狸和小鸟才是这座具有浪漫色彩的城堡的主人。”斯文·赫定感慨道。
斯文·赫定一行在要塞停留的时间不长。不管怎样说，黑喇嘛与他的要塞已经成为历史，斯文·赫定面对的将是另一个同样复杂的多面人马仲英。他们驱车前行，一路上马鬃山的宁静已经恢复，因黑喇嘛的存在而带来的喧闹嘈杂，被经久不息的烈风刮得不见踪影。路经的小小湖沼又布满野兽的足迹，一条条隐约可见的野兽踏出的小路则消失在荒野极目处。羚羊、野驴、北山羊（红羊），重新分配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他们翻过了两座高山之间的一道低矮的山脊。一片向西伸展的平原出现在面前，高差微乎其微。几处稀疏的杂草，几快雪地，装点着黑色、红色和黄色土壤。在没有化净的雪地上，还印着野驴新鲜的足迹。车队从南北两边的雪峰间穿过，亘古不化的雪峰像一块快巨大的白色大理石丰碑，在阳光下泛着神秘诱人的光彩。景色巍峨壮丽，令人难以忘怀。在途中，斯文·赫定感到自己穿越的是历史的墙壁。路况不好，道路走向不明，他们按着地图标示的，向甘肃与新疆的边界走去。几千年以来，人们就是这样将黑戈壁随便扔在了身后。
红日西沉。耸峙在南方的马鬃山显得越发潇洒超凡。山峰耸峙，从山顶到山脚都覆盖着积雪，当汽车急速行驶时，就着夕阳望去，山脉果真如同飘逸的骏马鬃毛。太阳很快潜至地平线下，暮色苍茫中，丘陵时远时近，怪石突兀，就象神话传说中的中了魔咒死去的城市。车队一路上行，海拔也越来越高。这是黑戈壁第一次印下汽车的辙迹。这些辙迹就碾压在由大风扫净的荒原上。
《黑戈壁》五（3）
考察团的第29号营地就扎在荒野中。没有水泉，也没有牧草，可这已经不是问题。露营的篝火，引得习惯于深夜出行的野兽一夜不得安宁。
次日，车队朝远处的另一组山脉驰去。甘肃与新疆的交界就在那道清幽幽的山脉跟前。在去明水的路上，他们不知道会不会遇上喀尔喀蒙古人或土匪，因为这一路有水，有草，有柴禾。也许会与马仲英派出的巡逻队或边防骑兵相遇，因为这里已经是新疆、甘肃的交界处了。把守新疆这个他想征服的省份的出入口的，是马仲还他的对手，对于考察团都一样。然而，荒原看不到一点人影马迹。除了几头在吃草的羚羊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生命的踪影。
过午不久，车队到达了地图上标示的明水地方。
就在小路旁边，一处古城遗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考察团中有个瑞典考古学家，名叫沃尔克·贝格曼。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的考古，却在中国西部派上了用场。他在中国西部作的重要发现有：如今已经热得“开了锅”的小河遗址，还有著名的“居延汉简”。另外，兴地沟岩画也是他首先披露的。这个岩画意义重大，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他首先在额济纳的汉代边塞发现了多达万枚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曾经与敦煌“藏经室”并称为20世纪两大考古成就。
当然，“明水古城”不能说是斯文·赫定或贝格曼发现的。但他们没有在这里停留，无疑是个遗憾，否则，贝格曼的“功劳簿”可以添上一大笔。尽管行色匆匆，他们要在今天从这里进入新疆，但考古学家就是考古学家，贝格曼居然能抓紧时间为这个气势宏敞的明水古城画了一幅“实测图”。
汽车起动了，大家回望着历经了2000年沧桑的古堡和烽火台，一言不发。
面对古城，斯文·赫定曾感慨地说：
这些古城默默无言地守卫着早就罕见人通行的古道。一座座土坯砌成的古代要塞，已在这个形似竞技场的山谷中屹立了2000年，经受了无数沙暴和暴风雪的磨砺，然而岁月却没能把它们摧毁。我们看到了7座结实的堡垒废墟，或许还要经过几百年才能把它们夷为平地，直到无硬无踪。总有一天，考古学家会再也找不到这些遗址。到那时侯，连狐狸也得另觅栖身的巢穴了。
……
从明水废墟的状况可以看出，在过去2000年中，西北风一直比东南风更为强劲，因为向着东南方的古建筑依然直直地挺立着，而朝西北的一边则受到风的严重侵蚀，只剩下外围的残垣断壁。
斯文·赫定还提到，使他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明水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在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遗迹。而目前，这里已经不用守卫了。实际在当年这里到底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值得建筑这个“奢侈”的城障，还没人想得明白。不论黑喇嘛，还是马仲英，他们的关注点都不在这里。从二三十年代之交起古道行旅纷纷传说，目前明水井泉一点水都没有了。从明水直接进入新疆的古道也很久没有商旅穿行。自从商队不再经常路过这里后，也许明水的井泉就被尘沙埋了起来。在昨天晚上宿营时他们还算幸运，大约一星期之前，这一带刚刮了一场暴风雪。他们的帐篷外到处都是积雪，因此，饮水充足。在明水，一些冲沟和低洼地，积雪达1英尺厚。十分奇怪的是，地上依然有一行行驼粪，让人想起当年这些牲畜夜间被成行拴在一起的情景。两年的日晒、雨淋、风吹、酷寒，竟没能使驼粪荡然无存。
离开了汉代皇室的边塞城障，车队又上路了。他们走的是直接进入新疆的古道。
右边，一座耸立在高山支脉山梁上的、孤零零的烽火台被抛在了车后，接着又经过了明水以西的一口井，车队向西北方驶去。星星峡则在西南。不一会儿，便插入了群山之中。一条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小溪横在路上。为了躲开积雪，他们不得不向北绕行。所谓的路，实际就是大地上的一道时断时续的痕迹，到处是沟坎、土墩、梯形地、杂草、灌丛等等，而上面又尽是些迷惑人的积雪之类的遮盖物，致使他们判断不清塌下去的地方有多深，常常陷进积雪之中。
这天的晚上，车队在一个荒凉的小小山村边上宿营。这是第32号营地。
当地的地名叫“庙儿沟”。等被汽车惊跑的村民回到家，才发现他们对考察团并不陌生，甚至对那个瑞典人斯文·赫定也不陌生。在接近村庄时，又见到了一组玛扎（陵墓）。斯文·赫定注意到，这个村子的“招牌”式的建筑不见了，那是新疆不多见的佛教寺院。1928年1月1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个支队在庙儿沟住过，并留下深刻的记忆。6年后的庙儿沟，已经如同一个为战火蹂躏的废墟。
与明水一样，庙儿沟是另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地点。它的庙宇与石窟寺是佛教文化的“极点”，从地理分布来说，它是佛教文明在西域最东北的一个“触角”。石窟寺曾经在中国西部分布颇广。罗布荒原新发现的洞窟与庙儿沟毁于战乱的石窟寺院，全起到了填补文明地图空白的作用。
如今，斯文·赫定路经的这个叫“庙儿沟”的寂静地方，是新疆最东部的村庄。黑戈壁已经过去。斯文·赫定一行将面对尕司令马仲英和他那个无所不包的队伍。斯文·赫定关于马鬃山黑喇嘛要塞、关于明水古城的记载，是2003年10月我们来到之前最后的回顾。从1934年到2003年，其间间隔了70年。在这70年间，黑喇嘛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黑喇嘛的要塞则是黑戈壁的年轮。
《黑戈壁》六（1）
2003年留在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当然是“非典”。
4月20日，北京的许多单位（包括我们的单位）已经不上班了。谁也不知道事态将向何处发展。
最近四五年间，我的工作秩序混乱。从2002年开始，我每个月要到太原工作十天，北京、山西同属“疫区”，眼下，这例行的往返也免了。可闭门不出仅两个星期，我就觉得如同生活在寺院里。平静的生活反到使我手足失措。
事情终于找上门来。
原来说是从4月21日开始，休“非典假”一个月。到了5月20日，得到“继续放假”的通知。刚刚得到通知，就有了变化。当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几年声息全无的熟人吕长虹打来的。实际是他的手下打的电话，传他的话说：要见见，有事想谈谈。也许是“非典”闹得人太寂寞，需要联系吧。我没有拒绝。于是，一来二去，几轮电话打下了，将我“裹挟”近一个无法抽身的“程序”之中。
——这就是我的妻子总说的要我“得学会拒绝”的一个例证。
其实，我不会拒绝，那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也许不用“拒绝”反正它将自生自灭。我想，它就像一个雪球，在太阳底下有点时间，自己就会熔化。可我没有想到它就是一个雪球，只要开始滚动就势必越滚越大。“非典”也挡不住它的滚动。
我认识吕长虹是1999年，那时我还住在北京大学附近。一天，他与另外两个年轻人来家中相访，说是要谈谈“小河”。这种事，十个我一般会推掉九个，可这次没有。他们谈的是“小河”，而我刚刚从塔里木南缘经历了第三次寻找未果，铩羽回到北京，并写了一篇“悼词”，就叫做《失败者凯旋》。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必将有下一次。这不，关心“小河”的人就主动找上门来。另外，这第一次见面，“吓着”我了。三人中有一位是背着一个大包来的，包挺重，可不知装的是什么。我们随便聊起来，说着说着，大家都“进入”了新疆塔里木。我说一个地点，他就说：啊，你是在某某年去的那个地方。我说到一个探险家，他会说：你在某某发表的文章，与你的某某书的某某节对他的评价有不同。他说着说着，不时打开他的沉重的包取证。
原来——我倒吸一口凉气——包里全是我写的书、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
当即我就决定：与他们一起去“小河”。
当然，到2000年年底，一切障碍都拆除了，我们的计划也“面目全非”了。事实上，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2001年1月4日，我抵达了向往已久的“小河”，可探险队中除了我，那三个年轻人全不在其中。他们的工作方式我感到十分陌生，但我能理解他们，他们自己已经成了“代价”。这还不够吗？
2003年的春夏之交，吕长虹又设计了一个探险计划：采访远离我们的人群。计划不错，可我缺乏信心。我觉得，设想在2003年出发去西部，有太大的悬疑性。那“非典”呢？它跟不跟我们一起走？可吕长虹与他的助手们就没把“非典”考虑进正常生活秩序之中去。毕竟年轻好啊。
这个计划又改变了好几次，最终成为“探访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考察。我们计划利用“十一”的长假——作计划时连当年“十一”还有没有长假都是未知数——到西部去，穿越戈壁沙漠，从额济纳绿洲到巴里坤，再经巴里坤前往乌鲁木齐，重点是中国极北的阿尔泰山友谊峰。这是一条“被遗忘的”古道，从斯文·赫定1934年年初离去之后，已经“沉默”了70年。
我的计划设计好了，有一切要素，有看点，行程有新鲜感，但有惊无险，特别是将有发现。其实，我做的一切都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发现”。那时我将主要“看点”放在了寻找“谢别斯廷”泉水上，根本不敢想会在黑戈壁有所发现。
在作这个计划之前不久，我曾在199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发现了一个叫做“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的地名。这是中国地图中最长的地名，有10个字。从这个地名所在的位置判断，它应该与1927年－1928年之交斯文·赫定困守的那个著名的泉水“谢别斯廷”是一个地方。我知道，当时斯文·赫定曾按惯例，将首次注明泉水所在的瑞典地质学家艾里克·那林的名字冠于原来的地名之前，“布拉格”，是蒙古语的泉水之意。在斯文·赫定的探险地图上，这个地方的正式名字就是“NORIN… SEBESTEI”。所以我认定，地图上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就是《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上的“SEBESTEI”。从作出这个推测起，我便盼望着有一天能亲临实地，证实这一点。
我写出的考察计划是：
在酒泉集结。乘越野汽车尽量贴近弱水（额济纳河），前往额济纳旗的首府。考察古居延海，寻找当年的遗迹：烽燧、城障、古道。重点是古长城，金塔，狼形山制高点，黑城，破城子，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考察沙埋古城与荒漠化的绿洲，确认古道的走向，就额济纳东归两三百年的土尔扈特部落与定居居民的人文情况作专题采访。从额济纳旗出发，先到谢别斯廷泉。再沿古道前往明水，探访“丝路罗宾汉”丹宾喇嘛的神秘要塞——巴音布鲁克。通过大石头，沿真正的古道从星星峡进入新疆。到达哈密，再越过天山前往巴里坤，沿“流放之路”通过巴里坤湖、色必口，进入木垒。考察北庭故城。通过“一炮成功”进入乌鲁木齐。这是一条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但已经“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从汉代以来，这就是西行之路，清代又成为流放之路。其中的主要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新闻记者范长江曾考察采访并路经，从那时起，在七八十年间，这一路的人文、历史、环境等等已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