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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论’。这一点你知道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你管过没有？我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你们不管，那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要管。现在的北京，就是吴晗、廖沫沙那样一些类型的人说了算。”
彭真说：“现在我正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鼻子哼了一声，继续说：“尹达同志的这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就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就是喜欢压制别人革命，对年轻人的文章进行扣压，这种做法坏得很！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过去吴晗、翦伯赞这些人的文章是一路绿灯，现在我也不赞成不让他们发文章。对吴晗、翦伯赞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翦伯赞、罗尔纲这些权威！他们实际上是纸老虎，没有多大的水平。我们许多的年轻人写的文章，无论在质量和水平方面，都比他们强。为什么中宣部的一些人要压制年轻人的文章呢？因为一发表出来，那些权威就露出了真面目了，所以他们怕真理。”刘少奇把毛泽东所讲的尹达的那篇文章刚刚看完，里面共讲了三个问题，即：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二、史学上的阶级斗争；三、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尹达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的历史，系统地揭发剥削阶级歪曲、伪造历史的罪恶，把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按其真实面貌还给广大劳动人民。但是，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世界各国世世代代的剥削阶级御用的史学家，为其阶级利益，偕其阶级偏见，编写了大量的歪曲历史的史书。这些史书在世界各国长期流行着，已经形成为一种传统的力量，似乎这就是真实的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的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陆定一悄悄地对刘少奇说：“尹达的文章里充满着片面性和激进性，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我真不知道，主席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文章？”
彭真也当场看了尹达的这篇文章，注意到了里面这样的观点：“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史学遗产的批判，是无产阶级从剥削阶级手里夺取史学理论阵地的斗争，是兴无减资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里罗列了几种现象，正是这几种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在史学研究中，同整个学术领域一样，我们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经过反复争辩，逐步弄清是非，借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逐步消除史学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积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资产阶级史学家却企图把“百家争鸣’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不论他们‘鸣’什么，都不能批评。你批评吗？那就是妨碍了他们的‘鸣’，那就是不准他们‘争鸣’，那就是违犯了‘百家争鸣’。这里难道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吗？”
彭真看到这篇文章上陆定一的批示是：“完全是贴标签，把阶级斗争的标签到处乱贴！”这时，彭真听见毛泽东正好讲到：“要把中专、技术、半工半读，统统弄到乡下去。”他一怔，清醒过来，毛泽东还在继续说：“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写就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实践学。我们这些师长、军长不知道尧王、舜王，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的。”
这时林彪又插话：“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有简单一些的，也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从来照着书本打仗的人没有不失败的。”
毛泽东拍着桌子继续说：“还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搞四清，一种是半工半读。你们再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钢的东西，批得很好。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真理是在戚本禹这边。他的文章你压住，就是欠下了债。实际上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越压越要革命。赫鲁晓夫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出全集呢？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也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只有我们对赫鲁晓夫有这样的气度，他就不敢公开发表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们连一篇也不敢公开。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宣部和报纸，就不发表姚文元、戚本禹、关锋这些人的文章呢？无非说明你心中有鬼，不敢展开辩论罢了。”
刘少奇说：“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彭真也说：“实际上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毛泽东对他们的插话毫不理会，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和教育革命，要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反正地球照样转，人民照样革命。这次社会主义革命不要勉强，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讲话。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只能是东风压倒西风，再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统治我们阵地的现象了。”
彭真说：“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合作，一定要坚持原则。”
林彪顶他说：“这是阶级斗争，我们要说话，他们也是要讲话的。你不让他们表现也不行，两种阶级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说：“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闭着眼睛听完这几句话，突然冒出来一句：“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知识分子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马上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不能等着让资产阶级把我们溶化了，我们要和他们争夺阵地。这块阵地拱手交给资产阶级他们也不会说你好，照样骂你，搞你的鬼。中宣部扣压了多少像尹达、戚本禹这样的文章，你们回去好好地检查检查，立即回头。”
陈伯达说：“接班人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这也是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原因。苏联不像我们，我们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说：“我们就是不叫坏人接班，我们要选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说到这里，他转变了话题，“现在再讲一讲工业体制的问题。这也是为了下一步应付突然事件。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还是要靠地方解决问题。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还是要靠地方来向中央进攻。所以，我总是主张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但是你们想一想，一旦出了问题，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的问题吗？如果从长远的规划来部署，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与会者，谁也没有真正掌握了毛泽东的真正含义和用心，都以为毛泽东已经转变了思路，似乎要解决的问题和在座的这些人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刚才紧张的心情这时都逐渐地松弛下来。众人的眼光对准毛泽东，有的人悄悄地看了刘少奇一眼，他沉稳地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着烟卷，似乎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和他没有任何的瓜葛。
彭真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要像野战军和地方的关系那样来工作，就好办了。”
“将来出了问题，地方要支持中央。”毛泽东说：“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卫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多种武器。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的办法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刘少奇说：“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大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毛泽东说：“现在做不同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但是我们要统得过来，要想统，首先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积极性，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扣分散主义的帽子。这个帽子压住了许多地方的积极性。”周恩来说：“有些地方怕搞机械化。我看应该让他们也来一个鸣放，说出他们自己的话。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充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毛泽东说：“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鸣放不行，你们回去后在群众中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我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不然他们不敢放。这样，我想是会鸣放出许多的好主意的。”
周恩来说：“鸣放，有人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这就要告诉他们，不抓辫子和不扣帽子嘛！”毛泽东说：“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这样，一旦有事情就应付不了了。我坚决地主张给地方以充分地自主权。给他们积极性。”
彭真说：“上海用机械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政策方针，就是大的政策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省市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急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飞机场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这时，余秋里插话：“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
林彪说：“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我们还是要实行过去的一套好的东西。”
“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毛泽东说，“二线一线书记搞建设，地方和民工就可以包下来。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你们许多人的特点就是想抓权，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而抓权。我就偏偏要把你们的权力分下去。这也是对付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的一个办法。”
彭真说：“小钢铁厂有一些，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现在再搞一套，就大不利于战备了。将来打起仗来，依靠的还是地方的同志和部署，我们的三线建设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服务的。没有这样的准备，吃亏的时候就后悔了。”
彭真说：“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不满地说：“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马上说：“那时叫八机部的人去当厂长嘛！你收上来，那就再放下去嘛，反正不能老是由你捏在手里统又统不过来，管又管得要死。”
毛泽东马上说：“有的对农民实在是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给送去三、四成，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讲到这里，他作了一个打屁股的手势，说：“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现在看来统得太死确实不行。”
“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的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毛泽东刚讲到这里，陶铸也插话：“中央也无权呀！”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准许闹独立派，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戚本禹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还是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不要不服气。”
“我就是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毛泽东说到这里时，林彪马上补充道：“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点点头：“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子教三娘，也是一种革命，在今天有它的重要意义。我记得是列宁讲过：当不了群众的学生就永远当不了群众的先生。”
林彪说：“我们这些当老爷的人只想专政，他们从来不想让学生得到解放。”
毛泽东说：“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我们现在的官场究竟怎么样？会不会在一个什么时候也现形？很难说。最后，我再说一遍，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彭真当然知道，毛泽东所讲的这位吉林省的书记，就是郑季翘。他写了一篇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基本上否定了文艺上所推行的形象思维的规律，认为：“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的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的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对这样的观点，彭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建议人民日报先不要发表。现在，毛泽东显然是不满了。这时，他突然又想起关锋和林杰写的另一篇批判《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弄得不好，也会反映到毛泽东这里的。想到这里，那篇文章里的观点，响彻在自己的耳边：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扩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凉，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想到这里，彭真的头上不住地冒着冷汗。他知道，这样的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含义，这样的理解将会对吴晗和北京市委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时间的发展，恰恰把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回到北京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这篇文章，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该文：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料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做‘反对左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