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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起，真正下功夫研究毛泽东，而且研究透了的，是林彪。
林彪听取了江青的意见，并且亲自和毛泽东谈话以后，对这位伟大领袖的思路和脉搏自认为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在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里，毛泽东是最重视舆论工作，特别是高度重视理论作用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毛泽东把理论来自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指导于实践的精髓掌握得精熟老练。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上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他参加革命斗争以来的政治经验和革命智慧的高度总结，反过来他的哲学思路又始终指导着他不断地进行新的斗争，而且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毛泽东在长期的风浪中，就像一个稳操胜券的舵手，眼睛始终地盯着前方。任凭身旁波涛翻滚，云雾弥漫，浩烟吞吐，他总能破险峰、穿恶水、斗蛟龙、战群魔，取得神话般的胜利和成功。他的辩证法策略和战略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正因如此，他博得了所有的同志们和战友们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尊敬，博得了全党全国全军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战争年代，他全部的精力的重心是放在夺取政权和歼灭敌人的军事谋略上，部署战役，指挥作战；夺取政权后，他的重心是抓上层建筑，围绕着巩固政权的问题，部署和指挥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战役。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断定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抓理论斗争，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最后发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革命上来。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反复地作了研究。在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看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们看了吗？非常值得研究。现在看来，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他揭开了盖子，说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的，破除了对他们的迷信。另一点是他捅了漏子，就是说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还是他的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对斯大林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功、过要恰当。否则，就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主张在我们中央的高层领导同志中，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连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外，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陆定一、陈伯达、邓拓和胡绳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斯大林的错误、中苏关系和个人迷信等问题。当时，毛泽东就料定，苏共领导人的这些行动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严重的影响，势必会在全党和全国产生连锁反应。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秘密报告，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得很中肯：“我早就认为斯大林会出问题的。他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出过许多错误的主意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一开始是支持王明的。王明那个‘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起源于斯大林。抗战结束以后，教训我们不要打内战，很长时间是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到苏联访问时，他还迟迟不愿与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些都说明了斯大林的过错，说明他不是一贯正确的。当然到了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我们出了兵，他才相信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才认为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插话说：“斯大林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作用和领导，承认他自己在中国的问题上犯有错误。”
“这就是斯大林的正确一面。”毛泽东马上接着说：“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这一点，就是绝大的错误。在这点上，我们和赫鲁晓夫是有分歧的。紧密相连的是第二点，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使我们应该独立思考了，应该使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着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要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错误。第三点，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况且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犯点错误又算得了什么？我历来是一个错误难免论者，斯大林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问题上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叫谁也避免不了。第四点，依我看，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斯大林从哲学上讲，就是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过早地取消了苏联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造成了最大的失误。我建议我们的秀才，由陈伯达同志为主，根据会议的讨论，写成一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公开我们的观点。”
林彪感受出来，毛泽东是十分留恋斯大林的，对赫鲁晓夫处处表现出了恶感。他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对一些人说：“赫鲁晓夫早就是斯大林领导核心的成员，十多年来他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早不站出来抵制斯大林的错误？说明他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这几次会议讨论，陈伯达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写成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公开发表，实际上等于同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划清了界限。随后，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底再次组织写成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的这几件大事表达了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
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里，处心积虑地要反复证明的是这样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思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多次说：“这段写得好，客观上是替斯大林辩护的。”
毛泽东特意指示写上了这样的段落：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它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从此，毛泽东就把“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戴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忍耐了三年以后，终于和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展开了论战和较量。
经过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开展的反击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更加日益公开化。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乘机讹诈后，毛泽东采取了首先抓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对付外部的修正主义压力，为此不惜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来争取刘少奇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来全力配合他，支持他，以减少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林彪这样认为并悄悄地写了笔记，以静观时局的发展。
他觉得，毛泽东在形形色色的敌手们的四面包围中，骨头硬朗但是手腕灵活，他绝对不采取四面出击的下策，而是分清主要矛盾，具体区别对待，很有次序和策略地逐步地解决问题。从一九六一年初起，他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一九六二年初的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倡导党内民主集中制，更加广泛地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促使整个形势迅速好转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国内特别是中央最高层的局势稳定下来后，他从一九六三年初起，把他的精力放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外部的反修反帝反击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上。同时，他高度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动向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规律，提出了国内外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思考了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形成了他一系列的方针和路线。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一面主持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准备和苏共领导展开大论战；一面又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从中国社会的基层开始清扫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垃圾，打好基础之战。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十七条中，写下这样的段落：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证券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盏向上彻底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经过了一年多反击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导致了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伙赶下台，毛泽东认为国际反修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现在，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把反修的斗争转入到国内来。林彪隐隐地感觉到，毛泽东已经把这场斗争的序幕拉开了，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第二十六章 拍案而起
＇毛泽东拍案而起：“好啊，杨尚昆竟然搞我的特务活动，那就较量吧！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统统给我开除党籍！”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危险的信号！＇
还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初，毛泽东听取了汪东兴关于解决公安部几个问题的汇报后，问道：“中央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特别是中央的机关内部，一定要防止类似杨尚昆这样的人再搞我的特务活动。”
汪东兴神秘地说：“是的，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主席不管在什么地方说话一定要高度注意，据我了解，主席身边有人已经秘密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的设备。毛泽东一惊道：“是吗？我不是再三强调不让他们在我身边搞这些名堂吗？”
汪东兴说：“主席，我总觉得杨尚昆这个人十分可疑。据我所了解，他已经背着中央和主席私自在主席身边和专列等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器，并且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他同罗瑞卿等同志的关系也十分的不正常，起码是积极地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在他的指示下，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这些人也参与了在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的活动。他和邓小平、彭真这些同志的关系也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工作范围。”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马上把江青叫了过来，让她参与了解和调查这方面的工作。他对他们说：“你们通知中央，一定要再认真地清查一遍。凡是参与秘密录音和搞窃听这类阴谋活动的人，不管牵扯到谁，一律要开除党籍，严重的要逮捕法办。这件事，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为什么还要搞呢？我看这里面有名堂，有鬼！”
江青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录音是由机要室负责和掌管的。这项工作，本来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开始会议录音是从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由当时中央秘书局管理。那次旨在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会议，正在杭州进行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为了让他及时地了解情况，他指示：
“把会议发言的整个情况录下音来，省下再听会议的汇报。同时也可以给历史留下资料，以便接受历史的检验。要充分地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为我们服务。”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移交给机要室。当时杨尚昆说得很清楚：“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核对会议的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我们要逐步地建立录音档案，把这些档案作为中央档案的一部分。”现在，如果事实证实了汪东兴等人的揭发，杨尚昆显然把录音和窃听的目的弄得复杂化了，成了整理和搜寻毛泽东问题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确实是早就有所防范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长沙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录音设备和正在录音的机器，立刻对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刘吉顺大发其火：“这是谁让你们搞的？我再三地讲过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为什么执意对抗？你们难道想搜集我的材料准备搞名堂吗？我早就给你们说过，这种录音是靠不住的，容易被人剪接来搞阴谋，你们为什么不听？谁搞的这个名堂，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吉顺吓得脸色苍白，只是说自己是奉命办事。毛泽东马上把汪东兴叫来当面指示：“你给我报告中央书记处，追查是谁让刘吉顺跟着我出来录音的。秘密录音的事情我是有指示的，为什么明知故犯？要给我搞清楚！查到谁头上都要严肃处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汪东兴马上通知了机要室的负责人康一民和赖奎，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录音的来龙去脉。机要室的这两名负责人于五月一日乘专机赶到上海，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怒气未消地说：“谁让你们搞这些鬼把戏的？想抓我的把柄吗？你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不听我的话？是谁让你们这样搞的？”
江青当然清楚毛泽东所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到会的人们介绍中苏关系，他担心会议后有人秘密给苏联通风报信，就指着个别正在记录的人说：“今天完全是秘密通报，任何人不准记录，不准私自传达，只是让你们了解情况。”胡乔木报告道：“还有录音呢，现在正在录着音。”
毛泽东马上火了：“是谁让他们录音的，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搞这个干什么？以后在我的身边，谁也不准搞这类秘密的侦察活动。这容易给坏人造成空子。”
现在，毛泽东再次批评康一民和赖奎，依然出自同样的担心。他问：“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汇报，你们录了些什么东西？有多少？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他们说：“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时，叶子龙同志曾经在火车上向主席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是为了保存资料，主席说好嘛！一九六零年四月底至六月初，杨尚昆主任随同主席外出，到天津时主席曾经指示杨尚昆同志要调录音员去录音，并指示陪同主席接见外宾的廖承志、刘宁一和刘长胜同志，在发表接见外宾的消息时，要同录音核对。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有些还送给主席和周总理等其他领导同志批阅……”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你们不要强词夺理，我允许的录音和你们私自搞的录音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们把几件性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