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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马上插话说：“为什么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人民公社没有垮掉？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基础，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
江青没有接茬，继续说：“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演员从小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是唱反调的。当然晚上我看戏心里有本账，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会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春桥同志为了修改这个戏，费了很大的劲，逐句逐字地修改唱词，比那些所谓的权威们下的功夫要多得多。”
张春桥说：“我们搞现代戏，资产阶级也在搞现代戏，目的不一样。于伶的话剧《七月流火》从现象上看，是描写一九三八年在上海的孤岛上，一群职业妇女的抗日活动的，实际上却是以田汉、于伶当时领导的‘救亡宣传队’为蓝本，给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于伶说：‘我写的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三十年代的幽魂，早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就已经解决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且为无产阶级戏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都是吹牛的！”
江青说：“所以呀，现代戏也是分两种：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我们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说到这里时，她的眼圈红了，张春桥也低下头来。江青继续说：“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原因恐怕是：第一劲头用得不对；第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第三是缺少点牛劲。同志们都知道，我多年来给毛主席当秘书，已经不搞戏剧了，成了外行。但我虽是外行，还是有点牛劲，我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捍卫毛泽东思想。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我放不下心。你们看过《丽人行》这出戏吧？那是田汉的话剧代表作呀！好不好呢？”
“这个剧中被当作英雄的主人公章玉良，在监狱里被默许不再发表反对日本的言论而无条件地恢复了自由。出狱后，他过着和平的书斋生活，靠编写文艺理论和作品过日子。这和瞿秋白在监狱里写的《多余的话》中所说自己的活动是‘历史的错误’何其相似！”张春桥说，“剧中所描写的地下工作者周凡本来是一个叛徒，可是田汉却把他当作了英雄。所谓的丽人梁若英和金妹，实际上也都是一些出卖自己的可怜虫。这个戏写作于一九四四年，后来列入了一九五七年的五四优秀剧目。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后，它跟什么《李秀成之死》、《四郎探母》、《桃花扇》等一样，都是为叛徒树碑立传的。”
江青说：“关于《红灯记》，中国京剧院的同志可能已经和你们谈过了。我再从我的角度，谈谈《红灯记》。有人说我用斧头砍了你们的戏，其实，我对《智取威虎山》是感兴趣的。小说《林海雪原》中把剑波写成了神，神，世界上是没有的。写成了人，是一个大的‘人’，抽象的人。杨子荣写得是好的，但是也抹了灰。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想把革命英雄人物写好的。”
张春桥说：“柯庆施同志就说过，让我们坚决地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
江青马上说：“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我看了你们两个戏，就认为你们不应该自卑。真正的群众是欢迎革命现代戏的。他们在看现代戏的时候，没有中途走掉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老戏说写得并不十分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当时座是满的，京剧院长说上座不好，也可能是包场。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站起来。这就说明群众，但是不是那个三千万，是欢迎现代戏的。可是有的现代戏为什么不行，唱得不够，打得不够。原来老的一套太多，鱼目混珠。自那以后，我说肯定革命现代戏是能搞好的。因此我呼吁会演，到处奔走。去年打了一个仗，证实了我的看法。和《红灯记》比较，我们走点弯路。走了点弯路，就拉回来，不要紧。”
张春桥说：“其他的戏剧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红灯记》是写气节的，题材不同，艺术处理上也就不同。”江青说，“《智取威虎山》是能搞好的，要有牛劲，要有信心。要磨，要经得起磨，譬如《沙家浜》芦荡一场的唱，就磨了很久。要不要把《智取威虎山》这块样板打出来？要打出来，我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体力够。”
“我们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把这个戏搞成样板。”
江青激动地说：“《海港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大弯路。问题是如何突出正面人物。京剧要突出反面人物是很容易，因为原来演的都是反面人物。《红灯记》所努力的，就是突出三个正面人物，把原来叛徒的戏砍掉了一些。《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去年看过蛮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更强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正面人物反而没有，杨子荣有几次亮相呢？这可能是个创作方法问题。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张春桥说：“《智取威虎山》的背景大家不大清楚，实际上搞清楚了后，大家的积极性会更高。”
江青说：“为了提高思想性，就是要把当时全国的形势搞清楚。一九四六年，全国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仅仅是东北。敌人有美式装备。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和日本勾结起来，不许我们受降。但是，真正强的是我们。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我们有人民，有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这个戏的主题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这时，张春桥对江青说：“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都是对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但是，中宣部和文化部都命令扣压，指示各报刊不准刊登和发表。”
起初江青不以为然，等张春桥第二次提到此事后，才引起她重视，问道：“你手头有他们的文章吗？”
张春桥说：“我这里有一篇尹达同志写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我认为虽然有点片面性，但是文章的中心是要革命的，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陆定一和彭真都反对这篇文章，已经压了整整一年多了。”
“你给我找来这篇文章，我要仔细地研究研究。”江青从张春桥手里拿走了那篇文章，然后用两天的时间进行了研究。
这篇文章写道：“我们一向珍视祖国的史学遗产，我们说必须经过批判，吸取其中的精华。你要批判吗？他就说你是‘虚无主义’，抹煞遗产；你要继承吗？他就自居遗产，‘继承我就是继承遗产’。这些史学家，就反对批判，企图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偷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来。这些史学家的灵魂深处，还是充满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思想。虔诚地向孔夫子偶像行礼的人，难道不就是典型的例证吗？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任何人都不得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当然，在史学界任何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历史问题的新见解、旧观点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自由争论中必然涉及到某些人，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本着旧学术界的传统习惯，疑神疑鬼，恶意揣测，某某人在打击某某人，某某派在进攻某某派，以旧社会勾心斗角的宗派情绪，歪曲学术上某些原则性的是非之争，并且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把严肃的科学问题，转化为庸俗的人事纠纷。他们利用某些史学工作者在政策的理解上或历史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分歧，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纵横扒开，上下跳，拥护某某，反对某某，硬把旧学术界的卑劣手法，塞进今天的史学界。难道他们不是利用这种手段，打击左派，企图瓦解我们革命的史学队伍吗？
“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垄断史学论坛。他们懵懵然，昏昏然，自封权威，君临于史学界。他们在宗派情绪支配下，形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学阀作风。他们的矛头特别指向青年史学工作者，冷嘲热讽，肆意谩骂，说青年‘幼稚’、‘无知’、‘空洞’，是破坏他们‘伟大建树’的‘爆破手’。企图用这样的手法，把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打下去。另一方面，对于少数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的青年，却认为是天才，是希望所在，大肆吹嘘，赞不绝口，培养起他们的接班人来了……”
江青看到这里，马上引起了兴趣。她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毛泽东，说：“尹达的这篇文章，本来是很好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的束西，但是中宣部却扣压，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小人物的东西，为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开道。这个问题迟早应该解决。否则，史学界就不能革命，就不会有生动活泼的景象。如果继续容忍他们死气沉沉地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毛泽东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就把这篇文章进行了阅读：
尹达的文章里写道：“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以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实史’、‘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把理论同史实对立起来，以‘尊重史实’为名，行其‘史料即史学’之实。他们片面夸大‘考据’的作用，企图以考据学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
毛泽东看到这里，用红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很重的记号。然后，继续往下看：
“高度革命性与高度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征。而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割裂开来，自居于‘科学性’，自外于‘革命性’。说什么现在‘只有革命性，而无科学性’，‘要末，就要科学性；要末，就要革命性’。试问，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还有什么科学性的史学呢？难道这不是抗拒马克思主义吗？
“我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研究社会的历史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具体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某些史学家却认为‘阶级分析并不是万应膏’，‘研究原始社会就不需要阶级分析’，企图否定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试问，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能够用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吗？世世代代的史书都在诬蔑劳动人民，这不是剥削阶级的阶级观点吗？试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怎么能够了解原始社会从没有阶级到阶级发生的真实过程呢？
“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是两大罪状。这样的话竟会出在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口！我们要向：你们是否主张‘见农民就打，见地主就捧’呢？”
毛泽东看到这里，把划出来的地方指给江青看，说：“这些观点和批判，都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你可以质问一下陆定一，看他怎样解释？”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之手送到陈伯达手里的时候，他对其中的这段话深思了很久：
“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对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谁要批判，就是‘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历史上的农民，竟成了他们诬蔑的对象。一说农民落后，只想发财致富，只想做皇帝；二说农民起义没有自己的思想，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封建制度；三说农民粗暴，杀人太多，往往造成瘟疫，造成社会的分裂局面。总之，帝王将相成了历史的‘光明面’，而农民却成了历史的‘黑暗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主义’。”
他问道：“尹达的这段话究竟是指谁呢？不点名就容易引起大的麻烦，很多会对号入座的。我看最好还是点名批判。”
毛泽东说：“点名不点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就是紧紧抓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放，到现在才抓出了点名堂。许多问题揭不开他们的盖子，如批判田汉、夏衍、齐燕铭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没有大的收获。直到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等等后，形势出现了转机。不把学术领域里的盖子揭开，政治上的路线是非也就很难分清。你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不要还是像过去那样总是企图脚踏两只船，路线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嘛！”
陈伯达说：“我当然是要站在主席这一边的，其他人的话我是从来不那么相信的。”
“那好，我就是要看你的行动的。”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和他的谈话。
第二十一章 东山再起
＇毛泽东说：“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引蛇出洞……”＇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一发表，神秘的江青突然地在上海露面了。
她将曹荻秋、张春桥等几个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叫到她下榻的丁香花园住地，细声慢语地说：“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捅下了马蜂窝。你们知道吗？北京现在炸开了锅。彭真坐不住了，还有那几个老爷们也都坐不住了，看来我们确实打在了他们的疼处。姚文元同志，主席关注他已经好久了，快十年了。你们还记得吧？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的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的主席已经对姚文元作过高度的评价。这一次，他再次放了重要的一炮。这一炮的炮手是谁？我在这里悄悄地告诉你们，但是要保密，炮手就是毛主席！”
张春桥说：“在北京的许多朋友和对手都纷纷来信、来电话，要摸姚文元的背景。”
“告诉他们，没有背景。不管他们打听谁，都不要透露半点！”
这时曹荻秋也深深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知道毛泽东在文章发表之前曾三次审阅了这篇文章，并征询过他的意见。那天，毛泽东的神色经常激动，对他说：“在北京我快成了光杆司令了，说话没人听，毫无办法，只好借助贵方的风水宝地复辟了。”开头，曹荻秋以为毛泽东是在讲笑话，现在他却意识到这的确是场含义很深的政治斗争。因为毛泽东再三交代：“我在上海的活动，对外绝对保密，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泄露给北京。”江青俨然是这里的主帅。她说：“我看围绕《海瑞罢官》而展开的讨论，就由张春桥同志全面负责。要注意引蛇出洞，把隐藏很深的坏人钓出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这样才能分清阵线，看清每个人的庐山真面目。来自各方面攻击姚文元同志的言论，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将来再说，总要清账的。”
“不过，大鱼未必好钓呀！”张春桥说，“躲在幕后的像是一些老奸巨猾的政治油子，他们不肯轻易上钩的。再说上面的动态也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人都是看上面的风向而行事的。没有上面的暗示，谁也不会公开造次。”
江青微微一笑，笑得非常恰当：“这篇文章没有惊动北京，就是要着看上面的风向。主席说过了：要把这篇文章作为温度计和试风标，迫使一些人亮相。我们可以诱敌深入有步骤地展开讨论，故意先发表一些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造成一种争鸣的样子，那伙对党怀有仇恨的人就非跳不可。不跳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是一定会同我们较量的。等他们跳出来后，再‘围而不歼’，让他们自相矛盾，让他们暴露自身的弱点，然后再有准备、有计划地歼灭他们。”
“好！好极了！”张春桥差点拍着大腿叫起来。“江青同志不但在文艺上内行，搞政治也很内行。当初江青跟着主席打仗，学会了不少主席的军事思想。”
所有这些，在北京的中央核心人物毫无所知。但是，康生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打了个怔，他对曹轶欧脱口而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和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间正好同天。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主席这个人是最喜欢搞一些政治游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我曾经对江青同志谈过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写出了批判文章。看来主席是要有行动了。”康生把姚文元的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才决定给江青打电话。“姚文元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呀！”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