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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维还陶醉在当年的炮火中：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我把部队兵分三路从三道川出发，到了我们的埋伏地。我到五点多的时候来到指挥地，在一个山腰里调兵遣将呀。到七点多的时候，敌人的追兵过来了，都是骑兵。我马上下达攻击的命令，整整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歼灭了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的一个团，击溃敌人的三个团。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这就是抓住了时机，选择好了打仗的突破口。现在，我觉得你抓《海瑞罢官》抓得好。抓到了我们对手的要害处。彭德怀是死老虎，弄得不好也会缓过劲来变成活老虎呀。”
江青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真正意思了。
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特意嘱咐：“这件事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不管写成写不成，此事不能让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人知道，也不能报告总理。总之在未发表之前，这件事一定保密。”
她这种超乎平常的态度，愈发使人感到蹊跷和不安，他们都以种种借口婉言拒绝。
“好呵，北京真是一块独立王国了，看来我们插不进去。”江青对康生说。
康生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你往后看就知道了，这里面的东西深着呢。许多问题，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暴露的。这些年来，我也觉得要在北京办一些事情十分地艰难。
“康生同志，”江青笑着地改变了口气，说：“主席让我到上海看一看，换换空气，我觉得是南方的气候好一些。为什么主席不愿在北京呆着，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是嘛，哦，我也明白了些。”康生依然是那么一副古怪的神态。“我这个五人小组成员，不过是跑龙套的角色。毛主席点了彭大个子挂帅，我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彭真批的一些文件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一条，我要给你早点说清楚。不然到时候，又分不清是非了。”
连江青也听不出，他这话的含义究竟是发牢骚，还是另外有什么含义。
康生对江青说：“我这个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在解决了同苏共领导的理论分歧以后，现在开始往国内的问题上转移。我们的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对国内的修正主义，我看得写九十篇文章才行。国内的问题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根子很深哪。我主张你要再作一些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抓住问题，彻底树立起毛主席在文艺路线上的权威，把他们彻底摘掉才行。用四清的办法究竟效果怎样，我还在考虑。”
是的，还在这年的五月，毛泽东在和康生谈话的时候，就这样向他提出：“我们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分清了理论上的是非，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是真正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赫鲁晓夫的下台，表明了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现在是到了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的时候了。谁要说我们国内没有修正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要继续搞革命了。”
康生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反复思考了很久。
毛泽东在单独和他谈话时，多次讲：“有人在秘密地整理我的材料，包括我的讲话和一些人的指示。我是从来不想给别人什么指示的，有的人专门搜集这些，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总结经验，如彭真这些人，我看也有些人是为了秋后算账。到时候人家拿出东西来，你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嘛。”
康生说：“杨尚昆指示一些人秘密录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组织上的解决，就会给一些人留下口舌。我看还是要尽快把他的问题解决。”
他又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间和他、陈伯达等人几次谈话内容，实际上已经给他们交了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实底：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认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找哲学。现在你们这些人搞得东西都颠倒了。党内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你们参加不参加？你们不参加就熟悉不了哲学在我们党内的运用。所以，我劝你们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党内包括最高层斗争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不能太保密了。”
陈伯达说：“我在天津搞四清，就接触到了许多严重的阶级斗争，都是和上层有牵连的，也就是说，幕后的党内走资派活动得很隐蔽，也很厉害。”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和他们谈话也很坦率：“你们多搞点阶级斗争，那是个真正的大学。什么北大、人大，究竟哪个大学好？我看还是阶级斗争的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我们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过去读过孔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当然也学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老师还讲了教育学，也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是社会斗争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充其量是个小学教员，中学只是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后，我学过的那些东西搞革命根本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书，可以查文字，至于内容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爱仁，实际上是爱那些剥削者。我都是如此，你们难道能例外吗？”康生说：“我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走过了一个过程的。我在中央机关里接触的都是最尖锐的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叛徒和奸细把你出卖了。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次主席号召全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农村和工厂去搞四清，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今冬、明春，你们分批下去。都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这次，刘少奇把他的老婆王光美派下去搞四清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离开了中央的规定就不好了。她下去也无非发几天烧，知识分子就是不能吃苦，经过锻炼，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你们都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总之，你们不下去就取不得对阶级斗争的发言权。”
康生说：“如果不接触实际，我们的各种研究所快要不食人间烟火了，成了神仙世界。包括现在的哲学，还有光明日报，什么文学，还有那个周谷城，以及他们的经济所也是搞利别尔曼那一套，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毛泽东笑了：“搞资本主义也可以呀，社会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是片面性了吗？我从来就喜欢他们搞点名堂，就怕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才能真正地教育和锻炼出坚定的左派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个手势，说：“刘少奇估计，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同盟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你们看，革命是何等的艰难呀！”
这时，陈伯达插话说：“脱离实际的事情，从古人到黑格尔，古今都有之，于今为烈罢了。波格达诺夫，那察尔斯基是讲造神论的，所以他们并不要求和现实所联系。”
康生马上顶他：“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好一点，考茨基比赫鲁晓夫好一点，热拉斯还讲斯大林几句好话，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犯了错误的，正因为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我们夺取政权，后来才向我们道歉。斯大林对毛主席很尊重，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完整的纲领。我们在革命的实践经验上，要比斯大林丰富得多。”
毛泽东点头后，问陈伯达：“是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谁想到马列主义？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听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意大利、兰杰、富兰克林这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地熟悉起来。”
陈伯达说：“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
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进化，动物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只有人才能进化，要研究自然学史，不学自然科学就不行。要读点书，为现在的斗争需要去读书。我讲的这话和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氢和氧经过千百万次才化合成水。这是一个简单的合二而一。历来说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设有几句话，我曾和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分析、综合，共产党、国民党怎么综合？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最后把国民党吃掉了嘛。吃掉他们也就把他们给综合了。你们说是不是？”
康生笑起来，众人也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动不动就说，跟着国民党走，是看了他们的报纸的缘故。事情就那么简单，我看不见得。我们当时也看报，也没有什么受影响嘛。大学不让学生看《红楼梦》，说是怕受影响。我看完全不尽然。《红楼梦》我看了三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当历史看的，有的人看《红楼梦》不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它的总纲，四大家族都写到了。这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研究历史不用阶级观点就搞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怎么综合？就是吃掉，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而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是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而不是他所说的那套。这些都是要从生活上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说：“杨献珍的那套东西，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个人有点狂妄得不得了了，好像他已经是什么哲学上的权威，多年来一直在犯右倾错误，后来干脆就以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自居。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写过一篇《从斯大林问题上得到的教训》的文章，公开教训我们的党：‘苏共二十大正在走向正常的道路，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对任何人的迷信都是要不得的。我建议今后不要发致敬电，致敬信，不要给领导人鼓掌。这样很难堪，叫人感到很不自然。报刊上今后登领导人的讲话，能砍掉的尽量砍掉。今后也不要对毛主席讲什么英明领导。连他未参与的也说成了什么英明领导，完全是一种讽刺。’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干部轮训期间，公开说：‘党的威信过去很高，现在是一落千丈。有的地方把毛主席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的这些言论，已经接近是反动的了。”
“也可以把他的话综合掉嘛！”毛泽东开着玩笑继续说：“分析也综合，综合的概念里也必须包括分析的内容。我讲的都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不知道和你们的意思一样不一样？不过，在我看来，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就是质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社会学怎么讲综合法？你们说不清，叫我讲，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兴起，就是一个社会的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很绝对的。”
康生说：“毛主席讲得非常精辟。”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了，他继续着他的思想脉络，说：“在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就是一个消灭，一个发展。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较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子，地球就装不下了。所以我很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妻子，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旁边的人瞠目结舌，听得都有点不知所以然了，但是康生听得非常冷静，他知道毛泽东今天的兴致正浓，这是近一段来很少有的情形。毛泽东说：“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的，而我们认为是乐观的。人，我们说人类死亡这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恩格斯讲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认识。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不讲了，单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这才是完整的辩证法的全部内容。也是我对恩格斯的补充。”
“是发展！”陈伯达说。康生马上说：“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党校已经跟不上了。杨献珍的思想是要走向反动了。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杨献珍准备给六零班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时，学员提出意见，要求领导结合主席的《实践论》，结合当前的政治斗争给大家讲一讲，杨献珍根本不予考虑。后来他的一位亲信劝他给学员做做样子讲一讲《实践论》，杨献珍生气地说：‘毛泽东的东西有什么值得讲的，你们不要怕，顶多是再把反对毛泽东的帽子给我戴上，我已经戴过一次了，再戴上也没有关系。从一九六二年整改小组会议上又多了一顶帽子：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反对林彪也成了反对林副主席了。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胡闹！’他这样在党校宣传这些东西，是要起分裂党的作用的。”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到他的随口而言，继续说：“列宁讲过，凡事可以分，他以原子为例。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以半，万世不竭。’这是真理。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万物总有发展的，是无限的。所以科学家一万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坂田仓一的那篇基本粒子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引了列宁的话。哲学家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只是搞书本的哲学，这就决定他们没有多大的出息。我们总是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希望你们联系一下我们党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真正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但是，康生敢说，除了他外，在场的没有更多的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和精髓。
第十九章 又换对手
＇毛泽东善于利用人，他提出要出版《毛选》五卷，并且准备收人他早年写的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就有严厉批判胡服的段落。消息传到北京，刘少奇感到了恐慌……＇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以到南方巡视为名，长期住在了杭州，实际上他是在修改准备要出版的他的《毛选》五卷。毛泽东说：“现在条件成熟了，我过去写的九篇文章，要收入到五卷里面去。”
一九六四年春，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央档案馆找到当年毛泽东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江青等人说：“我的这几篇文章估计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写的，因为文章里没有提起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我所有的文章里最带有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初的九评吧！这几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要公开发表得做一些修改，否则不利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们。但是，这对现在一些至今不肯改悔的人来说，公开了也有好处。”
作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心里一惊：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当年的九篇文章收入到选集里，等于把当年的历史全部公开了，这样的做法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左右，针对王明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系列文件，针锋相对地写了批判文章，解剖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原因和错误实质，用以教育全党，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的文章，针对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以中央名义制定的《关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点名道姓地批判了王明、洛甫、周恩来、胡服等人在各个时期的错误。其中“胡服”就是刘少奇在当年的化名。
文章写出来以后，他和任弼时最先看过了。他记得，当时文章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任弼时建议他把题目改变一下，不要只是对准一两个人。于是，毛泽东把题目又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
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