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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批评起干部们来也是很尖锐的，他说：“大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这叫什么大革命？许多同志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怕影响生产，怕工作队与干部搞不好关系，怕以后平反，怕……，总之，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怕，这不像干部和党员。有些同志一提运动心惊肉跳，这算什么干部党员呢？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我讲过对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热情支持，积极领导，还是指手划脚，旁观反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我们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应迅速纠正。有的同志只管生产，最多还管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只管一个．或两个，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在今天阶级斗争的环境下，如不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搞不好的。敌人复辟了，你搞科研有什么用？这是个很主要的问题。冶金工业部在甘肃的白银厂只搞生产，就搞不好，现在派工作队，阶级斗争搞了一下，生产马上搞上去。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这是搞不好的。历史上有人提出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救不了，我们是革命救国论，结果救了。不搞好阶级斗争，别的就搞不好，要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服务。一切党员、支部、公社党委、县、地、省、市委必须与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把四清工作搞好。如有阻碍发动群众，阻碍工作队工作，都是错误的，要立即纠正。有些单位把工作队赶回来是不对的。如有阻碍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批判、斗争以至处分。有的地方规定工作队由公社党委、支部领导，这要看如不阻碍工作队，密切合作，那可以。如自己有问题，他怎么领导工作队？干部躺倒，妨碍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干部躺倒是反对五反、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口上说不当，实际想当得很，他们白天说不敢，晚上他们就去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央两个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缺点，对放手发动群众提得不够，要修改双十条安了他们的心。第二个十条讲了两个依靠，一是依靠贫下中农，一个是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组织要看情况，如果他们本身脱离群众，严重四不清，怎么依靠？要依靠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对一些模范支部，也要看看听听，再作决定。有些模范并不模范，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是漏网的富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并列起来。文件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的前提。这不对，应相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许多基层干部犯有不同性质的错误。要弄清楚了，才能好好团结他们搞好工作。团结是工作，斗争的结果。退赔退得不好，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他们不退。他们能不能退？我看可以，他们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大肥猪、房子，如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卖掉了，就可退了。讲退赔我们有些同志首先考虑他生活困难等等，而不考虑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是个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要做好家属工作，你们要问他：你愿意你丈夫搞贪污分子还是做共产党员？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不退群众恼火。好的基层干部就不怕发动群众。工作队必须发动群众搞好四清、五反。劳动者出身的干部犯有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后，可以改变过来的。群众发动以前，一般要抵抗，但出身好的，多数可以争取，就看你们能不能斗过他，至于坏干部，后边有阶级敌人，不好好斗，不一定成功。你一进村，一切行动在他们掌握之中，优势在他那儿，他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喂你、盯你、饿你、攻你、躺着不干，赶你。我是国家主席，下去蹲了一个时期就给他们赶过。那一年我到湖南，给他们介绍模范生产队，我们搞扎根串连，那里的党支部书记立刻着急了，说我：‘你在这种地方这么干，妨碍生产’，并且在大队门口叫骂：‘你们来了，把一切都给搞乱了，都是刘胡子给搞乱的。’胡乔木、胡启立到湖南去了几个月搞了个材料都是假的。我去了十多天，就说妨碍生产，骂我刘胡子，说我把他们搞乱了，影响生产。我是国家主席，是带着武装去的，去了还被赶走，你们去了还不赶？因为我们去影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进行斗争。因此，提一切要经过组织和党委是错误的，有严重错误的组织他们保密，工作队去当参谋，他们四不清，你当四不清的参谋？只有发动群众后改造了的、证实了的好组织才能当参谋。工作队下去要与四不清划清界限，不要大吃大喝，否则你也要四不清。进村后，贫下中农也要观测你，一段时期，看你住那儿，吃什么。工作做得好，开始跟你秘密谈话，到发动起来了，就能公开说话。这大概起码要一、二个月，群众发动起来后，可能有些过火，要冷静，要做冷静的革命促进派，错了，与其以后平反，不如在的时候就平反。不要求基层组织给工作队做鉴定。要发动群众，而不出点乱子不可能的，但要尽量不出。要求高标准。（一）充分发动群众把四清、五反搞彻底。（二）出乱子尽可能不超过一个指头：一是尽可能少骂人，教育工作队员，积极分子不要气势汹汹，其实不凶，二是一般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有了以上两条能防止过火。”
在提到四清运动最后要处理人的问题时，刘少奇这样说：“四类分子要处理，工作队要办完手续后离村，有不同意见，要处理完再走。公社党委、县委不要拖拉。运动中发现缺点马上纠正。群众一定要发动充分，开始要强调充分，发动起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这二者都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既要发动群众，又要不出乱子，这是不简单的事，比较难办的是掌握火候。”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里特别强调由他负责起草的第二个十条：
“第二个十条给大家学习学习、念一念很有好处，但是不要强调。以后搞四清不要多讲，做到哪里讲到哪里。坏人坏事，上下左右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一直到中央。越上危害越大，我们就越要处理，否则基层政权就不会巩固。与敌人有联系的反攻倒算，如敌人的放火、杀人、行凶活动，有的是工作队一离村他们就反攻，他企图把我们搞乱，达到破坏生产，把新干部搞下去，进行复辟等等，这些都是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有的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总之是要严办。他们原来是干部，所以他们的破坏性就更大，危害也就更大。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如果不进行四清，这个乱子就是十个指头的乱，发动群众搞不彻底的运动，这种后遗症就是很厉害的。有的人害怕过火的后遗症，这是不对的，不发动群众的后遗症比那个更为可怕。”
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最后说：“负责干部怕艰苦不去蹲点，也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干部下去还是改名换姓好。搞五反也可以两个厂互换，也可以用滚雪球的方法，扩大工作组的队伍。工作队下去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可以住大队，也可以自己搞，到工厂搞五反可以早去晚回。在北京的要准备好过冬的衣帽，不要生了病回来，下去后搞一段后可以回来一两天，紧张时不能回来。五反、四清要准备搞五年，四清、五反搞好了，干部参加劳动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还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一个突然的感觉，刘少奇已经把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完全作为他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提出来了。在这次报告里，刘少奇就讲得更加完整了：
“现在国家实行的这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能使文化得到普及。许多农村儿童根本上不起学，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现在的学校，今后不用增加，今后要增加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这也是今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措施（上海工业大学、山西劳动大学、江苏农业中学有初步的经验能文能武，上下都行。他们是新社会成长的新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你们不一样，和知识分子不一样，和工农也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架子了不起呀，初中毕业看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看不起工人，大学毕业连我们也看不起了。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观点。”
刘少奇提出了他的远景设想：“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工人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从半工半读和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农民将有半数是从半耕半读学校来的。他们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使三个差别将逐步消灭。这样的人才，可以当厂长，也可以当市长，甚至当省长。他们边劳动，边工作，而不会像苏联今天这样，消灭三个差别的阻力就小多了。也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那时劳动五个小时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搞学习，做行政工作，搞演出，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厂长、演员，就连我这个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来当……”
毛泽东猛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胡说八道！这样的教育改革，只会把我们的学校搞混乱，起不到一点进步的作用！按照他的逻辑，全日制的学校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样板了吗？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按照他的逻辑走下去，我们的全日制教育就会彻底瓦解和崩溃。教育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从内容和时间上作文章，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进行。”
他想起了康生对刘少奇这个报告的评价：“形左而实右！少奇在历史上是以右倾著名的。到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左’得可爱了，其实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右倾。这话我只是对主席讲一讲，如果主席认为我的提法不妥，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任何人讲这个话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他从心里已经接受了康生的提法。在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讲起了康生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刘少奇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始终对康生同志没有太好的认识。虽然他在组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论战中表现不错，但是这个人善于玩弄权术，在许多的场合下表现得左，太左！”
毛泽东不动神色，于是刘少奇介绍了康生的一些事实：
“这个人从一九三零年起，在上海时就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底，他到了苏联后，就更加卖力地推行王明的路线。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跟我说过，康生在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讲课和作报告时，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后的半年多了，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次宴会上，还‘提议拥护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六年三月问，他竟然当面向别人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在这前后，他还一再颂扬王明是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提出者和发起人。但是，他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不久，他听说中央要批判王明路线，摇身一变，说：‘王明的那本小册子的题目改为《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我早就对王明的观点表示反感了。’他多次标榜他是反对王明的。”刘少奇说完这些，对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你要多注意些。”
毛泽东对江青说：“你看到了吗？有人特别害怕康生同志，因为他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工作时，一直负责特科和锄奸反特的机构，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这些人，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江青说：“这个我早就心中有数。”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一封揭发康生问题的信件，信中反映：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苏联肃反期间，有一批中国党的留苏干部被捕。当时，苏联要逮捕中共党员，必须征得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在代表团内负责管理干部的康生同意。对于这些人的遭受残害，康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向主席揭发，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期间，以逼供信的手段，任意罗织罪名，陷害同志。一九三九年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伎案’等，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冤案。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边区公路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蔑钱维人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查，下令把钱维人逮捕，关押了七年之久。
“王遵伎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为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了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扣押，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威逼她承认。一九三九年五月，康生还亲自写信，断言‘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遵伎，‘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案件也是康生一手制造的。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突然被边区保卫处逮捕。康生硬要逼迫她承认是‘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内奸’。在一次审判会议上，康生竟然对李凝说：‘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她的结论上，把‘走路像日本女人’定为一条罪名……”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告康生同志的状？我看告状人本身就形迹可疑。康生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负责审干和领导保卫工作，即使错审查一些干部也是工作中的问题，怎么能够作为什么诬蔑陷害的问题呢？我看告状人本身就是企图诬蔑和陷害！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青说：“你看完嘛，还有一些材料呢，也不知道是从哪个阴沟里冒出来的。”
毛泽东怀着气愤的心情继续往下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制造大假案，把白区地下党诬蔑为国民党搞的‘红旗党’。这件事，是从一九四二年底把原甘肃省地下党员张克勤打成‘红旗党’派进来的‘特务’开始的。康生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的策略’，勒令张克勤到处做‘坦白报告’。在延安杨家岭，康生亲自主持‘坦白大会’，要张克勤‘感召失足者坦白’。此后，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株连的人越来越多。康生还把他制造出来的所谓‘红旗党’案的经验通报各地，致使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统统被诬蔑为‘红旗党”，大批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上说，经过三个月‘抢救’；‘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现在是军事时期，要赶快促使失足者坦白交代，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他公开诬蔑许遇之、杜征远、肃煌、彭雨宁四同志为‘敌探兼国特’。从此，肃反工作进一步扩大化，迫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乱斗乱打成风，有些同志被折磨致死。这次抢救运动很快被党中央纠正了，毛泽东主席还代表党中央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可是，当时一手造成这个错误的康生却不检查；相反，还对甄别平反工作进行阻挠，硬要给许多同志的结论‘挂尾巴’、‘留辫子’，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这个人大有重新被重用的可能。我们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康生要有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要让康生再次掌握清查干部问题的大权，以再次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看完这封信，拍着桌子说：“荒唐！实在是荒唐！康生同志在延安的工作我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情况，看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受蒙蔽。敌人搞的是一个离间计，我们就偏偏要重用康生同志，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落空。”
江青对毛泽东说：“康老整过一些人，这些人现在提起来依然痛恨他，总是想报复他，这是不奇怪的。延安整风中，有些人是整错了，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整得正确的……”
毛泽东说：“哪一次运动没有整错了的，都有！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
江青似乎沉痛地点点头，说：“是的，除了你没有任何人敢说话。我是敢说的，但是说了不算。如果我不是你的老婆，我不是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