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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把他亲自整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江青对编辑部的负责人说：“毛主席这个伟大历史文件的发表，将使广大人民在现在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掌握最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反右斗争和以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必将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在人大代表讨论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一开始就受到各界代表特别是工农兵代表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我们中国的右派分子好可怜呀，他们在中国没有半点市场，竟然是如此地不堪击！我们刚刚发令，就来了个全线溃败。”这时，上海有人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信中揭发：今年六月至七月间，在党中央发出反击右派的号召后，周扬等人慌乱在文艺界组织了有计划的退却。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自己把小辫子揪下来，要突出《文艺报》这个战场，对右派实行反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光年等才立即抛出了假检讨，而周扬等也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了反右的英雄。我们希望党中央能够掌握他们一方面把一些无辜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另一方面掩盖自己的右派分子脸谱的情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对江青等人说：“此事暂且如此，不但文化界，其他部门的党内代理人也在纷纷组织退却。如果穷究下去，势必扩大打击面，对我们不利。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要经历许多的战役。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反击右派的斗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谁也不要有这样的幻想，准备长期战斗！”
七月一日，毛泽东再次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他对江青说：“好久没有写这类批评文章了，是由于找不到斗争的机会。好，现在来了，我的写作的兴趣也有了。我年轻的时候，最高的理想就是当一家报馆的总编，能够自由自在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现在的职务其实对我来说，是最没有自由的。我在同右派论战中能够找到我自己，可惜右派分子的论战水平不高。”所以，毛泽东指出：“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对这些人，是客观存在，同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后，《人民日报》迅速报道：“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从党、政、民主党派、文化、教育、出版、卫生各界揪出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对他们坚决地专了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现在，反右斗争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形势大好。”这时，彭真也公开转变讲话了，他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反右派的意义时，强调说：“反右斗争是一场全民性的大论战，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六万万人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好，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大家一定要全民上阵，个个口诛笔伐，声讨右派。”
就在这年的七月八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全国省委书记电话会议上，提出了“要尽可能地争取右派”的口号，他说：“费孝通前不久写的两篇文章，轰动全国，台湾、香港都很注意，现在回头来，他还可以写很好的文章。我们不要以为把人打成右派分子了，就是一切都不那么好了，右派还是可以为党工作的。右派分子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七月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当讨论到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的代表资格和工作职务的问题时，刘少奇也站出来讲话：“在没有结论之前，大家要相信他们，他们是知识分子，是教授，否则他们就不好办事了。这些人的处理，最终还要听取我们毛主席的意见。”
康生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周扬这些同志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好，他们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已经暴露了的资产阶级右派鸣冤叫屈，多方辩护，而且包庇了一大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如邓拓、吴晗等等，使他们能蒙混过关；另一方面是假装反右，把一些本来不是右派分子的人打成了右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一些人得以继续窃据各级党政文教机关的领导职位，继续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你就别提了，提了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年七月间，毛泽东巡视了许多地区，他在青岛作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提到反右斗争时，反覆地说：“这场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党对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起党的领导。我们要深入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大辩论，辩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所以这场反右斗争要继续深人地持久地进行下去。”
在七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十七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相持不下的激烈斗争。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报告：“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文艺界右派依然嚣张，周扬竟将作协党组扩大会停会四十多天，目的就是要抵制反右斗争开展。总理和康生同志再三指示还迟迟不动。在党组会上，周扬等人一方面假装反右，一方面利用冯雪峰的批判煽起一股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翻案的歪风。林默涵说什么‘这次斗争不但改变过去的文学史，而且直接影响到当前。要坚决，不惜牺牲一切，宁可没有文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应该警惕。”
毛泽东对她和周恩来说：“这次不打算解决周扬这些人的问题，让他继续暴露，到一定的时候再说。江青你也要正确对待文艺界的情况，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黑暗，没有多大了不起嘛！”周恩来送给毛泽东几篇文艺界批判右派的文章，其中有巴金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上题为《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和于同年九月二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题为《国士论——“过关谈”之二》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上街，准备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他们自以为算盘打得很好，‘天下’唾手可得，却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劳心者治人’的时代了。放火的只是一小撮人，灭火的却是广大人民。他们妄想自己可以抵挡三百万军队，谁知仅仅三篇社论就把他们缴了械。右派分子虽然狡猾阴毒，可是除了低头认罪外，再也没有别的生路……”
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三篇文章胜过三百万大军呀！这个巴金的笔锋倒是有点份量！”
巴金的文章继续说：“右派分子从进攻到失败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知识，而且也没有常识。他们只有一样本领：骗术。他们先骗了别人，然后欺骗自己。又有人把他们比作赌鬼，整天关着门聚赌抽头。外面已经在大喊‘抓赌’了，他们的赌兴正浓，还梦想一掷千金，赢来个王国。在这些人的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书生的气息？虽然他们披着‘教授’‘学者’‘作家’‘代表’‘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衣，干的却是赌鬼、骗子的事情。等到有人敲门抓赌，他们的骗术当场出丑，他们就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哭哭啼啼，甚至装病装死，耍无赖、耍流氓腔。这就是他们的‘骨气’，这就是他们的‘清高’。他们大概因为没有受到‘国士’的待遇，就索性撕掉假面，露出流氓面目来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说：“这篇文章虽然写得短小，但是很精悍，很有力量，也很有说服力！”
巴金的另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真正和工农打成一片的新知识分子还是占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旧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喜欢吹嘘自己的‘清高’和‘骨气’，字眼当然是很漂亮的。其实这种高不可攀的‘清高’和‘骨气’说穿了也并不稀奇，用他常常摇头摆脑地念来念去的一句‘豪迈的话’的话来解释倒很恰当，那就是‘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我现在把它称作‘国士论’。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和退却检讨的时候都使用过‘国士论’这个武器。例如徐中玉在他的所谓‘第五次检查’里就一再地承认：‘具有“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之类的思想。像“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在我身上是十分严重的’。要是得不到‘国士’的待遇呢，据他自己解释就会‘滋生出反党的情绪和思想，进一步就会作出反党的行动来。’
“大家可以替他们算一算，他们究竟身兼若干职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徐中玉也不例外。可见党待他们实在不薄，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党呢？原来‘国士’的解释可大可小，个人的野心无穷无尽，做了皇帝还想成仙。像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即使做了总理、副总理，他们也不会认为受到了‘国士的待遇’，更不会停止他们的反党的活动。即使在检讨中，他们还会继续提出要求：‘拿国士的待遇来……’”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陈伯达说：“我看巴金的看法提到了点子上和要害处，右派们的根本动机就在于此，即政权也。你不把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始终不会停止反党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进行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指示说：“我们要通过这次大辩论，使广大贫下中农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决击退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并为农业大跃进开辟道路。”
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所谓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看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那个右倾思想，有人似乎连多快好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了，我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纲要》还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今后每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纲要》对农村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提了全面的规划，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示。
江青曾经欢欣鼓舞地说过：“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农业《纲要》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热潮，当全国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一个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时，也就为一九五八年震动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揭开了序幕。”
这时，是毛泽东最为得意和兴奋的时刻。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看到我们党解决了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矛盾，赫鲁晓夫没有话说了吧！不是我们小看他，他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国际共运的大事，我们理应发挥大党的作用，不能再让赫鲁晓夫牵着世界的鼻子走！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我要亲自去，发挥一下我们的作用嘛！”
果然，当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就连赫鲁晓夫也感到了意外。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几次讲话，驳斥一些共产党人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害怕帝国主义的观点，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讨论会议宣言时，中共代表团对苏联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一些观点被否定，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些观点被会议采纳。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体现了毛泽东始终坚持的一些革命原则，特别明确指出的是：“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的坚持斗争，对克服苏共二十大的恶劣影响，使国际共运坚持马列主义的道路起了重大作用。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代表团对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提法作了让步，但在当时，我们还是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意见。”
随后，中苏两党产生了分裂的迹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的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写道：“近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逐步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军队中间，已经具有全民的性质和全民的规模了。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毛泽东指示在这篇社论上特意写上了这样的话：
“有些人害怕大鸣大放大辩论，害怕大字报。怕什么呢？一怕‘乱’，二怕‘下不了台’。他们的这种害怕，表示了他们不敢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采用全民整风的方法、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必须、也只能、也一定能够自己救自己……”
毛泽东连续收到了几封密信。其中一封是揭发彭德怀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期间，彭德怀与苏联主要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来往频繁，几次谈话竟然微妙地避开了翻译，由苏方翻译单独进行。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几次影射毛泽东主席，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否把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进行好，关系到共产主义的前程问题。斯大林的教训如果不及早吸取，中国共产党内还会有悲剧性的灾难。’同时，赫鲁晓夫多次在讲话中称彭德怀同志为‘国际英雄’、‘杰出的统帅’、‘天才的战略家’，鼓励他回国后发挥英雄的作用。”
毛泽东把这封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阅后收了回来，对江青说：“此事到此为止，静观局势发展。”
到这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继续宣传说：“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了。再过五、六年，我们要给的定息也不给了，那就更不好再讲资产阶级了。我这次去埃及、印度等国访问中，看到人家的资产阶级代表更吃得开，更受欢迎，共产党的代表还不那么吃得开。所以我说，中国资产阶级将来还要留一个时期。”
他提出：“统一战线的效果成绩就在于使大部分资产阶级能够和平过渡，转化过我们这边来，减少发生反革命捣乱的可能。我们现在用统一战线办法可以消灭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要这样统下去，一直要统到将来资产阶级也变成劳动者了，有些成为体力劳动者，有些成为机关干部，和我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