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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美军恐怕不好交 待，而叛徒们为了讨好主子却很可能整死他们。”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又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挽救他们而被迫再次绝食。这对贵国不会有好的影响。”
他终于说：“你们放心，我想总管上校会明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也愿再次替你们转达你们的要求。” 我们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们在“71”迎接了赵政委和杜参谋长，他们都是我们团的团首长，我最熟悉的领导人， 见到他们那被折磨得异常憔悴的面容，尽管他们笑着，我心里却在流泪。
当晚我们开会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我们的团一级领导干部都挣脱了叛徒控制来到“71”，我 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增强了。
我们的“宣传队”表演了《钢铁战士》和歌剧《刘胡兰》片断以及活报剧《蒋家班垮台》。马友 钧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晒干后蒙在铝筒上制成的，而铝筒是从帐篷支柱 的接头上锯下来的。在我们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能人多着哩！
那天我们演出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员的那种激情，观众的那种心情却是人间少有的。
当我们的“独唱演员”——军文工队队员余国藩唱着：“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 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没唱完大家就使劲鼓起掌来，难得的笑声震动着 铁皮屋顶飞出了铁丝网。
〖摘自《战俘手记》，张泽石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5年1月第1版，柴敏毓输入〗 ≈· ·≈· ·≈· ·≈·
继续
战 俘 手 记 张泽石
上卷 炼狱之火 ≈≈种种种种帧
第十章 反对血腥“甄别” ～ ～～
审查中国战俘“自杀”案 ～～～
1942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从南边海上吹来了暖风。三月初，草就被吹绿了，它们在铁丝 网边上的乱石缝里倔强地向上伸出头来，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甚至开出小花来。我的那些年轻战友常 低头徘徊在它们身旁，有感于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春天并未给战俘集中营带来希望。原86 联队部翻译安宝元同志通过住院坚持要求来“71”被允许了，他汇报了在“86”敌人的恐怖统治 日益加剧的情况，大家听了更加不安。他还说高化龙翻译已经去了医院，不打算回“86”了，联队 部只有书记长郭乃坚仍在坚持。看来，形势更加严峻了，由于板门店的和谈僵持着，美方更加紧在战 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
叛徒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 们通过医院不断听到在“72”、“86”集中营内难友们奋起反抗和狗腿子们残酷镇压的消息。愈 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从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前胸 后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 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莱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车来到“71”，他要我为他担 任翻译，一起去审查一件在中国战俘中发生的“自杀案”。
我被他带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先译出一封“绝命书”。
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 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一死报效党国！ 蒋总统万岁！”
铅笔字迹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办公桌前辨认了半天，正要拿起笔来翻译，布莱克问我想喝红茶 还是喝咖啡？我说：“谢谢，我不渴。”
他说：“给你冲杯咖啡吧！”便走出办公室去冲咖啡。
我低头偶然看见在中尉未关严的抽屉里有一张写着英文的白纸，我悄悄将抽屉开大点一看，正是 这封信的译文。最后那个“蒋总统万岁！”的译文后面还打了个大叹号。
我赶快把抽屉还原，立即想到布莱克已经找人翻译过此信。让我再译的原因或者是不相信那人的 水平，或者想考验我是否可以信赖。
我迅速作了决断：不管怎样，我必须按原文译出来。尽管我十分厌恶这封信，特别是对蒋介石的 称呼和喊万岁更为反感。
布莱克送来咖啡后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一面看一张《星条报》（美国军报），一面对我说： “你不必着忙，上午能译完就可以了。”
当我咬着铅笔杆，抬起头来思考一个确切的英语单词时，忽然看见那张《星条报》上的一行标题 中有“板门店”几个黑体字，我意识到那是一则关于和谈的通讯，我多么想要过来读一读。但我又怕 碰钉子下不来台，便先集中精力把那封信译出来，誊清之后交给了布莱克。
布莱克把报纸放在桌上拿过译文仔细读起来，那张报就离我不远，可惜那项关于和谈的报道却压 在了反面。我喝着早已凉了的咖啡，反复想着用什么办法去了解那个报道内容，我们太需要知道和谈 的情况了。
布莱克看完了我的译文，满意地说：“看来还是你的英语更好，这下我弄清了这份‘绝命书’确 切的内容了。”
我问：“我可以问这位死者的情况么？”
“当然可以。我今天早上得到报告和这件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物证。死者是第86战俘营的一个 中国战俘，今天清早被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里。我负责审讯这个案子，你将尽力协助找，是么？张！”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回答。
他看了看手表说：“啊！已经吃午饭的时间了，为了你的良好工作，我请你在这里用餐。”说完？ 他从柜里取出一个美军军用扁平型铝饭盒，又说：“你就坐在这里等我，不会让你久等的！”便走了 出去。
一阵强烈的喜悦冲上心头，他一出去，我便拿起报来，心里咚咚地跳着，迅速翻到那则消息： “板门店和谈僵局可望打破，朝中方面可能在战俘志愿遣返问题上做出让步。”
“我的天，让步？！”我急速地看报道内容：
“我方出于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和对战俘的人道主义考虑，在此次会谈中，找方首席代表呼吁朝 中方面同意我们提出的在中立国监督下对战俘的去向志愿进行甄别。朝中方面未予反驳… ”
“啊！‘未予反驳’！我们的代表是否清楚在巨济岛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再看下去。
“… 朝中方面代表只是再次提出无根据的指责，重复所谓‘美方对战俘实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 压，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老调。”
“啊，原来祖国了解这里发生的的一切。祖国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的！”这时门外响起脚步声， 我立即放下报纸。
布莱克端着饭盒开门进来了。我站起来要迎上去，他示意我坐下，把饭盒放在我面前。我打开 饭盒，里面放有蕃茄牛肉汤、夹着黄油的面包和几块肉。
他指着那几块肉说：“这是从美国空运来的新鲜鹅肉，只有我们军官食堂才供给。”
我吃着这丰盛的午餐，想着难友们这时正在急切地咽吞那飘着烂萝卜叶的酱油汤和半碗大麦米饭， 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布莱克用车送我回“71”。在路上，他告诉我，明天他来接我一起去“86”作现场 调查。
公路上只有我们这辆车行驶着，我看着他的手枪想，要是在前方，要是我会开吉普车，这真是个 逃走的好机会！我不禁脱口问他：“开吉普车很难学会吧？”
他说：“并不比学走路更难！”很快，我们就到了“71 ”。
我一回去立即把在《星条报》上看到的消息向赵政委、老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嘱咐我找机会继 续了解有关报道。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布莱克驾车来了，我们一起往“86”驶去。
一路上我很激动：“‘86’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能否见到自己的知心战友？见到了又是否 有机会说上几句话？”
车子从关押着人民军战友的第76、77集中营铁丝网外驶过，我看见里面广场上有一队队的朝 鲜战友戴着自制的人民军军帽雄赳赳地在练习队列行进，有的甚至在拿着帐篷杆子练刺杀动作。我禁 不住轻轻地“嘿”了一声。
布莱克显然听见了，他握着方向盘正视着前面的弯道说：“这是一些疯子！”说完看我一眼。
我笑着说：“您还不太了解朝鲜民族，他们历史上多次受到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其中包括我们唐 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太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了！”
布莱克说：“那么，现在你们中共军队占领着北朝鲜算不算异族人侵呢？”
我反问道：“难道历史上有过这种侵略吗？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 者！”
布莱克笑了：“这真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我们美军不是也和南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 个强大的入侵者吗？你怎么回答我呢？”
不等我回答，他又收起笑容说：“算了，我们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这完全是一场混乱的、莫 名其妙的战争！我不值得为它离开妻儿不远万里跑到这个倒霉的岛子上来，而你这个大学生更不值得 为它抛弃学业到这里来受罪！”
我对他的坦率和他对这场战争的观点感到惊讶。我不愿多讨论这个问题。心想：“让历史去做结 论吧！我并不后悔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我知道了为什么他虽然很清楚我的政治立场，却仍然抱 有同情甚至信任感。
“86”到了，在联队部，史密斯上尉见到我笑着问：“张，这一向你过得如何？”
“实在说，我过得比在这里时要轻松些！”
“我知道，我理解！”
这时我见到郭乃坚正用眼睛向我表示问候，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布莱克中尉请史密斯领我们去看看事故现场。我们来到三大队旁边的那座用石头砌成的简易厕所。
史密斯用手绢捂着鼻子指着那根当作檩条的铁管说：“喏，死者被发现吊在它下面。”
布莱克去站在下面自己试了试，看来以他的中等偏高的个头如果用绳子上吊，脚还能踩在地上。
他问：“您认为死者的身材比我矮得多么？”史密斯摊开双手表示他不清楚。
布莱克说：“让我们再去看看尸体吧！”
我们钻进坐落在铁丝网边上的一个空帐篷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躺着一具用草帘子盖着的死尸。 布莱克戴上手套去揭开草帘，一张双眼暴突、舌头外伸、嘴角沾满乌黑色血迹的可怕面孔显露出来。
尽管我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见过不少尸体，被炸死的，被烧死的，被射杀的，形状各异肤色不同的 尸体，但见到这个形象仍然禁不住惊呼了一声，立即转开了视线。
我听到布莱克怀疑地“嗯”了一声。我转过头来，见到他弯下身子正拨着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 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
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 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 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 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 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 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 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 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 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 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 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 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 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 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 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 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 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 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 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 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 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 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
70联队难友夺权 ～ ～
3月底，在70联队（从“72”调往海边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稳分子”所组成），我们的同 志计划组织一次夺权斗争，以打破叛徒的残酷统治，粉碎敌人愈演愈烈的强迫往难友身上刻字、强迫 写血书等政治陷害阴谋。
不幸，他们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金甫、韩子建、姜瑞溥、续公度、阳文华等七人被美军押回“72” 军官队，日夜加以残酷折磨。
“72”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71”，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71”的 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71”。同时我们每 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 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滚。我们大家一 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对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 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 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 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 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 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 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 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 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 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看来确实发生 了什么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