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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不断遇到机修厂陆陆续续也去打饭的‘职工‘，他们沉默地蹒跚而行，一个个都显 得苍老了许多，蓬乱的头发从破旧的棉帽里长长短短地露了出来，目光阴郁，胡须乱乍，勾 着头，弓着腰，怀里抱着自制的外面沾满了陈旧的污垢及黑黑的煤烟的镔铁饭罐。肮脏的‘ 职工‘蓝棉袄上糊了许多面‘刮刮‘，这是顿顿吃碱菜子面条留下的痕迹。饥饿的人在狼吞 虎咽之际根本顾不得饭罐里掉下的一星半点的面糊糊，何况他们早已未想及所谓的吃相及仪 表之类了。他们也许已多日不上工了。但两顿饭都是自己去打，哪怕是举步维艰，也要自己 挣扎着去打。饿急了的人都只知道自己顾自己了，如果让别人去打，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 顾一切后果把打了的饭抢吃个光净。哪怕是吃掉一两口也不行呀，因为这和了许多碱菜子的 面条虽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 都绝不放弃能给他以生的希望的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与条件，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即 使是半口汤，即便是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4个伙伴，一向也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打饭，吃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生命的中心。
我和小徐进得食堂，看见打饭的人已排成了长队，便跟在后面，随队前进。快到打饭的窗口 时，便翘首而望，旁顾左右，看前面人打了的饭量够不够，稠稀如何。炊事员拿一个大瓢， 每人一瓢，倒进打饭人的食具，或饭盆，或镔铁罐。我们又仔细观察，看炊事员拿瓢的手功 夫如何，是否公道。如果一瓢稠，一瓢又稀，一瓢满，一瓢稍浅，就由不得地又紧张捉摸， 将要打给自己的一瓢是稠，还是稀？是满，还是浅？我们打饭不是如今在自由市场上买吃食， 还 不敢吭声，吭声就得罪了炊事员。尽管食堂炊事员除一人外也是‘职工‘，他们可是人上人 。不敢吭声，还要仔细地观察不已，捉摸不已：我们这些被饥饿折磨得要死不活的人，仅打 饭一事，也够凄惨难为的了。
最后，轮到我俩了，一瓢黑黑的碱菜子面条倒进了我的饭盆，一看，不错，还挺稠，几根硬 橛橛的碱菜子面条露出在黑糊糊的汤面上，小徐打了的就不如我的稠，她把饭盆左右摇晃了 一阵，想看清面汤下面的面条有多少，满脸的失望。我只好安慰她：‘差不多，走吧！‘
我们回到昏暗的洞窟，又蛰伏了起来。
石天爱、王桂芳打饭回来，分给我们一点面粉，真也是极可怜极少的面粉，也就是1两多一 点吧，她们不敢多拿，怕拿多了被别人发现。当时，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量只有半斤粮，每 顿饭满打满算也只有2两半，且不说炊事员的大吃二喝，且不说在那个年代一定会有的通过 其他黑暗渠道流走的粮食，都要从我们的半斤口粮里扣除。她俩每顿饭都带给我们的面粉数 量虽少，同农场给我们的定量相比，也还有点可观，它真是救我们生命的，比黄金还要宝贵 的珍宝啊！
我们吃搅拌着生面的碱菜子面条已有些日子了，难忍难熬的饥饿略有缓解，但每个人的心情 并没有好转多少，因为农场每天死人的现实并没有同我们隔离开来。
在昏暗中，我们每人端着自己的饭盆，各自坐在自己的床铺边上或床前的小木凳上，急匆匆 咬嚼着硬橛橛的碱菜子面条，吞咽着生面疙瘩。从口舌胃肠的感觉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而 且是每天的生活日程里唯一可称之为享受的享受。但我们都很少说话。难友们的死讯时有 风 闻，那些和我们无交往的‘职工‘的死亡，无需风闻也能想见得到，他们一直挨饿，羸弱得 早已经不起眼前如此酷烈的饥饿了。他们在‘医院‘里走向死亡的种种情景，一个个瞪着忧 郁木然的眼睛，须发杂乱，肮脏不堪的样子，还时常晃动在我眼前。我们女性易受感动的心 经受了这些天来非同寻常的严酷经历，虽已变得麻木不仁，而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对周围 的人虽已少有爱心，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不断地听到身边许多熟人的死亡，我们的心即使 已经变作了石头，它沉重的分量仍然压迫着我们虚弱不堪的身躯，使我们随时都感到窒息般 的痛苦。愤怒吗？呼号吗？哀哭吗？我们没有这权利，我们也没这份精神劲儿，更没这激情。 我们只好不说话了。
饭后，石天爱和王桂芳休息了一会儿上工去了，我和小徐又上床睡觉，虽没怎么睡着，总是 避免了体力的消耗。睡着睡着，我觉得眼皮沉重，睁眼很费劲，不知怎么的，两只手都攥不 住了，手指又硬又粗，我问小徐是怎么回事。小徐说：‘怕是浮肿了。‘她特意翻身起床， 用手指在我的额头和脸上摁了摁，让我的脸对着透进阳光的明亮处冬日午后安西的阳光 十分强烈，有三几个小时，它透过窗户上层层叠叠的报纸能给我们的洞窟增加一点亮度，然 后，她仔细地看了看，惊呼：‘哎呀，就是浮肿，一摁一个印儿。‘我成了我们4人中第一 个浮肿的。
下午吃过饭，我们得打点着把火炉生着，因为发的煤末极少，王桂芳以勤劳的安西人特有的 细心和耐心，每天从烧过的灰渣里把指甲盖大的煤核都一一捡出再烧，或和上灰渣一起压火 ，发给我们的煤末仍只够晚上压压寒气。煤末当然是和成了煤饼来生火。这天，石天爱让我 捡点柴生火。木工房离我们的房间不远，原来捡点柴不难，可这次，我搜寻了几个地方，找 了好半天，只捡来细细的两根小柴，眼看晚上的火生不着了。石天爱大为光火，发脾气说： ‘捡点柴你也干不了！‘说罢，夺门而去。一会儿，她竟抱着一个机磨坊使用的做工细致， 木质磨得溜光，完好无损的木头簸箕回到屋里，用穿着翻毛皮靴的脚几下踏得散了架，捡出 一些碎片让我生火，一边还说：‘这东西不能生火吗？不拿来干什么？需要就拿来用不就得了 ！‘我们3人先是大吃一惊，这么好的木头簸箕拿来生火不是破坏吗？但石天爱那种一不做、 二 不休的气魄震慑了我们，那些语气坚决的话让我们回过味儿以后，又觉得十分正确。是啊， 我们这些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不是要为自己的生存积极斗争吗？农场领导既然畏畏缩缩， 视数百人的生命若草芥，我们为了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就再不能处处循规蹈矩了。自己的 命都快要丢了，不去积极为保命而奋争，还对同生命的价值没法比的某个工具也不敢侵犯， 还想保留它，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我们的脑袋瓜真也显得太迟钝，太没用了。石天爱的这一 大胆举动，又让我们开了点窍。
我想，在那个荒诞而又可怖的年代，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人人都为自己 的生存努力奋争，而且人人都把自己同类的生命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那荒诞可怖 得如同古代童话中的故事能够在中国延续下来吗？
这天晚上，因为木柴充足，火很快就烧旺了。我们围炉而坐，还用我的饭盆煮了些干萝卜缨 ，煮熟后，大家分享。干萝卜缨是几天前小徐托人用高价买来的，每斤3元多，我出的钱。 这玩意哪是人吃的？入冬后食堂干脆断了蔬菜，再加肚子饥饿，煮熟的干萝卜缨吃进嘴里便 也十分可口。石天爱一边从饭盆里用筷子捞萝卜缨吃，一边说：‘在萝卜缨下面一块儿再煮 些麦子就好了，要是有人闯进来，只能看见萝卜缨，发现不了麦子。‘我和小徐急忙说：‘ 是啊，是啊，一块儿煮些麦子就好了。‘我和小徐急忙搭话，意思很清楚，就是鼓励她和王 桂芳再拿些麦子回来煮了吃，可她俩都没表态。
吃着煮熟的萝卜缨，不禁又使我回想起在十工农场时的好日子。1958年秋收时，我们有一天 去挖胡萝卜，我一点也没想到，安西的胡萝卜竟长得那么大，一般都六七寸长，很粗，要用 铁锨深深地蹬下去，才能挖出来。好在那时我蹬铁锨已很熟练，干这种活得心应手，和一起 干活的人说说笑笑，玩似的，一堆堆的胡萝卜就挖出来了。挖出了显得特别鲜嫩的胡萝卜， 就学工人们的样儿，在明光闪亮的铁锨刃上刮去泥土，也刮去细细的毛根，放进嘴里嘎嘣一 咬，脆生生、甜丝丝的，甘甜的汁液流了满嘴。我虽从小没少吃胡萝卜，兰州的胡萝卜哪有 这般美味！安西的胡萝卜真比水果还好吃。我们挖了一天，吃了一天的胡萝卜，真是痛快极 了。下午收工前，挖出的胡萝卜用架子车拉去全部送入窖中收藏，谁也没想留下一根半根。 那个金色的秋天，我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在漫长的冬季里，饭桌上胡萝卜一直非常丰盛 ，由演出队编的歌唱食堂化的数来宝里，记得其中还有一句是：‘萝卜丝萝卜片儿凉拌萝卜 ！‘可如今，同样都是安西的农场，我们能够吃到干萝卜缨，还是托人花大价钱买的呢。我 不胜今昔之感慨，面对的还是惨淡凄凉的苦境。
记得春上，有一天小徐和我同被派去和场部家属们一起切洋芋籽，场部的干部们准备种几亩 洋芋，到冬季大家分食。我们和家属们用借来的钝刀在面前的小木板上切着洋芋，拉起了家 常。这些家属们同场部那些面孔森严的干部不同，阶级斗争的观念比较淡漠，说话也都是一 口陕西腔。她们认为我们同样都是女人，出于好奇心，和我们拉起了有关女人的话题。孩子 啦，男人啦，家中还有什么人，岁数啦，等等，一一都向我们问到。她们对我俩‘文化高‘ ，还 表示自叹莫如，真让我们哭笑不得。我们可宁愿自己是个文盲，文盲总不能打成右派吧。我 们也非常愿意作她们那样的家属，每天在家操持家务，全家人一起乐乐呵呵地过日子，该有 多幸福！如果是那样，我们哪会遭受如今的屈辱与痛苦？到切完了洋芋籽时，王股长来了 正是吃蒸笼布上的馍馍渣的王股长，他派定她们中的两个人明天去种洋芋，说是：‘这种活 不能叫‘职工‘干，‘职工‘干连吃带偷，地里就种不上了。‘他还让家属们找些草木灰来 ，把洋芋籽拌一下再种。有个家属笑着说：‘那些‘职工‘，你就是把屎尿拌上，他照样偷 了吃！‘快乐的家属们听了，笑成了一团。另一个家属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还绘声绘色 地说道：‘你们没见过那些个‘职工‘，你头前种，他随后就偷偷地刨，把刨出来的洋芋籽 ‘噗噗‘两吹，在袖子、衣服前襟上擦上几下，就放进嘴里，连土带泥地吃开了，把他还吃 得香的！‘家属们又一阵轰笑。我和小徐心里凄凉，什么话也没说。以后地里长出洋芋就不 怕‘职工‘们偷吃了吗？还有我那些饥饿的难友们。饥饿的根子扎得如此之深，他们挨饿已 很久了。农场出现目前的情况，引起大量死人，是必然的结果。
这些天，我苦苦压抑着对处境险恶的我的亲人的思念。此刻，这思念如决堤的大潮奔涌而来 ……我正细细地嚼着的煮熟了的萝卜缨，饥饿的他是吃不到的；我每天两顿饭都有石天爱、 王桂芳带来的面粉搅和在碱菜子面条里吃，没有谁会给他送面粉；他每天有的只是不到半斤 粮的饭食，如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怕也是没有的。他那挨了几年饿羸弱不堪的身体不会比 这里的‘职工‘更好，他还会活着吗……这些天来，我只顾保自己的命，对于在死亡线上孤 独地苦苦挣扎的可怜的他想得太少，我自知救援他已无能为力，竟冷酷地不去想他。每天苦 苦地想他，除了苦了自己，又能怎样……我们曾共同肩起了苦难，可如今在苦难升级，大难 临头，死神频频向他召唤的时候，我没有伸手给他，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也都中断 了，在11月初我写了封信之后，他再没来信，我也再未写信给他。我自己也已精殚力竭，写 信又说些什么呢？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残忍！我恐怖地想着，他还活着吗？他还会活着吗 ？心里其实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答案。纷乱痛苦的思绪在我苍白冰冷的心田上翻滚不已……
作为可怜的妻子，被深重酷烈的苦难喂养到如今的我，在深深的痛苦中不禁喃喃地叹息道： ‘唉，不知他还活着没？‘这原本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谁知竟成为同屋人的忌讳，小徐急 急地阻止道：‘你再别说了，再别说了！‘那么，让血和泪在我重创的心上悄悄地流淌，让 我独个儿吞下这不能述说难以消受的巨大痛苦吧！
过了几天，有个司机师傅要领一桶汽油，我去油库发了汽油，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了一柄装 在塑料盒子里的塑料牙刷躺在厚厚的尘埃里。我呆在了那里，心，像似被刺了一刀。因为我 立 刻断定这是一位难友的遗物。他，人已去，曾被珍爱过的牙刷，便被不经意地失落在路上的 尘埃里，没有人会再捡起它。我们在离开兰州前，我也为景超选购过这样一柄牙刷。那时候 ，一般人使用的普通牙刷都是猪毛制就，两三毛一柄，很便宜的。带盒的塑料牙刷市场上刚 刚出现，作为新品种价钱很贵，要一块五一柄，景超十分喜欢，我便立即为他买了一柄。我 们将要动身了，心里都清楚景超劳动教养去的农场会是很艰苦的，所以为他准备行装，都比 我高一个等级：我们每人带一只箱子，我的是10元一个的柳条箱，为他新买了结实耐用的帆 布箱，他的皮大衣是从寄售店买的八成新的，我的是父亲穿过十多年的旧大衣改做的；两个 脸盆，他拿了新的，我拿旧的。无论他或我，都不想让他以一败涂地、满脸晦气的形象去奔 赴那个所在，所以，当我看到他仔细把玩，显出很喜欢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为他买下了那 柄带盒的塑料牙刷，尽管他已被开除，没有了工资。买下它，也还有为他壮行色的意味，而 那悲壮的意味，只是到了此刻才有了体会，他会是一去不复返了吗？
到十工农场后，在多次外出的演出活动中，我发现徐保安也有同样的一柄塑料牙刷，他也十 分珍爱。他曾高兴地说起这柄一般人都没有的牙刷是在北京买的，大概是在他担任射击比赛 的国际裁判春风得意之时购买的吧！现在，这柄失落在尘埃里的塑料牙刷，肯定已永远地失 去了它的主人，它的主人会是谁呢？我只能肯定不是徐保安，因为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玲从河 南农村迢迢数千里地赶来农场，他有了作为自由人的妻子的照料，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极小。 它 的主人也不会是农场的干部或‘职工‘，因为当时安西的商店里尚无此种塑料牙刷。这柄牙 刷的主人，看来只能是我的难友中经济充裕，有相当雅兴，舍得花钱的人，而这位难友已悲 惨地永远离开了他无限热爱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他珍爱过的牙刷便只能躺在尘埃里了，没 有人会动它一动。我亲爱的人也有同样的一柄牙刷，它现在哪里？我的亲人还在用他珍爱的 牙刷刷牙吗？还是……想到这里，我已无法自持……
但是我还得打起精神，挣扎着回宿舍。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但我流血流泪的心冰 透冷彻。我踽踽而行，神色一定异常，迎面而来的电工吴家禄问了我一句：‘怎么，病了吗 ？‘他用目光追随着我又看了一阵。
电工吴家禄一直同我和小徐保持友好，小徐因为有时还要下车间劳动，同他更熟。杨振英对 他很信任，有时，他会到办公室来坐坐，同我和小徐聊一会天。一次，他说，他犯事是因为 和一个原战友开了个玩笑。他原在部队给一个司令员当勤务员，司令员每月的工资收入由他 代为保管，各种花费开销，也都从他手里支出，司令员对他非常信任。后来，他觉得只是在 司令员身边干些杂事服侍司令员没啥出息，想转业到地方上学点技术。给司令员说了以后， 司令员就安排他转业，在工厂当了电工。转业后，同当年的战友仍常有来往。一个周末，一 个战友在他那儿住了一夜，走后，他发现战友忘了把手表拿走。在50年代，对于个人来说， 手表就是一笔重要财产，一般要积攒数月的工资才能买到手。战友把手表忘了没戴，他顺手 就放进抽屉，心想战友会返回来取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战友并没有来取。他心想，这位战 友忘性也太大了，先放放再说。又过了几天，来找他的是派出所的，质问他为什么偷了某人 的手表，他说，我没偷呀，手表就放在抽屉里。派出所的说，没偷，为什么一个多星期不把 手表送还人家，也不吭声。原来，那位战友已把他告发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找到工厂见了他 ，人赃俱在，立即就把他逮捕法办了。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对刑事犯罪实行‘严打‘之时， 不是窃贼的吴家禄有口难辩，只得服帖地蹲了几年监牢，尔后又成为四工农场机修厂的‘职 工‘。杨振英平日里对他另眼看待，也许是由于对他自己口述的‘犯罪‘事实有所同情，当 然，杨振英也可以翻阅他的档案。这个不是窃贼的‘盗窃犯‘，在我的心目中也自有其特殊 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些天来大家都经历了的严酷饥饿，并没把他怎样，他的身躯厚墩墩的，还有些 发胖，黑红的脸膛亮光光的，显得十分健康。看来这些天对他和冼维汉几人的传闻不是没有 根据。小徐前几天在宿舍里悄悄对我们几人说，听说吴家禄和冼维汉几个伙在一起，每天半 夜里从机磨坊北墙上安装发动机的豁口钻进去偷面粉出来，掌管机磨坊门上大锁子的张振英 老婆每天来上工时门锁得好好的，机磨坊里的面粉其实天天被偷，偷走了不少。石天爱听来 的，则说机磨坊的‘职工‘王益清有把万能钥匙，开机磨坊的门锁非常容易，每天夜里开门 偷了面粉再锁上，神不知，鬼不觉。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反正机磨坊的面粉每夜都被 偷，如今，从吴家禄坦然安详的神色，黑红光亮的脸膛，厚墩墩的身躯，使我绝对地相信了 对他们的传闻，不是窃贼的吴家禄今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窃贼，而且干得十分大胆。用今天 的语言来说，他们是个团伙，他们为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偷回应由 他们自己享用的基本口粮。冼维汉被高高地吊在办公室的房梁上凄厉的叫喊声似乎还回响在 我的耳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