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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为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忍饥挨饿痛苦不已，我也知道那里土地盐碱化严重，我的亲人曾 皮开肉绽地为挖排碱沟吃尽苦头。每到夏收季节，他吃什么饭食，能不能吃饱，他在来信中 从未提及，在这第三次的夏收中，他是否也已衰弱得没有气力收割，我都无从知道。
郝大夫老母亲的叙述，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 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 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 作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 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劳改犯在帮助清水夏收时吃几天苜蓿菜团子，为他们的管教干部所不容，怕拖垮犯人的身体 。清水的管教干部还要找岔子克扣劳教分子的一顿苜蓿菜团子。判了刑的犯人身体健壮，除 了完成本农场的夏收任务，还支援清水夏收；清水的劳教分子衰弱的身体无法完成夏收，吃 不饱苜蓿菜团子，还被任意克扣。同在甘肃的河西地区，同在劳改系统，劳教分子的地位在 劳改犯之下。
为何形成如此的局面？只有省上和地区的决策者心里明白。
郝大夫的姐夫赵宗普在这年冬天也死于饥饿。
第十五章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1960年八九月，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作出决定，将1000多劳教分子分批迁到高台 县办分场。此决定事先并不向劳教分子们宣布，只是在行前头一两天，向大家念了名单，告 诉大家精简行装，箱子之类不能带走，只能带上铺盖和随身穿的用的，其中有一列闷罐子 车将300多劳教分子拉到了高台县明水河一带。这300多劳教分子中，就有我的亲人。
40年前酒泉夹边沟农场的这一迁场举措，其背景如何？据我所知，坐落在酒泉夹边沟一带的 土地不仅十分贫瘠，且盐碱化严重。1957年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继续向“左”发展，劳 教分子大量拥入，虽然劳教分子个个卖命劳动，都想争取一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早日回 到人民行列的前景，但土地条件太差，农场仍无法取得劳教分子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全 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三几个月，这在劳改系统都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 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省劳改局非常恼火。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头头们经 过一番策划后，决定迁场到高台县另开辟一个天地，凭驱赶劳教分子们苦干，争取有个好收 成，以便在粮食问题上取得自给。高台县的土地都是黄土地，无盐碱化的迹象，头头们就主 观地认为：前景尚可。至少，土地比夹边沟严重盐碱化的土质要好。
明水河原先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野。300多劳教分子到达明水河岸边时所谓 的明水河只是一条宽10多米的干涸了的河床，河中有流水，已是久远了的历史年代的事了， 现在河中无水。只见岸上荒草一片，一望无际，只有零零落落破败的土屋及少数地窝子。当晚的吃饭住宿立时都成了问题。
当了小队长的王志原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导把一个可以避风的牛圈略加清扫胡 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想起这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按照惯例，应休息一至两天 。但在吃住都大成问题的条件下，休息都免了，300多人分为上、中、下三个大队，在各自 的 地段立即开始了挖窑洞、建造地窝子的劳动。挖窑洞要简单一些，只要注意安全，把挖出的 土清理到外面就行了。但窑洞不能挖得很大，住几十个人有问题，对劳教分子管理不便，就 只作为住进地窝子前的过渡性住宿地。地窝子挖得比较大，每个大队只有3个，睡觉的地方 只是挖就的土台，土台上睡三四十人，每人只占据约50厘米宽的位置，翻身很困难。作为地 窝子，都是从地面上垂直挖下，属平面作业，无安全问题，在地平面上，还要用土坯砌起低 墙，后高前低，在低墙上搭上椽子，再盖上筏子及骆驼蓬、酸刺之类的野草，然后盖上土， 地窝子的顶盖就成了。地窝子没有门，出入的地方挂着草帘子。在这样的地窝子里，夜里睡 觉拥挤不堪，难以挡住风雪，更挡不住严寒。
挖窑洞，建造地窝子，都使劳教分子们体力不支。须知，此时他们已在夹边沟农场经受饥 饿的煎熬两三年了，大部分人由于长期饿馁已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了。他们再也想不 到，来到这一无所有的荒野，他们还得自己挖窑洞，修造地窝子。如若自己不动手，他们便 只能露宿在无遮挡的荒野里。夹边沟作为老劳改农场，有矮小的土屋为他们遮挡风雨，避开 霜雪，这个明水河却是个怎样的鬼地方啊！但是，这些已失去自由的劳教分子们只能服从管 教干部的命令，在按照惯例可以休息的国庆节，开始挖窑洞、修造地窝子。
挖窑洞和地窝子都得挥锨铲土，有气无力的劳教分子们得尽力干，因为工作进度同他们住进 窑洞及地窝子的时日是一致的。到一二里路外去背土坯就更费劲了，一尺多长又宽又厚的大 土坯一块重在5公斤以上，一次背两块就要10多公斤，他们瘦弱无力的肩膀已不是两三年前 在夹边沟抬土造田时的肩膀，背上10多公斤重的土坯走一二里路，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挪 动着脚步，一步又一步……搭地窝子顶盖的椽子、筏子、野草，也得一样样地从他们的肩膀 及手的运作中，按步就班地逐步完成。
这一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的过程，使每个参与者胆战心惊，唏嘘不已，可当时他们还抱 着希冀，总想着安稳地住下来，翻年会有一个较好的收成，肚子能吃得饱一点。有的人在地 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放得整齐有序些 。有的人独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 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总 之，这些奇巧的构思表现出初到明水河的劳教分子们对未来还有些向往，尽管前景迷惘又朦 胧，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来到明水河后，人人更是饥肠辘辘，口粮一减再减，蔬菜主要从碱泉子劳改农场运来一些， 数量就很有限。深秋的荒野里已无野菜可采挖，这使每一个劳教分子都真正感到了威胁，这 个冬天将怎样熬过？每个劳教分子都忧心忡忡。
我原在甘肃日报编辑部的顶头上司财贸组组长罗舒群，在张掖地委被定为极右分子后于1957 年12月就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的亲人和他原都是西北大学的学生，西安解放后 一同行军到兰州，又一同参与了《甘肃日报》的创办。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时， 他们曾有数月同居一屋。这次，罗舒群也到了高台县明水分站。他在夹边沟时，就把求生放 到了第一位，他的外援力量也较强，家居老家临洮的姑母及在兰州的妹妹，都先后带着食物 去夹边沟看过他。夹边沟农场不允许家属寄粮票给劳教人员，寄去就没收。他告诉妹妹在寄 杂志时把粮票夹在夹缝里，管教人员随便翻一下杂志，查不出粮票，他在收到杂志时就将夹 缝里藏着的粮票取出再想尽办法买饭吃。在夹边沟时，他曾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走一二十里 路，到那里的一个工地食堂买饭吃。到了明水河后，他发现在高台火车站旁边有个小饭馆， 使他 大喜过望。在一个休息日，他带着粮票和钱，在小饭馆买了13碗面条填饱了肚子，然后就拿 出纸笔在候车室写家信，打算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人，向家里人紧急求救。车站旁边 还有个小 邮局，信写好后可直接寄走。可就在他动笔写信的时候，饭馆里来了个管教干部。此人并不 认识罗舒群，但看到罗舒群衣着褴褛，戴着一副眼镜，急急写信的样子，就断定 罗舒群是归他们管教的劳教分子，立即大声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罗舒群站了起来， 回答：“写信。”管教干部厉声说：“你写信为什么不到队上写？”说时迟，那时快，一副 冰冷的手铐已铐住了罗舒群的双手。管教干部带着罗舒群回到队上，罗舒群承认错误作了检 查后，手铐方才被打开。罗舒群向家里人紧急求救的信一时未能寄走，他感到幸运的是管教 干部迟来了一步，他已将13碗面条吞下，填饱了肚子，如果在正吃饭时撞上管教干部，不仅 无法继续吃饭填饱肚子，他还得交代粮票的来源，那就会更麻烦了。
大部分劳教分子只能在饥饿的煎熬中忍受痛苦，也有个别人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时设法找 东西吃。有个劳教分子看到农民种的撞田里有些萝卜尚未挖完，就偷偷拔了几个塞进嘴里咬 嚼，偏偏被看管撞田的瘸腿老汉看见告到了队上。队上的管教干部拿了一根麻绳立马把偷萝 卜的劳教分子捆翻在地，痛得他满脸汗如雨下，大喊大叫，瘸腿老汉原来想告到队上教育一 下就行了，没料到为了几个萝卜，竟把一个大活人捆得汗如雨下大喊大叫，惊得他反过来又 为偷萝卜的人求情：“快算了，快算了，算了，算了……”他觉得是自己造的孽才让那偷了 几个萝卜的人受了大罪，他于心不忍，但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样的惨剧在他是这辈子头一遭 经见，他绝不愿意让这等事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两天后，这个劳教分子就死了。
我的亲人来到明水河一安顿下来，在得知新的通讯处后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他深怕由于迁场 影响到收信。自然，对于迁场后遇到种种新的艰难困苦，他只字未提，不能提及。他属于 在饥饿的煎熬之中，无外援，自身又毫无办法，仍保持着自尊心，不去偷偷摸摸，自寻生路 的那种人，所以，他的处境至为悲惨。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是他对未来尚抱有一线希望。他 知道，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都在企盼他安全归来，都殷殷等待着同他团聚的那一天。 他渴望的，就是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回首往事，那些曾令他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的大小批判斗 争会之类，都离他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像是天边一团团暗淡的云，连他自己都已看不 清楚了。在他心中，只有亲人们炽热的亲情，日日夜夜向他不断发出召唤。那人世间最珍贵 的亲情啊，虽远在天边，却清晰而强烈。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妻子、俩孩子及所有的亲人的 啊。在这年复一年自己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磨难的日子里，他是苦于连倾诉内心这深深的爱的 机会都没有啊，每封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走的信，他哪能把内心想说的话写上一句半句呢。 他沉默啊沉默，在沉默中守住孤独，守住内心的愤慨和怨怼。他觉得满天的乌云总有一天会 一扫而净，阳光明媚，天空碧蓝如洗的日子会到来。
10月上旬，由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迁到高台的另一个分站，来了个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入学 不久的十九岁女大学生，名叫吴玉玲。她为什么来这里呢？原来，在国庆节后的一天，她突 然接到定西县家中的电报，要她“速回”。她立即赶回定西县小北街72号家中，在提硝厂当 工人的母亲马新民忧愁地告诉她，几天前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吴瑛已亡故”。吴瑛是吴 玉玲的大哥，母亲不相信刚刚二十九岁的大儿子会突然亡故。就在三个月前，吴瑛曾到定西 看望全家人，说他要出差，顺路看望大家。吴玉玲清楚地记得，英俊的大哥穿一身深蓝色条 绒中山服，还笑着问她：“你看哥的这身衣裳阔气不？”她高兴地回答 ：“阔气。”不到三个月，突 然接到劳教农场的电报，说大哥“已亡故”。母亲不相信大儿子“已亡故”，用电报把大女 儿从兰州叫来，抹着眼泪对玉玲说：“世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我不信你大哥好好的个人咋 就殁了，你年纪最大，妈就打发你走一趟，看看这事是实是虚。”此前，有个邻居芮大妈已 到 高台看望丈夫芮杰三去了，走时带了许多吃食，说是那里吃的困难。玉玲母亲心想儿子还活 着，就急忙准备了些用榆树叶和谷面做的熟面，还做了些包谷面和苜蓿蒸的“群馍馍”（群馍馍：甘肃人把面粉和上苜蓿、洋芋等蒸熟后食用的一种饭食。），就打发女儿玉玲上路了。吴玉玲在定西坐上火车十几小时后，清晨在高台站下车，问 了路，在戈壁滩上一直向北走去。路上遇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嫂，这位大嫂一路走，一路 从背着的包包里拿出黄纸钱随手撒出。吴玉玲问了问，原来大嫂的男人已死去，大嫂是从东 北赶来祭奠亡灵的。走着走着，迎面蜂拥而来了几十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 ，他们是收工回来的劳教分子。劳教分子们见到吴玉玲，就问她是来看谁的。吴玉玲说：“ 我 大哥，叫吴瑛。”众人说：“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饿死了。”吴玉玲立即大哭起来……
此时，劳 教分子们有些已经跪在地上，不停地作揖，向她讨要吃食。吴玉玲就伸手从背着的包包里抓 出一把把的“群馍馍”，分给大家。饿极了的人们，捧住“群馍馍”就立即送入嘴里狼吞虎 咽。“群馍馍”分完，又分熟面。一阵风吹来，把有个人手里的熟面刮走了。众人就揭起衣 襟，把分到的熟面包住，再慢慢吃。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是在生命线上挣扎，毛 主 席、党中央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挨饿受苦的情况，你是 干啥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寄信，把我们的情况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救我们的命。”吴玉 玲 含着泪说：“我是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回到兰州后，一定帮你们把写好的信寄出去。” 这些 受难者老老少少都有，他们有些称她“大姐”，有些叫她“娃娃”。听到吴玉玲答应帮他们 把信寄出去，他们又不停地作揖，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们回去这就写信，你 回 去时帮我们带上。”吴玉玲问：“我大哥埋在哪里？”众人指了指北面的远处说：“坟就 在那里，那 是一片坟滩，没有任何标记，你就是到了坟滩，也找不到你大哥的坟。”吴玉玲流着眼泪告 别 了他们，到场部说明了身份，然后到先她已来到此处的芮家妈和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吴 玉玲的大哥，是西北大学地质系五三届毕业生，在校时品学兼优，担任班上的班主席。原为 西北煤田地质勘探队采样队队长，为西北五省（区）勘探煤田出了大力。1959年庐山会议后， 吴瑛对彭德怀蒙冤表示不满。后在单位“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作为“白旗” 被拔掉。到1960年8月单位领导决定送他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三个月。吴瑛于赴酒泉 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途中，顺路在定西看望了全家人，怕给家里人增加思想负担，佯说要 出差几个月，心想劳教三个月很快就会回来。家里人没想到，他自己更没想到，此一去竟是 永诀。吴玉玲来到芮家爸住的地窝子里，看到芮家爸睡在土台子上，已起不来了，他靠在 被窝上半躺着，芮家妈用小勺舀着熟面糊糊一口一口地喂他吃。芮家爸有气无力，喘着气， 断断续续地介绍吴瑛的情况说：“你大哥才来的时候，人攒劲得很，那时候，我们都已干不 动 活了，你大哥和泥打土坯都抢着干，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以后，就也干不动了，肚子里没吃 上啥，饿得干不动了。后来，饿得没治，生吃院子里堆的红萝卜缨子，吃了拉肚子，拉了一 夜，到天亮就咽了气了。你大哥来时说他的劳教期三个月，可不到三个月就把命送了，才是 二十九岁的人哪……”吴玉玲抽抽噎噎地哭着，听了芮家爸的述说，心如刀绞。地窝子的土 台 子上睡了有三四十人，挖出的土壁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白霜。吴玉玲就在芮家妈身边，靠在蒙 着厚厚的白霜的土壁上半睡半醒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吴玉玲见到托她到兰州给毛主席、 党中央寄信的人，问他们信写好了没有，他们说还没有，让吴玉玲再等一天。这天，场部把 她大哥吴瑛的三件遗物给了她：一副眼镜、一个印章，还有一个用线衣缝成的布袋，布袋发 出浓烈的蒿草气味，像是装过野草之类的袋子。下午收工后，受难者们送来了上百封的信件 ，信封上都写着“北京：毛主席、党中央”，或“北京：国务院、周总理”。这些受难者千 叮咛，万嘱咐：“到了兰州，可不敢把这些信件塞进一个邮筒，一定要多走几个邮局，把这 些 信件分散在各个邮局寄出，哪怕其中有一封信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那里，我们就有救了。 不然的话，你大哥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我们是在生命线上挣扎，向你求救的啊！” 吴 玉玲把这些信件装好，第三天早上就动身回兰州。那些受难者们正要上工，看见要离开的她 ，都把生的希望放在了她将要寄往北京的上百封信上。吴玉玲去火车站要朝南走，受难者们 上工要朝北走。吴玉玲见到他们，就停下脚步，挥手向他们告别。这些受难者们离她已有一 段距离，仍郑重地一一向她告别。有些人身体衰弱，已直不起腰来，仍费力地举起双手向她 致意，有些人双手连连作揖向她致敬。他们凄楚的眼神令吴玉玲心酸非常，她心想，一定要 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的信寄出去。到了兰州火车站，她没有回学校，而是一出火车站， 就找邮局。到第一个邮局寄几封带来的信，再找另一个邮局再寄出几封信。就这样，从火车 站，一直到西站，又到十里店一带，寄完了上百封信。然后，她徐缓地长出了一口气，觉得 完成了受难者的重托，心里踏实了。这才在西站附近的表姐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返校学习 。四十年后，吴玉玲已从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休。一天她 在同我邂逅中说到这件往事，仍为英年早逝的大哥吴瑛悲痛不已，她感到安慰的是经自己的 手她把受难者的心声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