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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些犯人们下车后，只要能走动的，都立即奔向附近的垃圾堆，从垃圾堆上拾起各种丢 弃了的瓜皮，不嫌上面沾了土、苍蝇爬过无数次，立即就塞进嘴里大嚼，还有其他像烂菜叶 菜根之类，只要他们能拣到的可食之物，都立即塞进嘴里填了肚子。这种饿疯了的吃相，使 老许吃惊不已。
有一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们都已下车，老许把四大队的财物往车上装 ，有一桶清漆约有100公斤重，他一人无法抬上车，正准备找人帮助，留守人员中的刘多荣 此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工人，在另一辆车那儿喊他，他就把清漆桶靠在墙边，走了过去 。等老许到刘多荣那儿办完了事，再回到放清漆桶的墙边时，竟发现一桶清漆被犯人们用茶 缸舀着喝完了。他大吃一惊，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清漆有毒，喝后死了人咋办？这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啊。他找到劳改队的干事崔建国说明情况，首先告诉他犯人喝了清漆如果中毒致死 怎么办？谁知那姓崔的不在乎地说：“死人没关系，管他呢！”老许又问：“一桶清漆没有了 ，我们没法上账怎么办？”姓崔的说：“这我请示一下大队的领导，明天早上告诉你！”老许 因为怕犯人们喝了清漆后中毒出人命，夜里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老许去找姓崔的，一见 面就着急地问：“昨晚死人了没有？”姓崔的很不在乎，轻轻松松地说：“死了两个。”老 许又问：“是不是因为喝了清漆中毒死的？”姓崔的仍说：“管他呢，反正是死了两个。”
崔建国犯了个错误，他把老许当成了同他一样的“同志”，对老许四五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 。有时候，他还领上老许的小女儿到伙房里转悠。小女儿在伙房里跟着崔叔叔转上一圈以后 ，就把所见所闻向爸爸妈妈描述一番。小女儿说：“给犯人们做的饭，和猪食一样，莲花菜 的皮皮根子全剁碎了煮在大锅里，再和上杂粮面，做成糊糊，难吃得很！”小女儿其实并未 吃过犯人的饭，她是只从视觉里感觉到，认为犯人的饭难以下咽。
老许看见，犯人们每天上午都是每人一个糜谷面做成的窝头，糠壳都和在窝头里，窝头显得 十分粗糙。吃饭时，少数身强力壮的犯人还抢体弱无力没法保住自己饭食的犯人，体弱者连 这和了糠壳的糜谷面窝头也吃不到。怪不得，垃圾堆上丢弃多日的瓜皮、烂菜都被他们拣去 当做了美食佳肴。
此时，四大队的家属和职工宿舍先后都改建成了号子。有一天上午，老许看见从号子里先后 抬出了5具死尸。死尸都裹着死者的被子，用草绳在尸体上中下的部位各捆了一圈，用一条 长绳在脚上捆紧以后，由4个犯人拉到河滩的空地去埋掉。等老许最后离开四大队时，河滩 上已成了一片坟地。
而我是在30多年后才耳闻这些悲惨可怖的事。
我和小徐终于完成了向饮马二场移交粮食的任务。12月底，我们把全部的被褥行李箱子等包 扎停当，冒着严寒，坐上了去玉门黄花农场的大卡车，在玉门镇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然后 又驱车三四十里路，直达原四大队在黄花农场的所在地。
没想到，先我们而来的工人、难友，都对这里的一切叫苦不迭。首先是气候严寒，比十工农 场冷多了，人人都叫喊“这里是干冷干冷”，见了我们说话时都有点唏唏呵呵的；其次是水 土不服，这里只有井水，井水带咸涩味，凡是来的人都有一段拉肚子的经历；第三，这里的 伙食大不如前，在十工农场时，每到秋冬之际，各大队都要窖藏大量的冬菜。迁场是几百 里路的长途跋涉，无法把冬菜运来。黄花营子的农民只储备自己过冬的蔬菜，对这样大量 迁 入的人员的蔬菜需要无法供应，即使有少量出售的蔬菜，价钱贵得也非我们的食堂所能承受 ，这样，食堂只有少吃菜或不吃菜，油和肉的来源几乎没有，伙食只能降低标准。我和小徐 初来乍到，自然感觉更是明显。
已是冬闲时节，我们被告知，休息几天再说。
第二天，我拿出在四大队时就裁剪好的棉上衣用手工缝制。这是一件绿底大黑格子布面的对 襟棉袄，面料是在四大队时步行三四十里路在县城买的，我觉得很雅致。我小时候学过一点 针线活，在偏远的农场，找裁缝制做又得花好几块钱，而且未必就能裁剪合身。这样，我就 自己动手裁剪，在四大队买了一斤多棉花，来这里没别的事就自己动手缝了起来。我从兰州 带来的旧棉袄是花棉绸的，已经又穿了两个冬天，得换一件新的了。
就在我坐在男同胞们的大炕上缝棉袄时，杜博智突然来访。他在另一个大队，先我们来黄花 农场已好多天了。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听说我已到达，就利用休息日立即来访。我们都 喜出望外，叙谈了分别近一年来的各自情况。当然，我一直未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杜博智回 去后，灶上饭已吃过。炊事员为一些未吃饭的人重做饭时，杜博智也学着切萝卜，不慎伤了 左手食指梢，至今伤痕仍清晰可见。我应留他吃饭，到四工农场后曾向他表示过歉意。
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 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 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 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 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10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 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 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 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 布， 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 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 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 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 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就是对改造 不满。有好几辆夜行车从我们的车身边呼啸而过，每当此时 ，大家都抱着希望呼喊求救，请过往的车辆把我们的车带上一程，但得不到回应。过了大约 一两个小时后，总算有一位司机停下车来。他也许是听到车上有小孩，再加我们男男女女的 求救声中已带着绝望和哭腔，车上的人会冻死在戈壁滩上的悲惨前景，终于触动了他的恻隐 和同情之心。他停下车后，我们的司机立即要车上的人找出一条粗粗的大麻绳拴在了那辆车 的车尾。
车，才又前进了。夜宿玉门。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四工农场。大卡车停下来以后，我和小徐冻僵了的腿脚既疼 痛又麻木，无法从车厢里站起来，坐着活动了好一阵，才勉强下了车。在场部报到后，杜博 智分到了一站，我和小徐分到了二站。场部为我和小徐找到一辆小毛驴拉的架子车拉运行李 和箱子，我和小徐跟在车后踏着厚雪走了约2里路，便到了二站队部。二站的队长是个40岁 左右的陕西人，名叫王智礼，人们以王队长称呼他。
小徐和我的临时住房是个库房，里面堆放着难友们除被褥、饭盆、洗漱用品以外的财物，有 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提包、包袱等。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十工农场差。在十工农场， 难友们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宿舍里，取用都很方便。
小徐和我在这里临时居住，似乎受到了一点优待，库房里腾出地方支了两张木板床，还在窄 窄的通道里，安了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子的烟筒直直地从屋顶的草笆子上伸出。
我们原在十工农场三大队的二位女伴：石天爱和王桂芳，此时又在何处？我们不得而知。老 殷和小李都不是右派分子，按此次迁场的政策规定，她们不必来四工农场。
过了几天，先是来了王桂芳。原来，此次十工农场借迁场的机会，让有些右派分子回家探 亲，王桂芳回安西县城的家自然十分方便，就回家住去了。石天爱则请假直奔天津，去天津 看望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了。因为路途遥远，到王桂芳来四工农场时尚未归来。
初到二站时，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们的居室堆放了难友们的箱子等物，地上连插 脚的地方都很紧张。一次，我一抬脚竟没注意到把小火炉弄翻了，火炉一翻倒，连在上面的 铁皮烟筒也从房顶上落下，摔成了两三截。我费了很大劲才将火炉重新安好。此时，我对四 工农场的一切，还以在十工农场的眼光看待。后来，我随意地将此事笑嘻嘻地向王智礼说出 ，王智礼的脸上也挂着笑，但他说出的话却使我吃惊不小，冷彻骨髓。他说：“你如果把这 库房点着了，我要判你10年徒刑！”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把判徒刑跟自己连在一起加以 评说。原来，这就是四工农场！
过了两天，我和小徐都参加了劳动。活，依然是平田整地。所不同的，这里使用的都是圆头 铁锨，木头把很长，没有了独轮小车，需要推土时，用架子车代替。活不紧不慢，小徐和我 都已应付自如。在这儿一起劳动的，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难友，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在十 工农场时的气氛也差不多。难友中也有被任命为小队长来管理劳动的，记得其中有欧阳夏、 尚正。欧阳夏是原省劳改局的干部，尚正是原服务厅的。尚正正是初到十工农场时，一武威 民工嫌他干活没劲数说于他，反被他予以一顿痛斥之人。他当时心气很盛，说年轻工人：“ 小伙子，你的那一套，我半年就能赶上，我尚正的本事，你3年也学不会。”现在，他被任 命为小队长，肯定，在十工农场时劳动上已拔尖。我和小徐都是女性，在劳动中多少受到一 些照顾。
只是这里的伙食，同十工农场就没法比，差得太多了。面条很粗糙，可以看出和的有麸 皮，蒸的馍馍很大，样子有点像如今的长形大面包，麸皮更多。一次，我同在十工农场一起 演出过的兰生玉说话，不经意地说了声“麸子馍”，兰生玉竟连忙纠正：“我们说话还是 注意点好，以后再不要说‘麸子馍’了。”兰生玉也是省劳改局定的右派，善演秦腔里的青 衣。他这么谨小慎微，对我是个提醒。1991年秋，我重访高台县，遇到了原在十工农场和四 工农场的难友阎廷梁，无意间打问起兰生玉的下落。阎廷梁说，兰生玉在1960年曾同他一起 迁到高台县碱泉子劳改农场，当年大饥馑已在全国蔓延，到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 议做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因为各种原因送农场劳动的人员，全部“抢救”回原单位。阎 廷梁由于家和原单位都在高台，工资没取消，生活条件略略好于别人。他用高价向劳改犯买 了个饼子去看望兰生玉，而兰生玉已在几天前住进“病号”室，把门的不许阎廷梁进去，阎 廷梁只得遗憾地走开了。这一别竟是永诀，兰生玉未能走出“病号”室。面对严酷的饥饿， 谨小慎微并未能保住他的性命。
过了些日子，石天爱终于姗姗而来。她这次回到天津，仍没有告诉母亲她当了右派，她母亲 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婚姻大事，还托人为她介绍对象，找了个某单位的人事干部同她见了面， 俩人还一起走了走，最后被她托词回绝。她和表姐妹说起反右派斗争来，她故意问：“如果 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当时，反右派斗争的余威 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她的表姐妹当属此种情况。
石天爱一身褴褛回到母亲身边，一定使母亲伤心万分，所以在此次返回农场之前，她母亲特 意为她置备了足够的御寒服装，她已装备一新。新做的丝棉黑布面棉袄宽宽大大这是 为了适应农场艰苦的劳动生活，棉袄里面，则是真丝深蓝织锦缎面的狐皮背心。光是上衣， 应付安西的酷寒就很可以了。她那断了腿的琅架眼镜，想必一到天津就换上了新的。
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一向受到照顾，此次换场，我们作为留守人员移交粮食远离场部，却失 去了一次宝贵的探亲机会。当时，场部的有些难友都获准回了一次家，如杨康回到兰州，还 到我父母家里看了看。在四大队，这一程序却一律免去。当然，我在十工农场一直没考虑过 去兰州探亲，其主要原因是我的经济状况无购买来往火车票的能力。在玉门期间，离酒泉只 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去一趟搭顺车也能办到，可我竟然也没动过去酒泉看望景超的念头。 据说当时四工农场不断向黄花农场要人，四工农场曾指出我们的名单还未送过去，催促不已 。黄花农场被催不过，只好答应将我俩一并送往四工农场。可我们已到了黄花农场，对这些 情况不明就里。适值严冬，我人已到了黄花农场，根本也没想过还会离开这里，也不知道有 些难友回家探亲的情况。唉，唉，我真傻，真傻，如果我那时能见上景超一面，对他的艰难 悲惨的境遇有了真实的了解，知道他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会想到有一天他那脆弱的生命 会难以继续……当时，我如果见了他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会不惜一切为挽救他的生命想尽 办法的。说实在的，这是直到30多年后我才具有的清醒意识。我好悔啊！
春节后不久，我们见到了一位重要的远方来客，他是小徐的丈夫梁富杰。梁富杰是1959年秋 第一批摘了帽子的。他人极聪明，专业上是尖子，当了右派后，由于工作需要，已调到了兰 州省煤炭局。领导上考虑到他头上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使用起来到底也不怎么方便，况且他 还具有华 侨身份，他父亲此时还在印尼，这种种因素，促使单位领导早早地给他摘了帽子。这样，他 就立即请假来到分别已近两年的爱妻身边。小梁头一天先到二站，在站部办公室的单 人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徐工作调场部，他们便一起搬走了。
而他俩到场部后的境况极为凄惨。场部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有一间空屋让他俩住 ，他俩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空马棚，地上潮湿不堪，屋内马粪尿臭气扑鼻，地上用砖块低低 地搭了一个大门扇，看来就是为他俩准备的床。小徐见状不由得掉开了眼泪。当时她的顶头 上司杨振英也在场，有些看不过眼，后来就打发来几个在场部干杂活的刑满就业人员那 时美其名曰“职工”，把马棚又认真打扫了一番，小徐两口子才算安顿了下来。他俩吃饭也 在 “职工”灶，场部干部和正式工人另起灶。以我们在二站的经历就可想见他俩当时伙食的恶 劣，小徐已习惯于这种恶劣的伙食，梁富杰一直在机关工作，哪见过这样的伙食，不禁为妻 子经历的苦难之深重难过万分。俗话说“久别胜新婚”。他俩相见时的欢愉，因了这几日经 见的种种都出乎意外而变了味。特别是那些遇见的场部“职工”个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 样子，更使梁富杰意识到妻子处境的险恶。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几日，场部有人意识到摘了右派帽子的梁富杰毕竟是国家干部，应该区别对待。这样， 才准许小徐到干部灶打饭吃，他俩才吃上了像样的饭菜。
梁富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带来不少食品，也送给石天爱、王桂芳和我每人几块糕点。 这在当时就是很稀罕贵重的了。
小徐调场部后，就传下话来，说是二站男女混杂，要把我们几个女右派都调到场部。这所谓 的“男女混杂”之说，我听了就觉着反感，我们在十工农场近两年，都和男同胞劳动生活在 一起，大家亲密无间，谁也没说过“男女混杂”之类的混账话，怎么到了这儿就成了问题呢 ？当然，我也已意识到去了场部政治上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当王智礼说起要调我们去场部 时，我谨慎地表示：“还是留我在二站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去场部。
还在梁富杰来农场前，王智礼就曾拿来一本眉户剧《梁秋燕》的脚本，让我抄写，说是准备 排练。其实四工农场的领导上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还演过眉 户剧，也清楚原十工农场我的难友们人才济济、文艺演出班底很厚。他们向黄花农场追要我 和小徐时，可能就考虑过今后安排文艺演出活动。四工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纯系男性，没有 女性是无法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早在50年代中期，省劳改局曾把在押的犯人中的京剧名角 挑选出一部分，组织正规的演出。为此，还专门在省劳改局附近修建了一个名为新兴剧院的 剧场，曾多次举办专场演出，在兰州市引起轰动。记得我也曾去看过一次呢。四工农场属劳 改系统，干部们对此事想必更清楚。他们不指望别的，在农场内部组织演出，活跃一下文艺 生活，向上级汇报上去，也可以算作一项工作成绩。所以，我到二站不久，王智礼就布置抄 写眉户剧《梁秋燕》，并宣布该剧要准备排练和演出。这当然不是作为队长的王智礼所能决 定的，他只是执行人。
由于排练眉户剧《梁秋燕》，我们在二站又继续住了些日子。50年代，眉户剧《梁秋燕》曾 风云一时，陕西人曾有“不看《梁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