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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为什么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
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处于浅层次，人们对宇宙及社会缺乏认识，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识很浓厚，他们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寄托于方术，以为方术会给自己带来吉运，如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连洛澧、峡州无知之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若受其法，则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钟相乃妄称‘天大圣’名号，亦曰‘钟老爷’，于武陵县管唐乡水连村，地名天子岗。”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吸收农民加入时，声称可以在天堂挂号，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难，遇难成祥，超生不死，永脱轮回。在困苦中煎熬的农民对神秘主义抱有幻想，成为神秘主义信徒。
其次，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批巫师术士活动频繁，以神秘主义为倡导，深得农民领袖的依赖。如，陈胜在大泽乡征求卜者意见，卜者心领神会，为之谋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樊崇的“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
有的农民领袖本人就是一个大术士，以巫术鼓动民众。《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张角以巫术取信于民，广收教徒，一当时机成熟，即行起义。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黄捉鬼率众数千，往来于湖南，杀官军，朝廷用了四年时间才平息黄捉鬼及其残余部众。
再次，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是必要的。他们面对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够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却是一群本来就极不情愿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农民，农民们思想涣散，缺乏武装，缺乏组织纪律，缺乏权威观念，而他们所要担当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在殊死的斗争中，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去战斗。
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在调动农民参加起义的同时，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澜，使封建统治阶级防不胜防。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这害，未易可测。”陆游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场上，道出了他们对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胆怯。
到了晚清，这种传统必然会继承下来。晚清的下层民众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他们包括农民、游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矿工、水手等。他们人数众多，受压迫深重，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义和团、会党的部众基本上是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涣散，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何况，封建官吏遍布城乡，对下层民众看管得很紧。因此，下层民众只能采用方术神秘主义进行组织。
下层民众对传统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对传统方术神秘主义能够接受。当然，这种接受不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当代学者俞青松在《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说得很清楚：“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农民和手工工人们受尽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的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
太平天国对吉日凶日、军营朝向都有忌讳。嘉定人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从敌意的立场讥笑太平天国：“忌讳多端甲令宣，干支点窜亦编年，满城斓语争传遍，月晦刚逢月正圆。”为了避凶日，竟然违背时节规律，历法差错达半个月，这是不可取的。当然，陈庆甲在诗中作了过多的夸张，不必尽信。选择吉日，古代称之为择吉术，明清最为流行，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回避煞神，这是一种迷信。
太平天国还不时利用测字术。历史上大人物之所以被神化，不仅靠他自己，而且还靠他周围的人。洪仁曾经以测字术神化洪秀全的姓名，他在《己未九年会试题》说：“以字形释之氵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上添人全也，隐然寓真主之圣名，显然作民极之圣主，玉食万方，岂徒然乎！”
太平天国还流行一些罕见的杂术，如《天兄圣旨》记载了一种以灯照面术：“天兄复下凡谕曰：先将灯亮照西王面，化西王心。次将灯亮照南王日纲、玉书同众小面，化南王、日纲、玉已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顶颈。”这种杂术类似于宗教的洗礼仪式，又有巫术以火驱邪照心的成分，在古籍中很少看到。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2）
在历代下层民众举事过程中，义和团利用方术的特征最为突出。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些江湖上的巫师、僧人、道士混进来，自称来自峨嵋山古刹或其他仙境，修炼了几百年，有神术，擅长巫道。他们略有小技，却无限夸大本领。如某村中一妪自云为神所遣，号龙天圣母；又称其幼子为童子观音，以香灰符水为人治病辄效，远近村民多惑之。即后来之红灯照仙姑。这部分人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常常居于核心和领导的地位，对义和团大搞方术神秘主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义和团的方术神秘主义十分愚昧，时人在《庚子国变记》记载团民“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会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
义和团自称可以念咒避枪炮，有一首咒语云：“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在这种愚昧观念驱使下，团民用血肉之躯挡洋人的枪火，死者遍地，而团首又念咒语，称死者七日可复活，等不到三日，尸体已腐臭难嗅，路人掩鼻。
义和团的神术大多是吹牛，很少付诸实践，也不可能实践。如，团民说红灯罩有一把神扇，“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但谁也没有看见有哪一位红灯罩能够施用这种法术，如果天下真有这种法术，义和团也不会败在洋枪洋炮之下。这个法术，当时受《西游记》影响，把火焰山铁扇公主的故事搬到了现实生活中。
义和团的方术误事。据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到北京前门外去烧洋货铺，他们说有法术相助，火不会殃及周围的民房，不让百姓做防火准备，结果法术不灵，大火无情，烧了上千家民宅，大失民心，团民也很尴尬。义和团中搞方术的人，有的至死不悟，时人王锡彤在《河塑前尘》记载，有拳民自称能避枪炮，河南道道员岑春荣命人持枪试之，拳民“袒其胸口，念念有词，亲军二人瞄准击之，呼訇一声，作法人倒地死矣。”作法的拳民练有硬气攻，可以稍稍抵挡冷兵器。若要夸大硬气功作用，只能自取其咎。
义和团的法术常常是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请神附身，名曰“上法”，顿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声音喘呼，似忿怒之状。遂手执宝剑或诌剑诀。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表演神术，他们声称神术有无比妙用，声称一月而足用，三月而术成，则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此抵御洋人，削平世界各国，所向无敌；其精者，至可以书符作诀，从空中发火种，焚毁百尺巍楼，万间广厦，或随意举利刃自称，至于刃曲锋折，面肤肉迄无少损，闻者益惊以为神。
义和团把神 排成强大的阵容，呈战斗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如：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福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前来会师，等等。有时甚至把一些不同朝代的人物扯在一个阵营，大有“关公战秦琼”之势，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其本义却是为了扩大声威。
义和团自称降神附体可以使枪炮刀戟不能伤，手于空中指画则火起。他们一般不代神传言。太平天国的臣民举行神秘仪式时，颇像基督教的礼拜，井然而肃穆。义和团的仪式却很像戏剧表演，时人吴永称之为“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空白”，他描述了一个场景说：“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人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北方人喜欢戏剧，人人都能哼几段，摆弄两下，许多团民出身艺技伶人，所以用演戏的形式装神扮鬼。义和团尚红。义和团在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在兜肚上写‘护心宝镜’等字样来看，他们戴红巾、系红腰带、穿红色衣服，确有避凶趋吉的意义。义和团以为一身红色，可以破洋人的邪术、魔法，同时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连大学士刚毅在作战前也要用红布缠腰、缠头，以使枪炮不能伤身。”
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需要舆论来支撑，义和团大造神秘舆论，说劫运已至，刀火之灾已降临，老天对洋人不满，殃及百姓，惟有造反。当时有揭贴预示：“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有穿，十愁有饭无人吃。”
义和团利用神秘的数字暗示“庚子之乱”。如，“今年苦不算苦，二十加一五”，一五合为六，代指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最苦。又如，“暂时不算苦，二四加一五”，二四合为八，代指八月十五。又如，“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八中”即八月十五。又如，“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一龙指德宗，二虎谓荣禄、李鸿章，十三羊即所有朝贵。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3）
团民以神秘的形式表示斗争的决心。《天津一月记》记载：“入坛者，先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民众一当对神宣誓，身肉之躯的人就被“神”武装起来，处于“神”的临督下，就有了约束和自觉性。这个“神”，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民族尊严”，体现了民众的人格价值追求。对神宣誓，看起来很愚昧，但比起那些苟且偷安、甘心当亡国奴、对外国入侵无动于衷的行为，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为其临阵壮胆。胡寄尘编《清季野史》记载他们“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祝枪炮不然”。自以为念了咒，就会有神附体，这种作法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必胜信心，也是麻痹头脑，驱掉怯弱情绪。义和团幻想把外在的莫须有的神秘力量调到自己身上，当然是没有效果的。
神秘主义本身充满战斗精神。如山东《大刀会咒文》摆出了一幅神煞布阵图：“天地日月星，诸神俱降临。黑虎来护身，龟蛇二将来保命，万法百中显神灵。遵照祖师敕令，无量佛来下界，压阵敌人惊。一请无量佛，东海霹雳声，天地日月星，诸神齐就位，天后娘娘坐当中，一日受时烟。白面将军护前心，黑虎将军护后心，仰面一吐气，万法都显灵。十万神兵，十万鬼兵，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全下界，急奉太上老君敕令，闭目合十遍天空。”
义和团还自称有神秘的武器，如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引魂幡、捆仙绳、翻天印、火扇子，但没有人见他们用过，实际上这是借用《西游记》等小说中传说的器物，用以壮胆。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培养不怕牺牲的精神。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记载义和团“见洋人呼曰大毛子，见教民呼曰二毛子，见则立时法上矣，神气抖擞，誓将吞噬，若心杀而后快者，纵有枪炮，亦不知退惧”。佐原笃介在《拳乱纪闻》也记载团民“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这种牺牲的做法不值得赞誉，是冤枉的，而为民族死不旋踵，敢于牺牲的精神却是感人的。
义和团的避枪诀是仿照以前农民起义的做法，如乾隆年间王伦在山东领导清水教起义，告诉教徒在打仗时口念：“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咎。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当。”牺牲精神诚可贵，但太愚昧，也不值得无谓之死。这些做法，表明义和团自知力量单薄，难以对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只好求助方术。
对于义和团的牺牲精神，当时的有识之士在《开智录》上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认为：“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一日也。”当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义和团的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阳刚斗志，这种斗志正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义和团运动时期，徐桐等上层官僚对传统神术笃信不疑，亲自倡导。许多达官贵人在官府或宅院组织神坛，每天演练，并且大肆吹捧神术之灵验。一时间，神秘主义方术飘飘然，成为国粹和济世的希望。
满清官吏盲目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奴才小史》记载裕禄很崇拜义和团的一位“圣母”：
方拳毛之初发也，裕禄正为北洋大臣……是时有号黄连圣母之女妖，本流娼，久在津。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围，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待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谓：“已令神将用天火烧夷兵，不久未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
这个裕禄把对付外国侵略者寄托于“天火”，结果，“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裕禄自毙，死于愚昧昏庸。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1）
清朝之亡，亡于内忧外患，而方术加重了内忧外患，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执掌晚清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笃信方术。
慈禧太后相信易占，《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术士张延已为之预测：
张延已好占卜，弱冠，游四方。光绪辛丑，两宫将自西安回銮，时适馆临潼洪氏，以风角风闻于上。某日昧爽，以一骡车入行在。礼毕，孝饮后宣旨，令设坛，问善后事。筮得家人之九三，其爻曰：“家人，妇女嘻嘻，终吝。”张曰：“家人，刚严者。妇子嘻嘻，喜乐过也。终吝，除蹶难遵也。卦直家人，其有顺阴道而至美者乎？九三之爻，君道也，亦夫道也，而位未大正，其有妇人而专制也。”时侍郎陈某在侧，见多忌讳，不敢上闻，乃别易他爻之吉祥者入秦。孝钦亟赏之，赐银千两、鲈鱼两尾。延已方惴惴待罪，至是乃殊慰。
这个卦占得很准，道出了慈禧专政的实情，方士以之说明易占之灵。侍郎陈某随机应变，蒙哄慈禧，化险为夷。大凡统治者，谁都不愿意听不吉利的话。庚子事变之后，慈禧逃难在外，她受过惊吓，极想知道未来的事态发展，所以找术士占卜，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可靠性。
慈禧太后让官吏英年为之看醇园风水，以预测皇室嗣统。近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介绍说：
兵部侍郎英年善堪堪舆术。一日扈驾游醇园，令相视园地吉凶，英年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