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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方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
一 天文、历法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值得我们总结。
方术蕴含了天文、历法、自然变化的知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古代以天文历法归于数术。先秦成书的《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而作调历。
从《汉书·艺文志》看，天文学就是占星术，观察日月星气云雨，以推测吉凶。历谱学是在占星术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从黄帝、颛顼，到夏、商、周、汉，都各有历法。
《隋书·经籍志》载录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如《周髀》、《灵宪》、《浑天图》、《天仪说要》《灵台秘苑》等。《隋·志》的作者评论说：“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方术文献是了解古代天文知识很宝贵的资料。如浑天说和盖天说，《北史·艺术列传》载有信都芳为《四术周髀宗》作的序云：“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
唐代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方伎传》，一行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有《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特别是他撰写的《开元大衍历经》是研究古代历法学的宝贵资料。
唐人修的《开元占经》极富盛誉，《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是又可订史传之伪，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可见，方术文献对于校考古代历法是很有价值的。
占候是根据天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占候文献与天文文献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占候提要》云：“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这就告诉我们，天文文献是用以授时，确定历法；占候文献是用观物，预测吉凶。
先秦时期，梓慎、裨灶都是占候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梓慎望气就知道宋国有乱。汉代时，占候成为一门术数，谢夷吾、杨由、公沙穆、段翳都精通占候。古代专讲占候的书有汉代甘公、古申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唐代邵谔的《望气经》，清代汪宗沂的《云气占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录台秘苑》和《开元占经》。
《灵台秘苑》是北周庾秀才原撰，宋人重修。此书首列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多是占验之辞，不足为信。然而，它保存了古代天文及占候资料，有助于科技史研究。
《开元占经》的作者是唐瞿昙悉达，后人有所增补。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专述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谷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专述占特异。此书征引古籍极为浩博，保存的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方术文献。
二 医学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三 健身
气功术是一门古老的人体科学。
气功是养生修炼术，它运用意识、调节内气，使身体处于优化状态，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气功按内容分为静功和动功。
静功包括静坐功、放松功、意守功、内丹功等，方式有入静、坐忘、心斋、定观、存思、内视、守一、守窍、炼神、吐纳、行气、食气、炼气、胎息。这些功法有重复性。
静功俗称内功，要求身心保持宁静，形体位置基本不动，着重于体内的怡养。《古今图书集成》有“静功部”，载录有历代静功流派。
动功包括导引、按摩、太极拳，发声功、硬气功等。
动功与静功不能绝然分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先动后静，先静后动。
气功是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的结果。
人们发现，只要在疲倦或烦恼时，安静地闭目养神，放松身体，调整气息，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就会感到舒服。这，就是人通过本能而产生的静功。
人们还发现，模仿动物也是一种养生的功法。《庄子·刻意》记载：“吹习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气功是古代哲学观念的发挥和应用。先民认为，上天创造了人，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应当尊尚天道，效法自然。人只要像天地运行那样进行人体呼吸，就可以与天地同寿。
（一）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气功的主要效应是防病治病。先哲已有论述，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46《答潘叔昌》一文中谈其练功体会说：“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错，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从，收敛身心，颇觉得力。”
临床证明，气功对神经衰弱、偏瘫、坐骨神经痛、面部神经痛、支气管炎、肺结核、胃病、腹泻、便秘、直肠脱垂、肝炎、高血压、冠心病，近视眼、咽炎、糖尿病、肥胖症都有一定疗效。
为什么气功有临床疗效呢？初步的研究认为：气功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和神经兴奋，培益真气、疏通经络，调和血气。经络是沟通全身的通道，经络通则血气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灵枢·百病始生篇》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血气畅通，血中的吞噬细胞就可以顺利到达病灶，战胜疾病，提高了免疫能力，生命力旺盛。
气功还在心理上帮助患者，稳定情绪，排除杂念和胡思乱想，减少烦恼。
气功认为天人一理。为庄稼松土，土壤就可以很好吸收空气、水分和阳光。人体放松，就可消除疲劳，充分吸收氧气和营养食物，人就能够体质健康。
（二）气功可以开发智力
身体健康是开发智力的首要前提。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正常发挥智力。气功可以健身，健身可以提高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能力，以充沛的精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人们练功的过程，也就是调神、调形、调气的过程。人与外界环境协调，人体内部各机能协调，协调有利于自控和记忆力，有利于适应外部条件，有利于降低能量消耗和调动脑细胞，有利于充分的发挥潜能，以超人的能力从事脑力劳动。
人们练功之后，烦恼的情绪抛到九霄云外，心胸坦荡，情操高雅，超凡脱俗，境界一新。练功似乎耽误了时间，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练功者的工作效率一般高于非练功者。
（三）气功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
人体是生物遗传的精华。在人体细胞中，有先辈（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乃至血缘的无数辈）才智的积淀。后辈人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试想，既然人体的外貌（哪怕一个痣、一块斑、一种肤色）都可以遗传，为什么人体的智力不可以遗传呢？如果某人父辈特别擅长逻辑思维，头脑灵活，那么，某人就可能具有父辈的这种潜在能力。当然，父辈的这些能力必须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才可能遗传下来。孩子只有通过练功，才有可能开发出潜在的能力。
四 化学（1）
古代炼丹术对化学和药物学积累了经验。
炼丹的过程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炼丹的文献就是化学的原始资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欧洲人在13世纪炼出金属砷，14世纪炼出彩金（二硫化锡），比我国迟六百年。如果不是炼丹术，我们的先贤就不会在化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以汞为例，现代工业常用铅汞剂给铜镜抛光，用金银汞镀器物。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将汞（水银）从丹砂（硫代汞）中分离出来，又能将汞和硫还原为硫化汞。《抱朴子·金丹》记载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方士们又炼出红升丹（氧化汞）、甘汞（氯化亚汞）、白降丹（氯化高汞）。可是，方士们对“汞”起了许多奇妙的名称：河上姹女、铅精、琉珠、玄珠，如《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这说的是汞容易挥发。“河上姹女”代称汞。这样一些奇妙的名称，不利于炼丹术的规范化。
炼丹又称为黄白术。它可以伪造贱金属为贵金属，炼出含锌的貌似黄金的黄铜，以及含镍的类似白银的白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