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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处终于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将俄军在近几个月内侵犯德国边界和领空以及类似事件归纳整理出来。这种文件要根据其内容在国际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级别签字上报。不太严重的事件由国防处长签字，中等严重的事件由约德尔将军签字，重大、严重事件则由统帅部参谋长签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6 月19 日，外交部驻统帅部联络官通知国防处长时说的：“对于国防军统帅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关于俄闰侵犯边界的报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长发出最后警告，意在表明德国对俄国军队展开所造成的威胁不能再继续犹豫不决了。”
据回忆当时要求拟制的这一报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并有大量数据的文件。说到这里，似乎通过前文讲述的事实，已经揭示了“非正义战争”的实质。然而，“非正义战争”这个词汇对于当时每个军官来说都还前所未闻！后来，从边境会战中俘虏的大量苏俄战俘口中，以及从苏俄在边界附近新建大量机场一事中得知，俄国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远远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德国战争的“非正义”性。最后，只能到它自己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中去寻找答案。
“罪恶的命令”
对于希特勒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罪恶”命令，国防军指挥参谋和国防处肯定有过密切接触。详细地描述一下事情经过，以及此项命令在德国大本营里的产生过程，比仅仅依靠纽伦堡判决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况且对于一个参与者的见证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在我们一件一件地列举一些文件和其他资料之前，首先回忆一下两个情况：
1、居于国家最高位置上的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德国人民几乎一致的拥戴他的“十字军东征思想”，至少也不亚于他后来的几个敌对国。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开的异议都行不通，只能暗地里秘密地阻挠他的企图的实现；
2、军官们习惯干将服从、法制和荣誉，以普鲁士德国国家历史上的典范，作为他们的自然观念，但由于他们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现实与义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看到希特勒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促使他们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起来反抗。因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所发出的命令，与他们军人的伦理极不吻合。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尤其需要说明和加以考虑：在入侵俄国一事上，陆军总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够更多地坚持履行所谓“执行权”；至少在“作战地域”和所属的“后方地域”。除了陆军总司令和由他授权的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脱离陆军而独自下达任务。但陆军总司令却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不得不与本不属国防军的“保安局”和警察特种部队达成必要的协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特别行动队”的本来任务是什么。
人们可以今大的观点，去看待1941 年3 月3 日约德尔将军对他交付给国防处拟制的“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在特别地区的方针”草案的批语。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称，此草案已经约德尔亲自加工修改，并已呈送元首过目”，接着他将希特勒对“最后文本”所提出的“方针”归纳如下：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局，不仅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在幅员辽阔的地域里，只击败敌人的国防军还不足以结束战争。必须解散整个地区的国家体制，建立它们自己的、可与我们进行和谈的政府。
这些政府的组建需要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和制定审慎周到的原则。
每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既成事实，社会主义思想，已无法从今天的俄国除掉。它能够成为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的内政基础。作为迄今的人民的“压迫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铲除，流亡国外的那些尚存的资产阶级贵族知识分子，也同样予以铲除。他们将被俄国人民所抛弃，他们终究是仇视德国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当初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避免一个民族的俄国取代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因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国家最终仍将成为仇视德国的国家。
我们的任务是尽快、以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重建一个依附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
该任务十分艰巨，仅靠陆军无法完成。”
继续写道：“根据元首确定的方针，约德尔指令必须作如下修改：
1、陆军需要一块作战地域。但其纵深，必须尽可能加以限制：在其后方不应设立军事管制机构，而是向一些根据民族特点而划分的较大地区派遣帝国全权代表，负责在那里迅速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此外，应派遗“国防军司令”作帝国全权代表的助手，仅处理与继续作战有关的纯军事问题，隶属于陆军总司令和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班子里，应设立能处理国防军事务的各种组织机构，（如国防经济、通讯谍报等）警察主力也将由帝国全权代表指挥。
2、边界封锁只能在作战地区实施。除秘密野战警察外，有无必要在这些地区设立党卫队领袖的机构，须由党卫队领袖酌定。有必要将一切布尔什维克头目和政治委员除掉。对此类问题，军事法庭不须审理，军事法庭只负责审理部队内部事宜。
3、草案的第3 部分（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应采纳这一指示，即陆军总司令拥有在必要时对这些国家的问题，向统帅部提出建议的特殊权力，再由统帅部与外交部取得联系。陆军可向驻这些国家的德国公使提出“直接请求”。
此后，“特别地区的方针”由国防处重新修改，1941 年3 月13 日经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签字，其全文如下。关于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中特别地区的方针1、作战地区和执行权1）在东普鲁士和总督辖区内，国防军内部的、对作战区域指挥权和补给规定，应最迟于作战行动开始前一周年国防军统帅部宣布生效。陆军总司令部应在与空军总司令取得一致意见后，及时提出建议。
宣布东普鲁士和总98 督辖区为陆军作战区域不是有意的。相反陆军总司令有权根据1939 年10 月19 日和21 日未发布的元首敕令，对实施其军事任务和保证部队安全所有必要的措施作出规定陆军总司令可授于其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以同样权利。陆军总司令部的这种规定。优先于其他一切职责规定和地方当局的指示。2）一旦作战进程允许，凡在作战中占领的俄国地区，都要按照特别方针，将其国家机构解体，建立自己的政府。由此，特作如下规定：a）由于陆军越过帝国和邻国边界向前推进而形成的陆军作战区域，要尽量限制其纵深。陆军，总司令有权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也可授权于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
b）在陆军作战区域里，党卫队领袖为准备实行政治管理，受元首委托，接受由于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的最后斗争而产生的特殊任务。在这些任务范围内，党卫队领袖可自主行事，自己对自己负责。但陆军总司令和受其委托的勤务机构所行使的执行权，不能因此受到触动。党卫队领袖应注意，在执行任务时，不得干扰作战。具体规定，陆军总司令部可直接与党卫队领袖磋商作出。
c）一旦作战区域达到足够纵深，其后方区域将受到局限。在新占领区的作战区域后方，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管理机构。它的划分，要依据民族条件，以及在北方（波罗地海沿岸）、中央（白俄罗斯）和南方（乌克兰）的集团军群的分界线而定。在这些地区里，由帝国全权代表实施政治管理，他们将从元首那里接受实施方针。
3）在作战区域后面的政治管理地区，将由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实施全部军事任务，他们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军司令官是国防军在有关地区的最高代表，行使军事主权，他负有地方司令的
任务，行使集团军司令或军长的权限。他的主要任务是：a）与帝国全权代表紧密配合，支持他履行其政治任务。b）利用和保护该国的经济财富为德国的经济服务。c）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利用该国条件，为部队提供补给。
d）保障整个地区的军事安全，尤其是要保障机场运输公路和补给设施免遭暴乱、破坏分子和敌伞乓部队的袭击。e）整顿交通秩序。f）负责为在其管理区逗留的国防军、警察、各种组织和战俘安排住宿。对于地方机关，国防军司令有权采取为完成军事任务所必要的措施。在这一地区内，
任何人包括帝国全权代表都要服从于他所作出的决定。有关乓力分配的勤务条例、编成命令和指令，以后将加以区分。在不干扰作战的情况下，一旦军事态势允许指挥关系的转换，国防军司令便可受命
行使指挥权。
4）对作战区域和政治管理区域里的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元首己委托帝国元帅担负。帝国元帅将这一任务交付经济、军备局长完成。有关该方面的特别方针，将由国防军统帅部经济、军备局颁发。
5）警察力量由帝国全权代表领导。在作战区域内，若要求转隶警察力量，陆军总司令部应提前向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提出请求。6）部队对居民的态度和国防军军事法庭的任务将分别作出规定。并下达命令。Ⅱ、人员物贡和消息的交往7）作战开始前，为控制与俄国的人员。物资和消息交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已由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布了特别方针。
8）随着作战的开始，陆军总司令应对德、苏边界，以及尔后的作战区域的后方边界，实施封锁，禁止任何非军事人员，非军事物资和消息的交往，党卫队领袖按照元首指示安排的警察组织除外。这些组织的食宿由陆军总司令部总军需长负责安排。他也可在党卫队领袖处设置联络官。
边界封锁也适用于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和特派员。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将对此向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作相应通告。边境封锁的例外情况。由陆军总司令及其委托的机构决定。
除对党卫队领袖的警察组织所作的必要的特殊安排外，入境许可的审批权完全由陆军总司令掌握。Ⅲ、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9）与这些国家达成的必要协议，是根据国防军三军总司令部的动议，由统帅部和外交部一起经办的。在作战进程中表明，国防军统帅部有必要提出特殊的权力。10）为直接保护部队所采取的警方措施，可不依据授予的特殊权力而实施。其他规定待以后作出。11）对这些国家的下述领域的特殊规定以后作出：给养和饲料的筹措宿营地和器材、货物的采购和寄发，货币的筹措和支付规定，薪金，索赔权。邮电业。交通业。审判权。
国防军三军和统帅部机关，关于在上述领域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愿望，应于1941 年3月27 日前报告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国防处。Ⅳ、对瑞典的方针政策12）由于瑞典只能作为开进经过区，因此德军部队司令在这一地区没有特殊权限。
只有保障铁路运输免遭破环和攻击的权力和义务。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签字）凯特尔
1941年3月13日
关于“特别任务”的规定＇（I。2）b）＇，仅从内容上就可以肯定地看出，希特勒在第三稿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他将任务委托给党卫队领袖，只有他能有权充任“德国警察头目”，有权独立自主行事。对于当时的情况知之甚少的人来说，似乎有必要指出下列几点由此而带来的结果：
1、按3月3日“方针”才需进行审查的问题，即党卫队领袖是否在陆军作战区域内活动的问题，在此期间已成为既成事实，而没有就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进行合作作出任何决定。
2、“特别任务”的形式和范围都没有详加阐述。只是就政治警察的使用，作了较多的解释。这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处在前线的国防军如同国内的国防军一样几乎无所事事。另一方面，鉴于俄国境内的情况，增加警察力量以保障战线背后的安全，也是必要的。
3、从该命令最后的签发顺序上，也不能说明党卫队领袖与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已作出了具体安排。而更多的是让两者就允许党卫队领袖的机关在陆军作战区域内自由活动，以及设立营地，进行补给等，达成必要的协议。
国防处对这一“方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侵犯了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的主权，将给陆军总司令部带来新的困难。然而，出乎预料之外，人们很快接受了希特勒的安排。早在3月13日，总参谋长就记录了“瓦格纳与海德里希关干警察问题的谈话”，并于第二天，在统帅部指令的开头，增加了“巴巴罗萨的特别安排”的话，却没有加任何注释，几天以后，在上文提到的那次形势讨论会结束时，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及陆军总参谋部军官们就他对东线“后方地域”的意图发表了一次粗狂的讲话，面对陆军将领们来说，却加强了他们以一切可能限制党卫队领袖及其机关活动的意志。在作战区域的特殊条件下，陆军总司令部及其前线指挥官的这种可能性是大量的，比如封锁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权利。
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一贯赞成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拥有绝对指挥权的瓦格纳将军，与海德希希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谈话。而海德里希肯定对此早有考虑，对“特别任务”的真正性质没有透露半句。此后拟制的、经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审阅的命令草稿，即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也不会使人提出疑义。其全文如下：
秘密
1941年3月26日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在部队之外实施特别安全警务任务，需要在作战区域内增设保安警察特遗队。征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的同意，在作战区域里，对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作如下安排：1、任务a）在集团军后方地域：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在由于增派特遗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不予以增设。b）陆军后方地区：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势。1937 年1 月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2、特遗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保安警察特遗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
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遗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1 月1 日的协议有效。
代理人签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
早在1941年3月30日举行的约200—250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希特勒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同1939 年8 月22 日波兰战局和11 月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动员”一样，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由于无法改变的“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希特勒从后门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
在这次讲话中，希特勒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已罗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希特勒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3 月3 日所提出的要求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希特勒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