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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扩戒条：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对新兵不许打；初次犯过者不许打；有病者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他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所作，题目就是《我》。
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人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司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的恶蛮横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抗战时期，冯先生刚到重庆的时候，住在巴县中学。后来，那儿的房子被日寇炸毁了，他就搬到了歇台子村，在西北的罗汉沟内，盖了一座小楼，自己题名为“抗倭楼”。由于他穿着随便，时常在村里散步，爱和老百姓摆龙门阵，大伙儿都很敬重他。就这么着，一九四四年秋天，全村一致选冯先生当了歇台子村的保长。对这个新职务，冯先生也很满意，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过问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
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
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
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
1944年冬天，一股军队从歇台子村边经过。队伍一露面，村民们就慌了神儿，家家户户闩上了门。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啊！
但是，闩门也没能挡住祸灾。不大会儿，一位佩戴少校军衔的官长，挨门挨户吆喝上了。说是队伍要开往贵州前线，需要村里给准备粮食和草料，并且要当天备齐，不得误了军机。
让一个小村子预备一个团的给养，这不是要命吗！村民们没办法，选一位名叫李海泉的老人去向那位少校大人求情。
“不行，”少校把脸一板，样子十分严肃地说，“粮食和草料一斤一两也不能少。”
李海泉没办法了，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招儿，“要不，这个事，您和我们保长商议商议吧？”
“保长？他住在哪儿？”
“就在那边，罗汉沟。”李海泉抬手向西北方向一指，“我们保长就住那儿。”
“去把他叫来！”少校气哼哼地说，“谁来了也得交东西。”
时间不长，保长迈着大步，走来了。见到保长的面，少校不由得一愣。这个保长的个子怎么这么高呀！比一般人高出足有一头半。只见他穿一身半旧的蓝色土布裤褂，腰间随便系条宽布带子，头戴鸭舌便帽，足登皂色布鞋，走起路来挺有精神，红润的脸膛上满是怒气。看他这身装束，不大象是本地人。不过，管他是什么人呢，要粮食和草料要紧。少校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
“你就是保长吗？”
“不错，”保长不慌不忙地点点头，上下打量打量少校，“我是保长，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少校把眼一瞪，厉声说，“告诉你，我们是抗日的军队，现在要开到前线去，命令你们这个村子给准备一千斤大米，五百斤草料，限一天时间，必须办好！”
“这，”保长显得有些为难地说，“你们抗日上前线，是好事，要的粮食和草料又不算多，真应该答应你们。可是，我们村小，人口少，又很穷，拿不出这么多东西来，怎么办呢？”
“你还来问我怎么办？你是保长，我就找你要！这是军用的粮草，耽误军机大事，你要负责！”少校发怒了，削瘦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珠子也瞪得溜圆。
哪里想到，保长一点儿也没被少校吓住，反而软中带硬地顶了过来：“军队吃的粮食，不是由国家供给吗？就是草料也发了马乾，怎么还向村里要呢？”
少校被问得瞠目结舌，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气得脖筋蹦得老高，恨不得立刻把这个保长抓起来打一顿，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张口就骂：
“老子是抗日的，你不供给粮草，就是汉奸，老子要收拾你！”
校虽然嘴里骂得挺凶，可不敢动手。为啥？保长的个头那么大，要打他一个耳光，还得往上跳一跳；再说，看他那样子，要打他就得还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保长旁边那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也是一个个横眉立目。这里面的两个，还真就是冯先生的贴身警卫，少校要是动手，他俩决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仗当然不能轻易打。可少校怎么能服软呢？他拍了拍腰间的左轮手枪；威胁地说：“你给不给？再跟我顶嘴，老子毙了你！”
冯保长轻轻哼了一声，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村子太穷，我们实在交不起。”
“你……”少校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你存心和老子为难，老子要把你带走！”
村民们越集越多，在四面围成了一个圈子，看这场热闹怎样继续下去。
冯保长笑咪咪地看着大发雷霆的少校，慢声慢语地说；“你既然非要不可，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你去军政部军需署，找陈良署长想想办法。”
少校一听更火了，心想连我都没有名片，你一个小小保长在这里吹什么牛！这不是有意要拿国军少校开心吗？
“军政部军需署会听你的，少费话，你跟我到团部走一趟！”
“嘿嘿，也许会听的，你拿去试试嘛！”冯先生脸上带着笑，慢慢腾腾地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名片，向那位满面杀气的少校递了过去。
少校不屑地哼了一声，上前抢过名片，动手就要撕。突然，他那急速动作的手指象是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抽搐一下，停住了。他揉揉眼睛，张大了嘴巴，对着名片上“冯玉祥”三个字发起愣来。
“怎么样……”
没等冯先生问下去，这位刚才还是不可一世的少校，忽地转过身子，惊慌失措地撒腿就跑，连帽子都差点儿掉在地上。
“这孩子，胆子太小。一张名片就吓得这样，怎么能打仗啊！”冯先生笑着摇了摇头。
“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毛泽东不惧风险、毅然飞渝的举动，冯玉祥非常佩服地说：“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冯玉祥当时虽然身为国民政府的要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与共产党接近这一点上相当不满意，所以，他本人不便亲往迎接，就派他的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接触，他们都推心置腹，商谈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大计，冯玉祥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刚到重庆，在渝的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为毛泽东一行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冯玉祥、著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满脸兴奋地走上台，首先发言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决心和信心。”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他接着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从中破坏！”冯玉祥一席发自肺腑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到会人员的共鸣。
毛泽东到重庆后，来访者一拨又一拨，还要参加会谈，其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但毛泽东还是在百忙之中同周恩来、王若飞专程登门拜访了冯玉祥，使冯玉祥很受感动。很快，冯玉祥便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的临时住地——桂园回拜。但十分不巧，毛泽东临时有重要事情外出，但行前特地给冯玉祥留下了用他那潇洒遒劲的毛体书写的名片。冯玉祥回家后，在名片背后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卅日下午四时往治部长公馆”，贴在当天的日记上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这张名片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毛泽东等应邀参加，与会人士亦纷纷举杯向毛泽东祝酒。这时，身材魁梧的冯玉祥走到毛泽东身边举着酒杯说：“毛先生来了，大家高兴，我冯焕章高兴，来来，让我们为总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不胜酒力，但仍然兴奋地干了一杯，俩人相互注视，深情地笑了。过一会儿，冯玉祥见毛泽东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又说：“今天你会喝得躺下的。”
毛泽东幽默中透出真诚：“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
当晚，冯玉祥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会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做东，冯玉祥、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开怀畅谈，回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不禁谈到了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如何处置的问题。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34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冯玉祥曾于1917年即民国六年率部讨伐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1924年，即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又率部进入北京，驱逐溥仪出宫）。
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到来，使大家心情舒畅，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一一列了出来。
冯玉祥一边举杯祝酒，一边说：“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大家尽欢方散。众人送毛泽东上路后，冯玉祥一定要陪毛泽东一行回寓所。天黑路滑，汽车走出不远，毛泽东一行乘坐的那辆车即掉到遭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立即招呼随员、司机忙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等人着急的样子，冯玉祥笑道：“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不由分说，冯玉祥就把毛泽东等拉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
宴请毛泽东，冯玉祥破例第一次在家里摆酒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友谊与热诚欢迎，冯将军决定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邀请来家便宴。他吩咐上寺康庄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并命自己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考虑到毛泽东是湖南人，临了又专门交待：“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祥将军和夫人就来到康庄办事处检查宴会准备的情况。当他发现服务人员没有备酒时，感到有些歉然。
说来好笑，在枪林弹雨之中都未曾皱一皱眉头的冯玉祥将军，竟然“怕酒”。在他家里，是从来闻不到一丝酒味儿的。他滴酒不沾，也不让家里人喝，更不给请来的宾客备酒，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在重庆军政各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原来，1896年冯玉祥正式入伍后，在肃县维持治安。一次当地士绅请他们喝酒，同伴们故意说他酒量大，专门劝他酒。实际上，冯玉祥在此之前没怎么喝过酒，但他是个直性人，不好推辞，又不知酒的分量，每次都是一口干。主人也以为其酒量大，于是拿出上等好酒与其痛钦。不久冯玉祥的神经就麻痹了，散席时，眼前一阵发黑，四肢软弱无力，不得不让同伴们扶送回营。第二天，冯玉祥浑身出水泡，小如黄豆，大似蚕豆，一连几天萎靡不振。自此以后，冯玉祥下决心戒酒，直到他身居高官，这一规矩仍没有破，每逢宴会必以水代酒。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此一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体现出冯玉祥坚毅不拔、刚直不阿的性格。
但这一回宴请客人，若是再按老规矩办，可就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原来，今天到康庄赴宴的，一位是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一位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先生。在冯先生眼里，这是最尊贵不过的客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人家不顾生命危险，毅然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若不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大德大智之士，决然不会行此壮举。对他们二位，当然要破格招待。再说，毛先生初次来，并不知道自己有不备酒的习惯，周先生又是以豪饮闻名于山城，宴席上没有酒，岂不是大为不恭么？可是，备酒也有备酒的难处。客人喝酒，主人陪不陪？不陪，情面上说不过去？陪吧，又会违背自己戒酒的誓言……
这个决心可真是难下哟，冯先生思虑再三，喝下了好几杯浓茶，才咬着牙作出了决定，派副官去买几瓶上好的茅台美酒摆上。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
不多时，将军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马上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立即下达紧急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营长连连答应：“是！是！”接着，冯将军干脆将办事外的勤务人员也都换掉了，为客人端饭送茶、拿烟递酒的，全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司，都是冯将军的贴心人。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既是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4时，客人准时到了康庄冯先生的寓所。冯先生早就站在大门外，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迎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应邀前来作陪的张治中先生。
“酒！有酒呀！这可是一大新闻。”张治中前脚刚迈进客厅的门槛，就停住脚步，欣喜地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说，“我跟焕公是同乡，又在一起相处多年，他家里摆酒，今天还是第一次……”
听罢张治中的介绍，毛主席赶忙和冯先生重新见过礼，连声道谢。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被客人道破自己的心意，冯先生不禁喜出望外，“毛先生和周先生屈尊到寒舍来，玉祥深感荣幸。这酒，是我的一点心意。不过，我还要声明一下，”冯先生笑着眨了眨眼，“喝酒嘛，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不能喝的，也不要勉强。”
“这，当然要客随主便喽！”周副主席一句风趣的话，激起一片笑声。
稍事寒暄，主客分别就座，冯先生命人打开了瓶塞。顿时，浓郁的酒香从那小巧的瓶口中涌了出来。冯先生兴致盎然地亲执酒壶，给客人一一斟满酒杯。
“毛先生只身飞来重庆，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玉祥万分钦佩。这第一杯酒，先要敬毛先生……”
“不，不，”毛主席笑着挡住了冯先生，“这第一杯酒，让我们一起庆祝抗战胜利吧！”大家共同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席间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冯先生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和共产党人接触，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但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地了解了共产党。记得在北伐之前，西北军中就有共产党人，有的还担负着很高的职务，象刘伯坚，就曾是西北军政治部的副部长。在他们的帮助下，西北军注重政治教育，官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打了不少胜仗。后来，由于自己和蒋介石合作，驱走了共产党人，西北军从此一蹶不振，自己的爱国热望落了空，而且险些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想起这一段经历，冯先生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可人家共产党人，心胸是那么坦荡，不但不记前嫌，而且积极支持自己的抗日行动，给了自己那么多的帮助。就连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新华日报》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