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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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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截至清末,内蒙古移民已达160万人。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2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喀尔喀蒙古人,亦称博格多汗,是库伦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动、支持下,被部分库伦王公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背叛清廷“独立”。
21同注18,第206页。
2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396页。
23参见《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页。
24《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219页。
25此人自称为安集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于1905年来到策勒村,是个负有沙俄喀什领事馆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动引诱当地居民购买假护照,说是交钱即可拿到俄国的侨民证,享受俄侨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他的诱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国籍”,塞依提借机牟利之外,还将这些所谓“俄侨”纠集成为当地的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甚至霸占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至关重要的水源,并以此要挟策勒村民,诱迫他们加入“俄国籍”。当地正直的百姓为了反抗这伙人的欺压,组织起来向官府告状,但和田和于田两县官员惧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诿;百姓们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会党(哥老会)组织起义,掌握了南疆政权;南疆民军派出参将熊高升(熊也是叶尔羌一带的会党首领)带兵三十余人到策勒村查办此案,熊召集乡民、绅耆和俄商调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场。经过三天调查,熊打算调解解决,塞依提等不仅拒绝商谈调解,反而聚众武装对抗,首先开枪打死前往其居处商谈此事的中国士兵和百姓,使当地居民蓄积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事态遂失去控制。聚集于塞依提家中的“俄侨”被民众打死、烧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装潜逃到喀什,向俄国领事诬告。俄国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进兵喀什外,还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国居民。
26马福兴,系云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发遣新疆。马行伍出身,胆识过人;辛亥革命时,杨增新为了控制住新疆局势,用马组织回族军队,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马先后担任马队管带、回军统领;1914年杨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渐大。在沙俄和英国领事的策动下,他企图在南疆建立“回教独立国”,杨得知后,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领马绍武与马福兴的矛盾,面授机宜,除掉了马福兴父子。
27参见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98—101页。
2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3页。
29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在雅尔塔签定的协定中,罗斯福、丘吉尔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与斯大林作了私下交易,在没有征求盟国意见的情况下,同意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而蒋介石政府未能顶住压力,嗣后在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换文中,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中国作为二次大战战胜国,居然丧失大块领土,为世界史中前所未有之奇闻。二战中,中国与美英为盟国,但美英出于自身利益,背弃了中国。这再鲜明不过地证明了国际政治中,利益为真,公理为假的现状。
30朱尔典(1852—1925)英国职业外交官,生于爱尔兰的巴罗,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所和皇后学院。1876年来中国,历任英驻华使馆翻译、助理秘书、秘书;后任英国驻朝鲜领事馆总领事,与当时任职朝鲜的袁世凯结识,甲午战前曾协助袁世凯脱险,交情深厚。后任驻华公使,北京公使团团长等,在晚清民初政坛上,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在南北和议、“二十一条”交涉和洪宪帝制运动中,朱尔典都是幕后的重要人物。
31叶恭绰:《英、德、美、日对袁世凯关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31—132页。
32内田良平(1874—1937),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是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曾打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内部搜集情报;后又深入西伯利亚和俄国刺探情报。1900年组织“黑龙会”,在内田主持下,“黑龙会”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内田并亲自组织和操纵了朝鲜的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本并吞朝鲜制造“民意”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内田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求政府抓住时机,提出一系列全面控制中国的条件,胁迫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提出支持宗社党和革命党人在中国制造内乱,搞垮袁世凯政权,以顺利推行日本计划的建议。这份意见书是一个多月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蓝本,反映了日本扩张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基本思路。

送“高帽”的学问四(9)

33《日本历史人物传·内田良平》(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页。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年轻时醉心西学,积极参加倒幕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公职,1880年以后,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共同发起立宪运动,组织立宪改进党,并出任总裁。后来多次担任内阁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未能取得完满结果,而遭到炸弹袭击,失去右脚。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创办了早稻田大学并任校长。1914年大隈再入政坛,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内阁力主参战,为的是乘机侵略中国,并攻占青岛,接管德国租界和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训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试图一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受到挫败后,于1916年辞职。1922年因患胆石症去世,终年85岁。
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送“高帽”的学问四(10)

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送“高帽”的学问四(1)

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往往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和灾难。
关于撤消帝制的大总统申令1
(1916年3月22日)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恭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2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3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辞,,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强)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4。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至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5内省,良用矍然6;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致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7而不顾也。方今闾阎8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仰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为)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致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国务卿徐世昌副署)

送“高帽”的学问四(2)

1915年12月13日(旧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据袁的亲信、躬予其事的唐在礼9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忽然,在12月13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约在9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10
登基称帝,这在袁世凯来说,是其一生事业的顶点;而袁氏为人行事,也向来以慎密稳妥著称,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莽撞草率行事呢?这是探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时时出现在笔者脑中的一个问题。
在击败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以武力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之后,袁世凯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内政,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措置更张,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潜消地方割据势力。
在中央,主要的举措是制订新约法,确立总统制。具体步骤如下:
一、孙、黄失败,流亡日本后,袁因成为正式大总统,仍须借重国会完成有关程序,故请熊希龄组阁,并听任国民党人占优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天坛宪法大纲》十二条,这个《大纲》仍然主张“责任内阁制”,当然,这绝非袁所需要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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