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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袁世凯评传》第三部分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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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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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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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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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判,中方为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俄方为驻华公使。庆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经验、能力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袁世凯此时已同庆王搭上关系,以自己对列强的观察和判断向他提供建议:“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词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俄国条约利在拖延,断没有因此发生战事的可能2。”庆王心里有了底,拒绝了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俄国打着道胜银行名义,为的是把它伪装成民间经济往来活动,避开其他列强的干涉),并故意将俄国独占满洲权益的意图透露出去,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关注,开始对俄国施加压力。如日本公使曾就中俄交涉质询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分别向中俄抗议由俄国独占满洲权益。日美等国的质询和抗议,其实正中清廷的下怀,使之可以以此为由,抵制俄国的要求。2月3日,美国再次照会中俄及各列强,提请注意东北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2月9日,俄国在答复美国的抗议时,否认损害了满洲的门户开放;由此,奕?才敢于在11日正式拒绝俄国要求,中止了谈判。
由于其他列强的压力和怀疑越来越大,俄国负责此事的微德伯爵(即维特,时任财政大臣)指示加速撤军条件的谈判。这样,在4月8日(旧历3月1日),清廷全权大臣奕?、王文韶与俄国公使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计四条:(1)东北归还中国,“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2)清廷“实力遵守”1896年与道胜银行订立的各项合同条款,保护铁路及在铁路任职人员,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3)俄军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撤出东北全境;(4)俄军撤退前,东北中国驻军人数、驻地必须与俄军“会同商定”。俄军撤完后,中国东北驻军的增减,必须“随时通知照会俄国”,等等。显然,俄国远没有捞到预想的大便宜,实现独霸东北权益的目标。俄国签定此约和如约进行首期撤军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争取时间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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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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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欧洲方面免除了后顾之忧后(德国许诺保护俄国的后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政策再次趋于强硬,表现为强硬派的伯仔布拉塞夫(Bezobrazoff)的影响增大,而主张缓进的微德开始失势。伯氏主张修改“4·8”协议,否则不能撤军,因而在1903年2月7日召开的俄国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四部大臣与驻中、日、韩三国使节的会议上,决定暂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对中国提出保障俄国权益的新条件;在朝鲜问题上,则可与日本妥协。这样,俄军在4月8日第二期撤军期限到期后,不但不按期撤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等地,反而于4月18日由署理公使普拉松向清廷提出所谓保障俄国权益的新“七条”,其主要内容是:(1)东北官制不得更改;(2)营口以外不许开作市场;(3)俄清两国之外,无开掘东北矿山权;(4)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5)东北置于俄国监管之下,不许他国干预;(6)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俄国军队保护;(7)东北练军由俄国军官训练。这些独占东北的交涉活动都是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的,清廷既无力对抗俄国,也就故伎重施,于次日将消息透露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内田连夜拜访奕,劝阻不要接受俄方要求,随即将此消息转告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于数天之后即向俄抗议其违背门户开放的约定;日本外相也面告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俄要求的七款,万勿允许,日本已约英、美一起力阻3。”
俄国表面上虚以委蛇,否认有独占东北之意和新“七条”,背后则决定进一步夺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河道、齐齐哈尔至海兰江大道等城市和战略要地。5月,尼古拉二世任命主战派的伯仔布拉塞夫为枢密参赞,并指示俄远东总督阿莱克息夫加紧备战,“以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并照会中国外务部,要求满洲开设商埠或他国领事馆,必须事先商得俄国同意,并继续施压,要清廷接受其“七条”。8月12日,俄在旅顺成立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克莱息夫为总督,统一掌握远东地区军政大权,完成了战争指挥体制。
清廷的应对办法就是开放东北。8月13日,奕答应与美国签订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并中止了中俄间关于“七条”的谈判。俄国则决定不理会中国而专力于同日本的交涉,认为只要俄日间达成了交易,中国只能屈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日俄间的交涉。李鸿章死后,英、日通过张之洞、刘坤一等向清廷传递消息(当时太后一行还在回京的路上),要中国万不可迫于俄国压力而轻易定约。日本原本想与俄国作一番交易,从满洲分一杯羹。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借访俄之机,曾向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可允许俄国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只希望东清铁路给日本以运费上的优惠4。但当时的俄国根本没有看起日本这个小伙计,伊藤的试探不得要领,无功而返。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在为期五年的盟约中规定,在中朝两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发生“骚乱”时,双方有权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当任何一方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但在又一国家介入时,就要援助盟国而参战;英国也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商务上以及工业上之特殊利益5”。日本有了英国作后盾,态度转为强硬,不但极力阻止清廷与俄国签约,而且极力挑动美国出头对俄施压,于是就有了2月1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抗议俄国试图独占满洲权益,要求东北之开发应履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此时还存有与沙俄搞交易的心思,所以其活动还隐藏在幕后。
俄国见英日结盟对付自己,先是拉法国于1902年3月16日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将俄法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远东,但在美英日的压力下,表面上否认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并在4月8日与清廷签订撤军条约并进行了第一期撤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花了那么大气力,绞了那么多脑汁才抓到手里的东西,俄国是绝不打算放弃的。它所顾忌的是英国在欧洲方面的威胁,为此,8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这个“黄祸”论的首倡者进行了会晤,商讨远东“黄祸”及共同对付英日同盟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所谓“黄祸”,所指既非匈奴、蒙古,也非睡狮中国,而是新近崛起的日本。由于俄国不愿废除与德国之宿敌法国的同盟,两国便不能结成新的同盟,但威廉二世答应为俄国防守后方。有了威廉这个承诺,尼古拉即决心在远东用强了,这就是新“七条”出笼的背景。
日本在得知俄国反悔加码的消息后,一面通知美国,一面研究对策。同俄国一样,在满洲问题上,日本也有两派。一派以现任首相桂太郎为首,是主战派;一派以元老伊藤为首,主张谈判解决。在6月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争执不下,桂太郎内阁遂于7月1日辞职;但明治天皇采纳了桂太郎的主张,并由他于7月15日再次组阁,宣告了主战派的胜利。由于担心中国难以顶住俄国的压力,日本终于在10月赤膊而出,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开始亲自与俄国交涉满洲问题。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日本还是想在谈判桌上参与满洲权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价已较前有所提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朝鲜归日本,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在朝鲜和满洲拥有对等的“优越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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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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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俄国根本不理日本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也由莫斯科转到了东京。俄国方案的要点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及领土,不提中国,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潜台词是: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本无由享用。这样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10月8日是俄国撤军的最后期限,但俄军非但不撤,反而不顾中国抗议,将已撤之军开回,相继侵占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进占海城,并明确通知日本,俄只同意与日谈判朝鲜问题,满洲是中俄两国之事,他人不得干预,交还满洲中国必须给俄国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绝望,于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觉书”(即警告备忘录),开出的条件是:保全满洲领土(即只承认俄国的铁路权益),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日、俄为何在满洲和朝鲜问题上较这么大的劲儿,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呢?这就不能不由当时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地缘政治说起。沙俄将领土扩张到远东之后,为了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开始进行连接海参崴和俄国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同时还要寻觅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俄国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的旅顺港。这条铁路要横穿黑龙江地区,不仅可以缩短里程,节省大量施工费用,而且方便将来控制中国东北,所以俄国要假仗义一番,在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出头,博取中国的好感;此后则诱使清廷与之结盟,借口方便战时向中国快速运兵,“保卫”东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骗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所谓“中东铁路”,即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至绥芬河,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连接起来,横跨黑龙江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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