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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一个对酒管制最严的国家。也许，这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国宗教迫害逃出来的清教徒，他们比天主教徒更重视对于“十诫”和其他宗教诫律的实行，更重视“修身养性”。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全禁酒的时期。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禁酒已经不可能做到，绝对禁酒的法律反而给酿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机会。因此，才逐步有所放开。但是相比之下，依然是管制严格的。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公路和汽车的发展，人们移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美国法律对于酒的严格管理，确实有效地减少了由于酗酒而产生的车祸。
当然并不是仅仅与酒有关的，才有那么多“法”。美国法律的触角几乎伸到每一个角落。去年我们去凤凰城，住在一个老朋友那里，他们也是来自中国。到了这里，就遇到在中国从来也没有过的新问题。问题来自他们读小学的女儿，在中国时，她和所有的双职工子女一样，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放学了自己回家做作业。在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由于孩子不懂事而导致的危险。离开学校以后，家长自己不能照顾的话，必须托给别人照顾。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各类托儿所，念中学的女孩子利用假期替别人照看孩子，也是她们“打工”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朋友当时经济上尚不宽裕，更由于习惯了中国的做法，觉得付这笔托儿费“够冤的”。于是，决定冒险“违法”。天天孩子放学，走到家门口就会非常小心地四处张望，然后一溜而入。接着，这孩子遵照父母的关照，不开门，不接电话，唯恐被人发现孩子是一个人在家。因为如果被人发现了，美国人完全有可能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好心去报警。这么一来，孩子将会被带到专门的福利机构，暂时被政府收养。不通过吃力的司法程序，你很难把孩子要回来。孩子12岁之前，他们会一直都为此感到担心。
今年就发生过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的婴儿被政府收走的情况。婴儿的母亲出差，父亲临晨被孩子吵醒，在换尿布冲洗孩子时，两次失手使孩子从手中落入浴缸。此后，孩子一直啼哭。这位父亲到下午三点，看到孩子依然哭闹，怕他有伤就带他去了医院。医院发现孩子有骨折等问题，了解整个过程之后，马上就去报警了。孩子治疗之后就由政府暂时收养，理由是他受到了虐待。孩子的父母除了失去孩子，还可能面临“虐待罪”的起诉。他们不仅赢得周围同胞的同情，连美国的中文报纸上都报导了华人对此感到的愤愤不平。说是他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怎么可能“虐待”。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的。它自有它的“法律逻辑”：一个婴儿被摔了两次，却长达近十小时不能得到检查和医治，美国法律认为，这种情况只能够叫做“被虐待”。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居然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之极。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孩子这一边。
有许许多多我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都是“违法”的。比如，孩子哭闹，家长上去给一巴掌的话，是违法的；在公共场所发生争执拉拉扯扯的话，也是违法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周围看到的人很可能马上就去报警。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来了那么些年，居然一次也没有在公共场所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当老板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试，雇主问你的年龄，是违法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残疾，是违法的；问你的婚姻状况，是违法的；问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况，是违法的；问你有没有孩子，是违法的；问你是否被逮捕过，是违法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进一个工作单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总是有年龄，籍贯，性别，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时入团，何时入党，何年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等等条款，如果，在美国一个雇主给你递上这么一张表格，你拿着就可以对他说“咱们法庭上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首先是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那里骚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它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4年的民权法中有关雇主的规定，涵盖了所有2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该法禁止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以及他的移民背景（母国），而在雇用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因此，如果雇主问了这些问题的话，他拒绝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视”，“种族歧视”，担心妇女有孩子要影响工作……等等，而以这些原因剥夺一个人工作的权利，都是违法的。所以，干脆法律规定，这些问题都不准问。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又规定了不得对年龄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用上歧视，从此，雇主就连年龄也不能打听了。
到了1972年，美国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权法案”，更规定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超过1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在招工，技术培训，升迁等机会上，给弱势群体一定的比例。否则，是违法的。顺便提一下，平权法案还扩展到大学招生。例如，美国的大学招生，是没有体检这一关的，有残疾的年轻人在平权法案的保护下，比一般的年轻人更容易入学。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考大学时，就有一个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考得非常好，却因为一只手有一点残疾而落选，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却无法忘却发录取通知那天他的目光。这真是很不公平，华罗庚还脚有残疾呢，凭什么他就不能上学。执行这个法案也产生许多问题，这我想以后再向你介绍。
1990年，美国又通过了能力缺陷法，不仅涵盖了有身体和智力缺陷的人，还涵盖了有传染病的人。雇主不仅被要求不准歧视，必须提供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还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备。例如助听器，助读器，等等。比如说，一名雇员被查出有爱滋病病毒，只要他的病尚不影响工作，雇主不得解雇他，还必须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传染的条件。否则，是违法的。
1991年，美国再一次制定新的民权法案。把雇主和雇员在发生民权官司时，提供证据的负担重新放到雇主一边。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雇员告雇主性别歧视，那么，法庭当然需要证据。证据是有两方面的，一是雇员拿出受到歧视的证据，二是雇主拿出没有歧视雇员的证据。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是在雇员一方，那么，雇员如果拿不出受到歧视的充足证据，就判雇主无罪。但是，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是在雇主一方，那么，雇员不必提供充分证据，而是雇主必须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歧视雇员，只要雇主拿不出这样的证据，那么，法庭就可以认定你是有歧视行为的。当然，证据的负担在哪一方面，就对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
80年代，最高法院在判这一类案子的时候，比较倾向于保护雇主的利益，证据的负担也要求在雇员一边。91年的民权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纠正这一倾向。最利害的一招，是该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其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视的话，可以向雇主提出精神伤害的惩罚性赔款。后来，就发生过一个保险公司的全体女职员联合起来，告老板在升迁问题上性别歧视的，胜诉之后赔偿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前几天，又有一个体重300多磅的汽车零件公司管理人员，被解雇后告老板体重歧视的，也在胜诉后得到高金额的赔偿。由于执法很严，因此，在美国当上老板之后似乎也并不“自由”。
在中国的时候，人们都对美国的“性开放”，“性自由”留有深刻印象。但是，对美国的另一面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想向你介绍美国的一些有关“性骚扰”的规定。禁止性骚扰也是民权法的内容之一。如果你进入一个美国公司工作，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工作场所都有一些严格的行为规范。你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骚扰行动”，才会被称为“性骚扰”，实际上，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好象并不是如此。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公司的规章制度，厚厚一大本，其中就有按民权法所制定的禁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很多规定。比如说，不允许在工作场所张贴裸体照片。美国人是非常习惯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放一些私人照片和装饰的，一般的办公室，其主人都会放各种放大的家庭照片，还有各种自己喜欢的装饰画和照片，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如果放一张裸体照，就属于“性骚扰”的范围。这条规定甚至严格到如果你在自己更衣箱内侧贴裸体照，都在被禁止范围。又比如，在工作场所说脏话也属于“性骚扰”范围，哪怕是顺口溜出来的也不行。对于开玩笑也有明确的界限，规章制度认定，不同的性别对于一个玩笑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对于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它的确定，以听这个“玩笑”一方的感受为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开一个玩笑的时候，不论你自己认为是多么“无所谓”，只要听这个玩笑的人认为听了不舒服，认为你是在“性骚扰”，就可以确认你是“性骚扰”。
对于管理人员要求就特别严格，如果和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人员约会谈恋爱的话，公司规定其中一方必须调往另一部门工作，并且明文警告，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影响管理人员的前程。同时，制度中还有对发生了“性骚扰”的情况之后，被“骚扰”者如何向上投诉的指示，指定向一定的部门和负责人提出告诉。接受告诉者有责任代为保密，并在规定的天数内必须给出调查和处理的答复。但是，如果已经告上法庭的话，公司不再有代为保密的责任。
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距离拉开，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几年前，我们和一个从芝加哥来的北京朋友聊天，他谈到有些华人老板在这里颇为抠门，有时工人加班都不给加班费。这时，他那个到美国学校接受教育才两三年，只有12岁的女儿在一旁听了之后，马上本能地用英语大叫：这是非法的！我们听了反而愣住了。
很快，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思路。记得那次从大峡谷回来，我兴高采烈地和一大帮美国人一起谈我的大峡谷之行。他们也兴冲冲地和我开玩笑：这么深的峡谷，不干点什么多可惜呀！你就没往下扔个可乐罐吗？我脱口而出：那是非法的！大家更高兴了，因为他们发现我也终于开始习惯用这样的字眼了。看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问了，闹了半天美国居然是这么“不自由”，那么美国的“自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凭什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呢？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跟你玩命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例，也就是那些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案例，他们非常较真，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
所以，看来我要谈到美国自由的话，必须介绍美国人拥有一些什么权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介绍一下美国自由的守护神权利法案了。这些法案对于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读过这些法案，当时这些法案已经和美国的一些其它重要历史文件一起，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只是一些写在纸上有关权利的简单条文，似乎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来到美国之后，最大的不同，就是看到了这些毫无生气的条文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的如何“活”起来。说真的，看着这些条文活起来，真是非常有趣。我想和你聊的，就是那些“活”的条文。
要谈到著名的权利法案，我必须提一提这个国家的建立过程，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是非常特别的。你知道美国在建国之前有很长的殖民地历史，当时它的大部分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这里的人越来越不满于英国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政策，首当其冲的是其税收政策和限制美洲殖民地的自治，同时，引起极大民愤的，是英国立法不允许美洲的老百姓有集会自由，并且允许当地驻军占用民房，使人民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结果冲突频起。每当发生冲突，他们面对的总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的镇压，所以他们深感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奕。
想想是很有意思，最终引发的那场称之为“独立战争”的战争，实际上并不同于此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此类战争通常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当时的美洲大陆上，大多数居民来自英国，而且还有不少人的移民历史不长，他们不仅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还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他们偏偏是想要从英皇那里独立出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皇保皇派站到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