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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
赵忠尧说，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件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按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局势剧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定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新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十余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攻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我们初学者作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一日三餐十分省俭，工作时间常达16小时以上。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对国家有用。
第5节：第一章 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5）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尚未断绝的通航时期，赵忠尧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想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并不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早已盯上了他，他们找到船上，打开他的三十多个木箱仔细查验，又去加州理工学院反复盘问。多亏几位教授作证，核实他本人和这些器材并非敏感战略物资，才算是放了一马。
但是，太平洋的风浪其实最不太平，赵忠尧的回国旅途真可谓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同船的还有傅鹰、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学者。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钱学森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在那里，看守人员夜晚每隔十分钟就开一次电灯，使钱学森无法休息。赵忠尧也受到了盘查，几十箱东西全被打开。幸好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了，其余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随意装箱，也查不出什么来。船放行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眼看就要到达祖国了，但谁也没想到，船经日本横滨时，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沈善炯和罗时钧突然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扣留。
罗时钧说，9月12日早晨，船上广播要求我们调整床位。带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拿着名单警告说，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吧。接着就强迫我们到厕所脱了衣服，把我们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等重要东西全部扣留。美国人还威胁我们说，要么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要么就在日本坐牢。我们没有选择前两个，就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剃成光头，身上洒上六六六粉，还都一一编了号，吃了不少苦头。
巢鸭监狱有一个叫做中国犯人部的地方，这里关的都是中国人。牢房共11层，中间空着，便于监视。赵忠尧和沈善炯分别被关押在第二层，罗时钧则关在他们对面。他们在监狱里经过时曾看到了日本战犯，冲着他们喊支那、支那。三个中国人心里非常愤恨，因为这些二战战犯都已经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娱乐，他们却不行。
金荫昌说，我和唐冀雪带着我们6岁多的儿子也一道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是一个早晨，没靠码头，但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刚醒来，听见人声嘈杂，说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随船追踪的人带到船下一个小艇，不知驶向哪里去了。
赵忠尧和沈善炯、罗时钧被关起来后，起初也不审问，每天早晨只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可以出来走走，三个人也可以谈话。平时下午也有放风的时间，三个人就在这些时间里考虑对策。后来他们慢慢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进入朝鲜，中国这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了敌人。以后在关押赵忠尧的屋子里，还关了一个小偷进去。赵忠尧以前学过英文、德文和法文，和这个小偷关在一起后，他又学了日文。屋子里两边有个木板，一条破毯子，中间放个马桶，每天送饭，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赵忠尧抗议说为什么关我们？美军说是华盛顿决定的，我们无权处理。有一天把他们三个人关到一间空屋子，让他们面对墙站着，赵忠尧听见宪兵在后面拉枪栓，心想这回悬了，要命了。
这期间，台湾的国民党派人来看他们，叫台湾驻东京使团，团长是何世澧，秘书长为陈延炯。陈延炯找他们谈，向他们提出两条路，一条路是回美国，继续做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条路是回台湾，那里一定会给他们最好的待遇，让他们选择。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发来电报，聘他们三人为台湾大学教授，要他们考虑。因为赵忠尧他们都是蒋介石政府出钱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他们落到共产党手里。
第一次会见时，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到后来才分别谈话。赵忠尧表示，我们回去只是教教书，别的没什么。
赵忠尧在日本被美军扣押的消息，没多久便传回了国内，家里上上下下自是十分着急。他的女儿赵维志刚刚高中毕业，几乎就在赵忠尧被关的同时考取了南京大学，在俄语系学习。赵维志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就说要回来了，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移民局刁难他，这不行那不行，反正总是阻拦他。8月份拍了个电报，说上了威尔逊号海轮回来，大概9月份到上海。可过些日子船到上海以后，一百多个留学生都下来了，却少了三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姓沈，一个姓罗。周恩来代表外交部提出抗议，吴有训联合198名科学家提出抗议，还有人民团体和各界科技人员纷纷提出抗议。我给我爸爸写信：亲爱的爸爸，你回来吧，妈妈等你回来，弟弟妹妹等你回来，全国人民等你回来。没想到，爸爸在日本被关期间，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检查，看到我的信就发现了问题，说：你女儿写的信，我们麦帅（麦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气。因为我在信中骂了美帝。
栾中新说，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做秘书，赵忠尧到日本时被驻日美军扣押了，国内的人都很着急。郭沫若亲自写信给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向美国提出抗议，希望全世界科学家支持赵忠尧及时回国。因为赵忠尧被扣押，和家里的经济关系也断绝了。郭老知道这事以后，找人核定了一下假如赵忠尧回国以后应该给他定什么级别的工资，这样定了以后就把工资的一部分提早给了他的家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9月24日，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致电美国总统，提出严正抗议。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联名抗议书。
在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声中，赵忠尧他们被扣押58天之后，回到了祖国。回家以后，赵忠尧对妻子说，我再也不穿西装了。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个大褂，然后到原来中央研究院门口照了一张全家福。
除了一台电子加速器，赵忠尧还带回来很多金属材料、塑料、釉质、电子学零件、有机材料等等当时国内都还没有的33箱东西。他还带回来一套进行宇宙线研究的多板云雾室，这是他在美国利用人家的多板云雾室仿制的一个，后来交给了王淦昌。
李政道说，赵忠尧先生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赵忠尧本该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
第6节：第二章 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1）
第二章
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
钱三强夫妇回国—— 万象更新，人才集中—— 约里奥－居里托杨承宗带话给毛泽东—— 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征求竺可桢意见—— 彭总带着浓重的乡音说，一定要把“嘴”（堆，反应堆）列上去—— 到西伯利亚看核爆炸演习—— 当面提出要求，赫鲁晓夫愣了一下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使人们对铀核分裂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何泽慧与钱三强是清华同学，先前是在德国柏林留学的，所用的钱还是阎锡山给的，因为当年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子弟，都供给三年的出国留学金，每年给一千块大洋。
钱三强的回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鼓动，因为在此前的一两年间，胡适为了实现一项所谓国家大计，曾广召人马，邀请了不少有识有为之士要为国家干一番大事，钱三强和何泽慧即在他所邀请之列。等钱三强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他试图把北平现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曾找过梅贻琦校长和胡适校长，而此时的他们却不再积极推动了，令钱三强既失望又困惑，后来他只是归因于国内的人们都想各立门户，同时其他方面的条件也不具备。
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美国此时已经获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正在试图搞原子能，并由钱三强参与其中，他们旋即向中国政府施压，萨本栋便分别通报了胡适和梅贻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些内幕情况，钱三强至死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和王大珩路过巴黎时，也和钱三强议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工作，同时还请了浙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后来一直对自己没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于怀的彭桓武说，周培源最早是我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日本鬼子1937年打来之后，我们都跑了，我后来考取了出国留学，周培源对我说，你到爱丁堡大学，不要去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已经有几位中国人了，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学不好，应该百花齐放。我去爱丁堡，实际上变成不是留英，而是留德了，因为导师马克思？玻恩是德国犹太人，他是让希特勒给赶出来的。我之后还有好几个在玻恩那里学习，程开甲也在他那里呆过。后来放暑假了，我跟王大珩几个人一块儿去巴黎，然后去柏林玩。我和钱三强就是在巴黎认识的。钱三强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高一班。
几个人约定，彭桓武和王大珩他们到柏林之后，只要收到钱三强的电报，不管电报写的什么内容，那都是要他们赶紧转头回来。到了德国，他们看到报纸上发表了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就以为和平了，没事了，但想不到却收到了钱三强从巴黎打过来的电报，只好赶紧回来。等彭桓武回到伦敦，再坐火车到爱丁堡，英国就开始和德国宣战了。他们如果晚回来一天，火车就不通了。
第7节：第二章 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2）
彭桓武回国后，先在云南大学任教，1949年5月，飞经香港、大沽，回到北平。钱三强和彭桓武一见面，就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可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础。从清华调了彭桓武去，从浙大调了王淦昌。彭桓武说，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条件都不具备，但实际上就是准备干这个事儿的，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钱三强从各方面寻了一批人来，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后来还有邓稼先等，这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黄祖洽、于敏是原在国内的，他们分别是清华、北大的研究生，由老师推荐过来。大家都没专门学过原子核物理，只能边学边干。钱三强利用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机，一下子把人集中起来了。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1949年3月，他由中共组织安排，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去巴黎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到外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在20万美元上下。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否适宜？
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便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5000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久即将分别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金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化学家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说我们组织带了5000美金来（后来实际交来3000美金），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感到有些奇怪。待他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6月初了。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还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以及一种计数进位器。当时，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也只有16位。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为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品的一种是100进位，杨承宗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凡是各种军用物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一个特设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显然是很难办到的。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布歇士告诉杨承宗说，今天白朗先生要到居里实验室来看约里奥…居里夫人，你想不想去直接找我们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杨承宗说好啊，你怎么知道的？布歇士笑了笑，因为他和杨承宗的一位同事叫尼斯？白朗，正是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的儿子，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不过他是搞物理的，布歇士也是搞物理的，所以他跟尼斯？白朗很熟。尼斯？白朗大概告诉了布歇士，说他父亲今天要来。得到这一消息，杨承宗马上等在那里。当白朗先生一来，他也进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办公室。
约里奥…居里夫人看到他进去，就笑了。
杨承宗说，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们，我来找找这位白朗先生，您能不能允许？
约里奥…居里夫人说可以。
杨承宗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
白朗先生还没有答复，约里奥…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
买这一关算是顺利，但运呢？从巴黎运出去容易，可要出法国的海关就很难了。因为购置的许多东西大都是违禁品，是经不起检查的。杨承宗虽然把仪器上面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OR的招牌拿掉了，但那里头都是法国货，一开箱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大概在8月份，杨承宗临走的时候，布歇士来问他，你一个人行吗？杨承宗想这话中有音啊，便赶紧说，不行啊，你来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