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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的危险性。他专门写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警告，但北京的各国公使置若罔闻。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会上，我倡言了在中国开展与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价值。我坚信，存在着威胁传教士和所有外国人的危险，因而随身带了明恩溥博士的报告，提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对本土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也提倡改革——的敌视态度，会在一场使传教事业归于终结的排外运动中达到极端，并且危及所有外国人的生命。我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这种令人恐怖的危险的发生。然而，大会执委会作出的决议是，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而且目前存在的危险也只是政治上的，因此，依据传统，他们不能够“干涉政治”。5 对二十世纪俱乐部的呼吁在波士顿，我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向二十世纪俱乐部介绍中国的现状。5月5日，我应邀作了一次报告。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被毁掉不仅是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他们决定让我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华盛顿。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一些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一扇大门。6 在华盛顿和纽约奔走呼告第二天，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仅仅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和请求打印了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书上署了名，但却没能与我一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交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对我的观点，他深表赞同。然而，他告诉我，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他同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我把约翰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回答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而纽约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于是我便到纽约拜会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儿待了一个晚上。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尽管那意见是强有力的。如果不发生杀戮事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为立即采取行动提供站得住的理由。对我请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义和团造成的灾难所抱的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这次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以后不出两个礼拜，我便收到了电报，告知义和团已经开始屠杀了。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回到中国
7 回到中国于是我启程返回中国。在横滨登陆十分钟后，我就从报上了解到了山东的传教士九死一生的详情。听到在直隶首发的动乱正在向其它省份蔓延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联络已经中断了。这时上帝给了我一个主意。从神户，我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转请沙士比雷（）爵士 电告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英国政府确认督抚个人对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电报是匿名发的，为的是让它完全凭自己的价值得到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的电讯，大意是沙士比雷爵士已经照会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个人对各自辖区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8 给山西和陕西巡抚发的电报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通过电报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信都必定先交给各省的督抚过目。对太原来说，电报来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大开杀戒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才到达。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谁想到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我工作了多年、并且同它的官员和士绅结成了友好合作关系的城市里！在陕西没有遭受生命损失。我的电报到得正是时候。陕西巡抚是端方，一个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和四川总督 ，在革命初期被暗杀身亡。他派出卫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9 周馥采取的措施四川省采取的保护外国人的措施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些年在天津，当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其它省份的外国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有很多官员劝巡抚——是一个满洲人，叫奎俊——把外国人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一起杀掉。其中只有周馥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说：“杀死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当你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你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巡抚对外国人采取保护措施。要求杀死传教士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北京传来，巡抚一一塞进了自己高高的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它们。这样，赖于周馥的努力，在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10 与庆亲王和李鸿章的会见尽管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过领导作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迫使清政府流亡陕西 ，我还是被庆亲王和李鸿章邀请，协助他们处理山西省被杀传教士的理赔问题。我们双方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山西大学的建立——筹建的过程将在下一章介绍。我与这位伟大的总督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星期日。会见时他身旁有四五名助手和秘书，其中一位叫周馥，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继而改督两广。一般情况下，李鸿章避免同我讨论宗教问题，但那一天他没谈别的，并且，在我过后看来，他提的问题显然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们对我关于基督教会的目的和手段的答案已经有所了解。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形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迥出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图）
1 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中国人害怕联军进军山西，处死负有责任的官员和义和团首领——像在保定那样。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传教士协会不会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但是，由于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我的建议提交给了全权代表。他们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付给我，为期十年。十年后，学校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山西省政府。2 挫败建立另一所竞争性大学的企图这些建议批准后不久，朝廷下令整个帝国的每个省份建立一所大学。1902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太原。同行的有已被我任命为总教习的文学硕士敦崇礼（）先生，以及协调人、理学士尼斯托姆（中文名字新常福）。尼斯托姆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瑞典年轻人，担任了学校的化学教授，并且一直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想尽千方百计反对建立实施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一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我与巡抚岑春煊进行了交涉，把两者合并为一所帝国大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制定了章程，规定学校包括两部分：中文部由中国人负责管理，专门教授中国的传统学问；西学部由我负责管理十年，教授的都是西学科目。3 反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的规定在筹建大学的谈判过程中，巡抚派一位道台来我这里，明确指示他要得到我的承诺，在大学的章程中加上永远不在学校中教授基督教的条款。我是决不会同意这种建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就意味着承认传教士们所传授、所信仰的东西对这所大学毫无价值，也就等于承认对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屠杀是正义的。但那位道台是一个绝对聪明的谈判者，他软磨硬泡，在八个多小时里，自始至终坚持他的主张。由于身体已感到极度疲惫，情绪也变得烦躁不安，我担心会说出过后后悔的话来，就退场走进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向上帝祈祷，请求他的指示。两分钟之后，我又回来了，对自己所应坚持的路线十分清楚。我告诉道台，宗教自由问题，是清政府在同好几个国家签订的和约中同意了的。倘若巡抚现在被授予了特别权力，能够凌驾于条约之上，将它们废置不顾，那我们可以讨论这样一条禁止基督教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权力，则没有必要就这个建议继续浪费时间了，因为我决不会同意这样的东西。这个条款很快被放到一边，再也没有提起过。虽然在这所大学中，从未正式上过基督教神学课，敦崇礼先生却因能有机会在文化讲座中讲述基督教的好处而非常满意。而且，在每个星期六，学校里的职员都可以在学校的房子里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巡抚的友好态度（图）
4．巡抚的友好态度与此同时，巡抚岑春煊拨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学校暂且使用，直到合适的校舍建成。在把临时校舍交到我手里的那天，他得知控制中学部的那位官员，也就是带头反对建立西学的那位，正忙于给北京写信，散布谣言破坏巡抚的威信，指责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对我让步，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权益。他立即命令那位官员交出属于中学部的所有财产，并立即离开太原。倘若多待一天，则性命难保。巡抚如此大发雷霆，没有谁敢就此事提出不同意见。当天下午，巡抚邀请他部下的高级官员和士绅们为我饯行。宴会即将结束时，我站起来对巡抚表示感谢，并祝贺在场的官员们，为他们拥有一位完成了两项山西历史上曾未有过的伟大创举的巡抚：现代大学的建立使中国得以有机会在教育上比肩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铁路的兴修将给山西民众带来巨大的利益。说到这里时，巡抚打断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不！不！这两件事都应归功于你！倘若没有你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不会付诸实施的”。新学校的章程签字后，被送到了北京，经帝国政府盖章批准。以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纸——《京报》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加以刊登，并发送到全国的官员手中。5 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1902年9月，我们与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适的教学、办公用房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设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以及机械工程、绘画、化学和物理、试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等学科的教室。学校设立了为期三年的预科课程，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一些课程；预科之后是另一个为期三年的毕业课程，期间学生将学习以下专业科目：法律、科学、医药学、机械工程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学生修完学业并通过毕业考试，将由政府授予学位；获得学位的学生将享受同中文部的毕业生——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同样的待遇，由省巡抚或学政简拔使用。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费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两银子的助学金，但这笔费用由省财政出，而不是从西学部的基金里支付。我强调所有的教学都用汉语，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6 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关于课本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部，包括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译人员，由一名外国人即窦乐安（）牧师任总监，负责管理。它为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有：从周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年表》；罗素·华莱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纪》，配有图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图和图表；文学博士吉本（）所著《欧洲商业史》，日本东京学校的系列标准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都附有图表；《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钢版印刷的插图；配有二十四张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图的《物理地理》；从剑桥的《名人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的传记；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翻译部存在了六年。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而关闭，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7 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学校成立后，东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在办学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缺少合适的中文课本。我打算从山西大学的基金里每年拿出10，000两用于为学生准备课本。他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他愿意资助10，000两，并且动员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宝希资助同样的数目。他还保证，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会每人资助10，000两。这样，学生很快就会有课本用了。但这种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变成现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8 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我关于建立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大学、以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的纠纷的观点，得到了全权大臣的赞同。不出三个月，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在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有趣得很，为这些大学拨出的启动资金的平均数与我为山西大学要求的一样多。这个计划使中国一时间充满了希望。一种学习西学的热潮迅速漫延了整个帝国，许多寺庙被改成了学校。然而，要求一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迅速改变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而代之以一套舶来的外国制度，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尽管有数百名政府官员去日本作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有三万名学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课程的形式探讨统治和教育的艺术，但还没有一位朝廷高官出国研究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9 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年然而，要找到一个人，既拥有把握新情况的足够的知识，也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中国政府能够想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是张之洞。他被指派用一年的时间设计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体现在一部鸿篇巨制的报告里，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一个权威的基础。他设计的教育制度有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学制基础上：学生要受到充分训练，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时间。我在北京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09年，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为中国设计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从日本照搬来的。我劝他通过提供适合各省通用的教材，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说，那太难了。我建议他，既然已有那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些在他们的专业上最优秀的学生应当被安排去编写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全国教育工作的一致而高效。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尽管那些学生在外语方面可能很有长进，但他们的中文并不好，难以用恰到好处的中文来写书。于是，他要求我准备一些教材，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告别时，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请他不要出来送我，但他坚持陪我走过一座又一座院子。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费心，钱我会给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头发，回答说：“这工作应由年轻人来做了。”说完，我们就分手了。10 总教习敦崇礼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一位总教习是敦崇礼牧师。他是文学硕士，来于格拉斯哥。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一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1906年8月，他这在久病之后去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哀悼他的辞世，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清政府追授他一品光禄大夫，赏红宝石顶戴。在合适的继任者出现之前，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R·O·毕万（）教授被任命为代理总教习。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即1906－07年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历年来最多的339人。也是在同一年，山西大学的25名学生被送往英国学习铁路和矿业机械工程。其中有23人是由山西省政府资助的。这一步是最富希望的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山西未来的福利取决于她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运输手段的改进。11 重访太原，1907年1907年秋，原来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当地一位士绅，也是一位翰林，对我们非常友好，对山西大学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真诚的赞许。在我1908年访问山西时，他是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一天，他把所有院系的学生都召集到了省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学生们穿着不同校服，在乐队伴奏下列队走进广场。他和其他一些官员把我带到博物馆的二楼上，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将各个院系一览无余。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那场面十分壮观。议长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聚集到广场上的学生将近两千人，有军事专业的，有农学专业的，也有的来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