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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的洼地里。这时在汽车上和山坡上早已布满了机关枪，当人群刚刚站定，机枪就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处尸横遍地，有的人在呻吟、蠕动，日本强盗又用刺刀挨个捅死。然后，他们又用二三十桶汽油把全村700多座房子烧毁，屠杀了3000多名矿工和平民百姓。日本法西斯强盗，这样干犹嫌不足，随后又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130余人，在东西两个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守备队为了掩盖罪行，销赃灭迹，将平顶山被害群众尸体全部烧掉。这可以说是“治安肃正”和“三光”政策的一次初演。
193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完成了对热河地区的武装占领，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他们的口号是推行“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即把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放到这方面来。自1933年初，日伪军就在临江、通化、辑安、桓仁、柳河、兴京等所谓东边道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参加这一行动的日、伪军达3万多人。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至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
1936年，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一计划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跃地区东边道一带付诸实施。总兵力16万余人，讨伐部队与当地日伪军警配合，轮番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年7月，驻柳河县大荒沟的日本守备队中山大尉的部下到白家堡子及横虎头进行“讨伐”，途中被抗日武装击毙11名。中山大尉闻讯后，亲自指挥守备队把白家堡子周围方圆25公里划为“通匪区”，在这个区域内，遇人就杀，见房就烧。这一次共屠杀我和平居民360多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尸体。
从1937年起，日伪军的军事镇压转向以伪三江省为主。这是因为自1936年抗日联军成立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东北角，成了抗联第三军至第十一军的活动地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联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于是，以植田谦吉为司令、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制定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参加的军、警、宪、特达3万多人。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伪军实行步步为营、篦梳山林的残酷围剿，使抗日联军遭到很大损失，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实行武装“肃正”和“清剿”的同时，还成立了各级“治安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中央治安委员长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副委员长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和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主要是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奸武装“自卫团”，调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反动宣传。
日寇妄图割断广大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系，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1936年，建集团部落3261个，到1938年共达12565个。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群众大施淫威、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归屯并户和制造无人区是同一过程。1934年至1936年，仅通化县即因归屯并户损失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1939年，日伪军在哈绥线实行大扫荡，方正、依兰、抚远等地均遭烧杀，仅抚远县就有6000户被烧，形成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伪松江省、牡丹江省及佳木斯一带，60万户民房全部被毁。同年，日伪军在热河滦平、平宁、兴隆、青龙等地，将10户甚至上百户的村庄全部烧毁。
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各地情况不一。伪间岛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的集团部落情况是，部落的纵横各为200米左右，占地5—6公顷，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通化地区的集团部落，通常都是100米见方，在外围挖土壕，壕内筑土墙，在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部落四周还有炮楼。北满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大，炮楼也较大。伪热河省归屯并户搞得更为激烈。该省的集团部落，多筑以石墙，其上加设两道铁丝网。每隔100米设一座炮楼。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分为三五十户，多者百余户。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许多都是草棚子和地窨子。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集团部落”传染病蔓延情况十分严重，通化县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08人。传染病的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日伪对部落的统治十分严酷，一般在部落中央都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百般勒索和刁难。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村而受害的达500万人，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10。
为了加强战时法西斯统治，东条英机及其同伙肆无忌惮地把抗日武装力量活动的地区，搞成彻底的无人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在这样的区域内，若无区、村长和警察署长联名签署的通行证，禁止通行或居住，不准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运送任何物资，违者逮捕或枪杀。此外，日伪还颁布了所谓《治安维持法》和《时局特别刑法》，对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仅据4名日本宪兵、6名伪满警察、6名伪铁警和1名伪满宪兵的招供，他们亲自参与和闻知的暴行就有：逮捕165650人，投狱41308人，处死565人。这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仅是几个人的所见所闻。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6节 腥风血雨（2）
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通过“清剿讨伐”、“归屯并村”、“三光政策”屠杀抗日军民，而且还通过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毒杀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该所由日本著名细菌战专家、日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主持。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进行细菌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准备进行细菌战的两支秘密部队，一支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支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后，两支部队分别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前者由石井主持，后者由若松主持。而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则是这两支秘密部队的对外总称。
“第七三一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20公里的平房一带，建有庞大的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储存大量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守秘密。部队占地超过75平方公里，拥有3000多工作人员。“第一○○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第七三一部队与第一○○部队，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这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以及其他细菌。在研制过程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设有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第七三一部队还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如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石井式飞机弹”，等等。该部队生产细菌的设备，规模庞大。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说，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细菌。
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正式批准的。一个亲自进行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战犯，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这些人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遭受实验而发病的这些人，被严格看管，进行观察，而且为了保密起见，部队工作人员通常把被残害的人称为“木头”。第七三一部队还进行类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活人细菌实验。他们借助电流爆炸细菌弹，使被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受炭疽热的传染。日寇还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鼠疫病菌和坏疽菌的实验。凡采用这种办法实验坏疽菌的中国战俘，经受一周的痛苦折磨后，全部死去。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员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这些细菌部队，除了用活人进行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之外，还广泛进行冰冻活人四肢的试验。第七三一部队在做这种试验时，每次用2—10人不等。中国战俘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放在水桶里，然后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再带到监狱实验室里。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被割去四肢，直至死亡。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1940年夏，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结果使该地区发生疫病，造成大量死亡。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七三一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
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贻患无穷。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为了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除了鼓吹大和民族富有优秀素质和卓越能力，是对其他民族进行启蒙指导、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外，还竭力歪曲和捏造中国的历史，胡说“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为了笼络满族上层，日寇在沈阳特别成立满族学校，专门收容清代皇族子弟，进行特别教育。另外，如满洲国军警卫连，均由满族士兵所组成，用以监视汉族士兵，防止暴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人口不到100万、居住地区占伪满洲国领土3/1的蒙古族的政策，也是煞费苦心的。1933年7月和1936年5月先后两次作出决定，对蒙古人的“指导方针”是：维护原有的旧制度，继续利用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广大蒙古人民进行统治；同时离间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并利用蒙古民族的悍性格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为此目的，在蒙族地区特别设立兴安省，组成兴安军、兴安军区和兴安军官学校。后来伪满军改成所谓国军之后，蒙古人的部队称为第九军和第十军。这些部队多次被驱使到各处进行侵略战争，为日寇充当炮灰。例如，在所谓呼伦贝尔事件、哈尔庙事件、察绥作战、诺门坎事件以及伪三江省“治安肃正”、热河地区“治安肃正”等军事活动中，都迫使蒙古人军队参加。特别在诺门坎事件中，蒙古民族，尤其是中下层，和其他民族一样，一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并多次横遭屠杀和镇压。
此外，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后，对东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肆意掠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伪满洲国居民有85％是农民，耕种着1700多万公顷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殖民掠夺和法西斯高压统治，竭力维护满蒙皇室和王公贵族的封建土地关系，又大量霸占和剥夺农民土地，进行移民侵略，扩大日本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制定的移民计划，以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递增的，第一期为10万户，至第四期计划为40万户。100万户准备占地1000万町步（每町等于09974公顷）。在这一计划驱使下，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农民土地，截至1944年，除军事和铁路占地外，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顷，约占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如果日本移民侵略计划得逞，岂非是东北的全部耕地和大部分荒地，均将被剥夺殆尽。
日本侵略者剥夺人民土地的惯用手段，是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为名，把人民赶走，随后没收。据敌伪档案记载，1941年，日本统治者以维持珠河县治安为名，强令散布在该县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群众，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并决定将帽儿山胡家粉房的33户居民，作为第一批迁移对象，强制全部迁出。群众闻讯后，竞相逃走，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30多万移民中，有86万多“义勇队”移民，他们年龄多为16—19岁，持有武器。他们既是日本侵略军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别动队。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量霸占和兼并农民土地的同时，还疯狂掠夺中国的劳动力。据日本《满洲国史》一书提供的材料，每年日本要在东北强行征集200—300万劳工，用于开矿、伐木和其他军事工业设施。他们“将劳工装上闷罐车，铁门上了锁。劳工只能在闷罐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的车站，一停就是两三天，时常这样走上十天半月，不等到达工作地点，劳工就死了好多”。中国劳工的生活十分悲惨，住的是不避风寒的工棚，吃的是糠菜和橡子面。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输血打气。每年要从东北掠夺数千万吨煤炭、石油和大量的木材等战略物资和重要经济物资。仅据1940年至1944年不完整的统计，日本就从东北掠夺谷物3329万吨。日伪当局从农民手中掠走了这样庞大数量的粮食，留下的却是罄竹难书的无穷灾难。据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司警特秘发第五六八号文内载：“兴安省望奎县因食粮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暗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5月10日至20日，仅在5户人家中便有30多人自杀。”这就是东条英机之流在东北所鼓吹建立的“满蒙新秩序”和所谓“王道乐土”。
压迫愈甚，反抗愈坚。尽管日寇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东北的人民并没有被杀绝，抗日武装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但并没有被扑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的抗日健儿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勇敢战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她被党派往东北，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她先在沈阳满洲省委工作，1934年后调到哈东珠河县任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她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哈东区的游击战争。为了对付敌人扫荡，她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青壮年成立自卫队，带领他们积极操练，并在左撇子沟搞了第一次伏击，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只逃出两个敌兵。从此，铁北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1935年冬，党组织调赵一曼到抗日联军中工作，担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与团长王惠同一起带领战士们在零下30几度的严寒中出没在黑龙宫、秋安屯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二团奉令回铁北，配合主力作大规模出击。由于日本“讨伐”队的烧、杀、抢、掠，游击区遭到破坏，抗联的给养成了问题，不少战士在暴风雪中，几天也吃不到一粒米。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又被“讨伐”队主力包围了。敌人600多，而他们只有200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天，打垮了敌人6次冲锋，自己也伤亡很多。赵一曼和团长商量，决定突围，她主动要求留下来掩护。在战斗中她负了伤，左手腕被打穿，左腿膝盖被击断，左臀部也负了重伤。第二天突围以后，她和战友们在候林乡小西北沟又与日军遭遇。一个同志被打死，她与另外两个同志被敌人活捉了。
敌人把赵一曼押往哈尔滨伪警察厅，特务头子想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部队调集到松花江下游的行动意图与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开始，对她软硬兼施，后来见她坚贞不屈，就用竹签子扎指甲等酷刑折磨她，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赵一曼的革命意志。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她只是愤怒地表示：“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活动，这就是我的主义和信念！”
无奈，敌人把她暂时送进医院治伤，但常来病房审问，急切地想知道抗联的动向。赵一曼还是不予理睬。敌人经常把她从床上拖下来进行毒打，弄得她的伤口好了又坏，反复地遭受折磨。赵一曼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教育了看护韩勇义和其他医生与护士们，连看守警察董宪勋也感动了。董宪勋听到日伪要处死赵一曼的消息时，连忙跑来送信，并与赵一曼、韩勇义一块儿研究逃跑的办法。第二天，6月28日深夜11点，他们乘汽车来到离哈尔滨15公里的阿什河，天快亮时到了金家窝铺，傍晚雇了一辆马车奔往游击区。眼看只有10公里地时，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了。于是又被押回哈尔滨。在酷刑拷问中，赵一曼右膀被刀背击断了，一只手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