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谢。我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胶质套鞋，“你愿意去哪儿吃饭？”
“吃饭！我这就回家去吃饭，谢谢你。你不是要领我四处看看的吗？”
“有什么可看的？你的化妆室就是那边女洗手间对面挂着绿帘子的那间屋子。简直就是个洞，没有窗户，没有洗手池。我们每天10点、12点、2点演出。你应该8点30分到这儿。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情况。”他站住脚，“你喜欢比萨饼吗？”
“你干吗要带我去吃饭？你不必。”
“因为，”威利说，“此刻我生活中再无别的可做的事了。”
梅·温睁大眼睛，惊奇中混杂着野生猎物的警惕姿态。威利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个电话。”姑娘说，任由自己被拉着朝门口走去。
路易吉餐馆是一家明亮的小饭馆，摆满了一排排用隔板分开的小餐桌。从外面寒冷潮湿的黄昏中走进去，里面的温暖和芳香味儿使人感到愉快。梅·温没脱下她身上的湿外衣就在一个靠近厨房的座位上坐下来，厨房的门是敞开的，听得见里面在油炸东西的吱吱响声。威利眼睛盯着她说：“把湿外衣脱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说，这是纽约最热、最闷的餐馆。”
梅·温像有人要强迫她脱光衣服似的，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很傻——哎，”她脸红了起来，接着说，“别那样看着我——”
威利的样子像一头牡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温的身材美极了。她穿一件紫丝绸上衣，系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皮带。她一脸迷惑地坐下，尽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体形真好，”威利说，缓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为你很可能长着大象一样的粗腿，或是没有胸脯。”
“这全因为我有过辛酸的经验，”梅·温说，“我不喜欢靠自己身材的优势谋得工作或交朋友。人们总是期待从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给的东西。”
“梅·温，”威利沉思着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的。”
“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姑娘耸了耸肩，“当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这样跟我谈话太奇怪了。你怎么能对我如此刨根问底呢？”
“对不起——”
“我告诉你没关系，尽管我平时是不随便说的。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
“噢。”威利看着一个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盘意大利面条。
“那么你对这里很熟悉了。”
“很熟。”
威利对知道了梅·温有个意大利名字的反应是复杂而重要的：一种混合着如释重负、高兴和失望的感觉。它清除了有关这位姑娘的神秘感。一个夜总会歌手能理解并唱好莫扎特的咏叹调是个奇迹。因为在威利的圈子里，熟悉歌剧标志着出身高贵——除非你是意大利人。
随后，它又成了下层社会群体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特点而失去了它的标识意义。玛丽·米诺蒂是威利能够对付得了的人。她毕竟仅仅是个夜总会歌手，只是长得很漂亮而已。那种他已闯入了一场真正的恋情纠葛只是一个幻觉。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绝不会和一个意大利人结婚的。他们大都贫穷、邋遢、俗气、信奉天主教。这并不暗示这件好玩的事就此结束了。相反，他现在可以更安全地享受与这位姑娘相处的快乐了，因为那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梅·温眯着眼睛看着他，问：“你在想什么？”
“有关你的最最美好的事情。”
“你的名字，毫无疑问，真的是威利·索德·基思了？”
“嗯，是的。”
“你家是个优秀古老的家族？”
“最古老，最优秀的——我母亲出身索德家族，就是乘‘五月花号’到美国来的那个索德家族。我父亲似乎是个私生子，因为基思家族直到1795年才来到这里。”
“啊呀，没赶上那次革命。”
“差远了，只是移民罢了。我的祖父稍微弥补了这点不足，他当了蔡斯医院的外科主任，据认为是东部医学界该学科的大角色。”
“哦，普林斯顿，”姑娘轻声笑了笑说，“我们两人显然是永远抹不掉这个痕迹了。说到移民，我的家人是1920年来到这儿的。我父亲在布朗克斯经营一个水果店。我母亲几乎连英语都不会说。”
他们要的比萨饼被盛在两个大圆白铁碟子里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饼子上覆盖着乳酪和西红柿汁——而在威利的碟子里，边上还撒着一些比目鱼丁。梅·温捡起一块三角形的饼，手指头一翻，就灵巧地把饼对折了起来，咬了一口，“我母亲做的比萨饼比这还好。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萨饼了。”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不，你母亲不会喜欢的。”
“好极了，”威利说，“我们相互理解。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要爱上你了。”
那姑娘的脸上忽然罩上了一层阴影，“说话可别越轨啊，朋友。”
“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你多大年纪？”梅问。
“22岁，干吗？”
“你似乎年轻得多。”
“我是娃娃脸。在70岁之前，我很可能连进投票站投票都不能获准。”
“是的，就是——你就是这样。我想我喜欢它。”
“你多大？”
“还没到选举投票的年龄。”
“你订婚了吗，梅？或是已有心上人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了？”
“哎呀！”梅大叫道，咳嗽了起来。
“怎么啦？”
“咱们还是谈书吧。你可是个普林斯顿人。”
他们确实聊起了书，一边吃喝，一边聊。威利开始谈最新的畅销书，梅对这些书的知识还算过得去。当谈到他喜爱的那些18、19世纪的作家时，姑娘的对答就不顺畅了。
“狄更斯，”威利热烈地就他的比较文学高谈阔论起来，“我如果还有一点性格力量的话，就将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评价狄更斯。在英语像拉丁语一样死亡之后，他和莎士比亚还会留在世上。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我只读过他的《圣诞欢歌》。”
“哦。”
“你要知道，朋友，我只读完了中学。我中学毕业时，水果店的日子不好过。有时连我的服装、长筒袜子——和全家人的饭食都成了问题。我曾在一家一毛钱商店和卖橘汁饮料的摊子上干过。我碰过几次狄更斯，站了一整天再去攻他真是难啊。”
“有朝一日你会爱上狄更斯的。”
“我希望如此。我想，要欣赏狄更斯，银行里得有上万的存款才行。”
“我在银行里一毛钱也没有。”
“你妈妈有，还不是一样。”
威利放浪地往后靠着，点了一支烟。他好像在讲习班上一样，“爱艺术得有空闲，这一点儿都没错，但这绝不败坏艺术的正当性。古希腊人——”
“咱们走吧，我今晚要温习我的乐谱，只要这份工作还在，我就得干。”
外面正在下大雨。蓝色、绿色、红色的荧光灯招牌在湿漉漉、黑糊糊的街面上投下了一片片模糊的五颜六色的亮光。梅伸出一只带着手套的手，“再见。谢谢你的比萨饼。”
“再见？我要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回家。”
“老兄，坐出租车到布朗克斯区赫尼威尔街你得花5美元呢。”
“我有5美元。”
“不，谢谢。像我这样的人只坐地铁。”
“好吧，那就坐出租车到地铁站。”
“出租车，出租车！上帝为什么给咱们两只脚？陪我走到第50街好了。”
威利在雨中的便道上走着，想起了乔治·梅瑞狄斯【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的某些狂想曲，身子靠紧着歌手，她挽起他的手臂。他们默默地漫步走着，雨点打在他们脸上又从他们的衣服上滚下。挽着他手臂的那只手把一股温柔的热流送入了他的全身，“在雨中漫步真是美妙。”他说。
梅侧目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得不这么做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普林斯顿。”
“喂，得啦，”威利说，“别再扮演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了。这是你第一次干歌手的差事吗？”
“在纽约的第一次。我唱了四个月。是在新泽西州许多低级酒店里。”
“莫扎特在新泽西的小酒馆里的行情如何？”
梅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从来没试过。那边的人认为《星尘往事》【《星尘往事，Stardust》，世人耳熟能详的爵士乐经典曲目。——译者注】就像巴赫【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著名古典作曲家。——译者注】的《弥撒曲》一样是重大的经典著作。”
“那些英文歌词是谁给你写的？你自己？”
“我的代理人，马蒂·鲁宾。”
“写得糟糕透了。”
“那你就给我写好一点的吧。”
“我会的，”威利大声说道，他们正在横过百老汇大街，正从堵塞得寸步难行的鸣着喇叭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过，“今天晚上就写。”
“我刚才是说着玩的。我可给不起酬金。”
“你已经给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享受过莫扎特的音乐呢。”
梅把手从他的手臂上抽了回来，“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我可不喜欢油腔滑调。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够腻的了。”
“偶尔听一听吧，”威利答道，“譬如说，一周里只听一次，我是真诚的。”
梅看着他的脸说：“抱歉了。”
他们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下。那个衣衫破旧、满脸皱纹的卖报人用嘶哑的声音兜售着莫须有的胜利消息，将报纸的一些大标题用涂了焦油的防雨纸遮着。往来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谢谢你的晚餐，”梅·温说，“星期一见。”
“不能早一点儿吗？我真想早一点。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没有电话。”威利一下子愣住了。梅·温的确是出身下层社会。“我家隔壁有家糖果店，”她接着说，“有急事时可以通过那里和我联系，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如果真有了紧急情况呢？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下次再说吧。”她微微一笑，脸上那种谨慎小心的表情顷刻间消退成了煽情卖俏。“反正周一之前不能见你。不得不在乐谱上下点苦功夫。再见。”
“只怕是我谈论书谈得让你腻烦了吧。”威利说，实在不想让这次会面就此结束，便没话找话，想把行将熄灭的火星煽燃。
“不是的，我玩得很高兴。”她停顿了一下，伸出了手，“这是个有教育意义的下午。”
她还未走到楼梯脚下就被人群吞没了。威利从地铁入口处走开时有一种获得新生的可笑的感觉。罗克西门口的彩色玻璃棚罩、无线电城装饰着黄色灯泡的黑门柱、餐馆的招牌、呜呜疾驶的出租车在奇妙的光影中来来往往。他觉得纽约就像巴格达一样既美丽又神秘。
第二天早晨3点钟，威利的母亲睁开眼睛，房间里还黑糊糊的。她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梦见她在听歌剧。她听了一会儿依然在她脑海里回响着的音乐，便坐了起来，因为她意识到她听到的是真实的音乐——从威利的房间穿过过厅飘过来的凯鲁比诺的情歌。她起床，穿上一件蓝色丝绸和服式女式晨衣。“威利，亲爱的——在这个钟点听唱片吗？”
他穿着衬衫坐在他的手提留声机旁，手里拿着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他歉疚地抬头看了看，关上了留声机，“对不起，妈妈。没想到传那么远。”
“你在干什么呢？”
“正在窃取莫扎特的一个乐段放在新曲子里用，我想我是在剽窃。”
“你真可恶。”她仔细端详她儿子，确定他那兴高采烈的怪异表情是一种创作的狂热。“你平时是一进家就上床睡觉的。”
威利站起来把拍纸簿翻过来扣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这件事正好在脑子里闪过。我困了。明早再说吧。”
“想不想喝杯牛奶？马蒂娜做的巧克力馅饼好极了。”
“我已在厨房里吃了一大块了。对不起，吵醒你了，妈妈。晚安。”
“这是一段好听的曲调，剽窃得好。”她说，让儿子在面颊上吻了一下。
“没有比这一段更好听的了。”威利说，在她身后关上了门。
梅·温在塔希提俱乐部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星期。她新奇的莫扎特节目上座率很不错。她一晚比一晚唱得好，更单纯，更明澈，手势动作也没那么繁多了。她的代理人兼教练，马蒂·鲁宾每周来几次看她演出。在她演完后，就在一张桌子边或她的化妆室里同她谈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他是个矮壮的圆脸汉子，大约35岁，头发苍白，戴一副很厚的无镜框眼镜。他那身肩部过宽，裤腿肥大的套服表明那是从百老汇购买的，不过颜色却是不太刺眼的棕色和灰色。威利同他说话时很随便。他确信鲁宾是个犹太人，但并不因此而轻视他。威利喜欢作为群体的犹太人，喜欢他们的热情、幽默和机警。这是真的，尽管他家住在犹太人买不起的房地产开发区里。
除了与鲁宾的这些谈话外，梅的每两次演出之间的时间全都被威利垄断了。他们通常坐在化妆室里抽烟聊天——威利是受过教育的权威，梅是态度一半恭敬一半挖苦的无知学生。这样过了几个晚上之后，威利说服了她改为白天见面。他带她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那却是一次失败。她在看达利【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画家。——译者注】、夏加尔【马尔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裔法籍画家，犹太人，生于俄国，1922年移居国外，后定居法国，他是第一个用图画记录梦境世界的人，他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流派是以马尔克·夏加尔为起点的。——译者注】和切尔利塔切夫【帕维尔·切尔利塔切夫（Pavel Tchelitchew，1898－1957），生于俄国，1923年定居巴黎，最初为抽象派画家，后与抽象派决裂，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创作了像萨尔瓦多·达利那样以极大的技术精确记录的奇异的幻象。——译者注】的杰作时，瞪着眼大惊小怪，还突然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在大都会博物馆里的情况好一些。她立即就被勒努瓦【皮埃尔·奥古斯特·勒努瓦（Pierre 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著名画师，他与克洛德·莫奈（Claude Mo，1840－1926）可说是印象派的创立者之一，他是印象派中惟一擅长使用黑色的画家。——译者注】和埃尔·格雷科【埃尔·格雷科（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译者注】深深地陶醉了。她让威利又带她去了一次。他是个好讲解员。当他给她简略地介绍惠斯勒【詹姆斯·艾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作品风格独特，线条与色彩和谐。——译者注】的生平事迹时，她喊道：“哇，这些东西真的全都是你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吗？”
“不全是，从我五岁时起母亲就带我参观博物馆。她是这里的博物馆的赞助人。”
“哦。”姑娘有点失望地说。
威利不久就得到了布朗克斯糖果店的电话号码，并且在梅与那个俱乐部的签约结束之后还继续互相约会。4月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包括在鲜花盛开春色满园的公园里长时间散步，在昂贵的餐馆里就餐，在出租车里亲吻和赠送诸如牙雕小猫、毛茸茸的小黑熊以及许多鲜花之类的礼品等等。威利还写了一些拙劣的十四行诗。梅将它们带回家，一遍又一遍地读，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从来没有人给她写过诗。
4月下旬，威利接到了征兵局的明信片，请他去检查身体。这个警报信号使他记起了战争，于是便立即去了海军军官招募站。他被编进了后备海军学校12月那一期。这使他远离了陆军的魔爪，有了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免服现役的机会。
但是，基思太太却把他的应征入伍当成了悲剧。她对华盛顿的那些笨蛋们竟让战争拖得如此之久而大为愤怒。她仍然相信战争将在威利穿上军装之前结束，但是有时一想到他可能真的被带走，心里就直冒寒气。在小心翼翼地向有权势的朋友们探询之后，她发现她想为威利在美国谋一份安全工作的想法处处碰到的都是一种极其冷淡的回应。因此，她决心要使威利在还享有自由的这最后几个月里过得美好。梅·温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基思太太对此毫不知情。她根本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存在。她强迫威利辞掉了他的工作，带着他和那位惟命是从的医生一起乘车去墨西哥旅行。由于厌烦了墨西哥那里的阔边帽、灿烂的阳光和刻在腐朽的金字塔上的长羽毛的大蛇，威利把钱都花在了偷偷地给糖果店打长途电话上。梅总是责怪他乱花钱。但她说这话时热情洋溢的语调却给了威利莫大的安慰。当他们在7月份回到美国时，基思太太又硬拽着他到罗得岛去度“最后一个美妙的夏天”。他找了一些蹩脚的借口到纽约去了五六次，而且将这几次出游时刻铭记于心。那年秋天，马蒂·鲁宾单独带着梅·温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俱乐部去旅行参访。11月份，她回来时正好还来得及和威利共度了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他为了对母亲解释他的离家外出，编造的那些离奇的故事，编一本短篇小说集都足够了。
梅从未和他谈起过结婚的事。他有时对她为什么不提这个话头很是好奇，但他很高兴她让他们的关系止于疯狂的亲吻就满足了。他也觉得那甜蜜的感觉将足够他在四个月的海校生活中继续享用了。然后，他将到海上去，而那正是整件事情又合适又毫无痛苦的结局。他对自己能把这段恋爱料理得既从中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乐趣又将缠人的麻烦减到了最低限度感到十分得意。这表明他是个会享乐的成熟男子。他为自己未试图和梅·温上床而感到自豪。他认为正确的策略是享受与姑娘在一起的火热与刺激而不陷入乱局。这个策略确实是够英明的，不过其成功的光彩可不像他自命属于他的那么大，因为这是以一种冷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