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烧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骨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暴、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率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一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之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意，应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地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判处极刑，以昭炯戒。”
旁听席上的人们全部站了起来，每个人都像打赢了一场战争的统帅，脸上露出满足、喜悦、高昂的骄情。
死囚不服，申请复审。1947年4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防字第1053号卯有代电称：“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申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45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
接到指令后，法官们兴奋不已。他们怕延时生变，当晚就贴出布告，通知新闻单位，决定第二天就执行。
1947年4月26日上午，古城南京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20里长街，市民如堵如潮，他们要更贴近地感受刽子手的末日。
谷寿夫戴着礼帽和白手套，身穿日本军服，被从小营战犯拘留所提出。法庭验明正身，宣读执行令，问他还有什么最后陈述。谷寿夫摇摇头，戴着铁铐的手颤颤地伸进衣袋，掏出一只白绸缝制的小口袋，递给检察官，低声说：“袋子里装着我的头发和指甲，请先生转给我家人。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又掏出他写的一首诗，内容大意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伏罪在异国，希望我的死，能消弭一点中国人民的仇恨。说完，他在死刑执行书上签下颤抖的名字。两名宪兵将他五花大绑，在他的颈后挂上一块“战犯谷寿夫”的木质斩标，押上了红色的刑车。
来了！来了！鸣着尖利警笛声的红色刑车开过来了。它本应像一道闪电疾驰而过，但它不得不开得缓慢。扶老携幼的市民盼着谷寿夫早死，但他们不得不像决堤的潮水一样涌过去，绊住了刑车的脚步。人们痛苦地欢呼，幸福地悲泣，他们的脸上奔涌着悲喜交织的泪水。红色刑车开过来了，这刺激着人们的回忆的红色，点燃了昨天的鲜血与火焰，灼痛了他们心头的伤。开过来了，刑车内囚着罪人和仇人，它的两侧挂着罗瑾和吴旋保存的照片，这是昨天的现实，是今天的恶梦和剧。人们在观看用他们的血泪经历编织的剧，一出深刻的悲喜剧。人们大幅度地投入进去，把它推向高潮和结局。
刑车终于到达雨花台刑场。刽子手谷寿夫被两名行刑宪兵架下刑车时，吓得全身瘫软，面无人色。他几乎是被拖进了行刑地，刚一站定，紧随其后的行刑手即抠动扳机。枪响，架着他的两名宪兵撒手，子弹贯穿后脑自嘴里出来，几乎同时完成。谷寿夫往后一仰，重重地摔倒在地。一滩污血，何以能祭奠成千上万受难者的亡灵。
鞭炮喧闹，数不清的纸钱、素烛、线香默默燃烧。酒水酹滔滔，南京城有了微红的醉意。
而在鼓楼西侧一座木结构的洋房里，日军总联络部班长、前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却在为谷寿夫鸣冤叫屈，他在日记中写道：“几乎无罪的谷中将代人受过，处以极刑，不胜慨叹。”继而又写道：“我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司令官负有攻占武汉的任务，于1938年7月在上海登陆后，曾闻先遣参谋等人谈及南京暴行真相，且悉与暴行有关的大部队将用以进攻武汉，于是我煞费苦心充分做好精神准备，所幸攻占汉口时，未发生一件残暴行为。”
冈村宁次开始调整心理，编造记忆。他为自己的命运而担忧。
第六章三把鬼头刀回到地狱
南京 1947
一把称作“助广”的波浪纹军刀，刀身坚挺，刃口闪闪发光。在铸造它的时候，铸剑师一定曾把粘土和砂子抹在它烧红的刃上，放入冷水中，将它淬成了“高炭钢”。它一定锋利得能削铁如泥。“嚓”，一颗人头便会咚地一声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滚成一个血淋淋的肉坨。快感像电击般通过手臂，攫住了田中军吉的心脏。这是多么神勇而甜蜜的感受啊。他又用刀在一个中国人的后颈根上轻敲一下，当中国人吃惊地挺硬了脖子，他猛然将刀狠狠地劈下……
“这照片上叫作‘助广’的刀是你的吗？”审判长石美瑜晃晃照片，又重复问了一句。
田中军吉猛地回过神来：这里并不是阳光下横溢着鲜红血流的金黄土地，而是阴气萧萧的中国人的法庭。他克制住一个惊战。
这个粗壮得像头野猪的家伙瓮瓮地答道：“是我的刀。”
石美瑜：“作战时佩带的吗？在南京作战时也佩带了吗？”
田中军吉：“是的。”
“就是用它杀过三百个人吗？”
“没有。”
石美瑜把案头的一本叫《皇兵》的书拿起来，书中登载着被告的军刀照片，并配以“曾斩三百人之队长爱刀助广”的说明词。
石美瑜：“没有杀过人就这样写了吗？”
田中军吉：“这是山中丰太郎的创作，是为了宣传才这么写的。”
而被告在他写的辩言中的说法却与此相左，他写道：“《皇兵》因为是士兵真实的写照，没有夸张和虚构，字里行间溢满着前线将士的心情，而被视为前线部队最初的完全的现地报告，所以在出版前就引起广泛的注意。”他炫耀说此书受到冈村宁次等军界头领的举荐，外相松冈洋右更是认为此书值得向国外推荐，而亲自题写了书名。写到这里，他有些忘乎所以了，竟然以陶醉的情调写道：“‘皇兵’这两个字是一种至上的名誉，松冈的挥毫也是很难得的。”
石美瑜接着问：“在南京大屠杀时你杀过三百个人，是吗？”
田中军吉并不松口：“没杀过。”
“你别的还杀过多少人呢？”
“在通城杀过一个人，杀三百人是没有的事。”
“就是这张照片上的吗？”石美瑜又亮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田中军吉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并附布称赞他勇敢的文字，刊登在东京的一家报纸上。
“是的。”
“那为什么说这把刀杀过三百人呢？”
“是为了形容作战时表现勇敢。”
石美瑜机智进击：“你是在哪次作战中杀人的呢？”
田中军吉露出破绽：“我以前在前线部队杀过一些人，不是三百个人，那是山中自己写的，是没有的事。”
“在什么地方杀的呢？”
“正定、广济、金山以及南京的西南方一带都杀过。”
“在南京杀过多少？”
“我们是攻的一条小路，我到的时候未见到中国兵，所以未杀过。”
“你刚才还说杀过。”
“我刚才说是打仗的。”
“你不是说在正定、广济、金山及南京的西南方都杀过人吗？”
“也没杀过。”
田中军吉蛮横地扭过头去。他的供词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不能自圆其说。法官问既然没杀人为什么盟军要逮捕他，他说告他的人企图敲诈他，他没有钱那人就诬告他。法官问他照片上被杀的人是谁，他说是一个破坏电线的共匪头目，平时肆意放火、抢劫，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把他抓到了日本军队。法官问照片是不是在南京拍的，他说攻南京时是冬季，照片上他穿的是夏装。但这恰好描画出他杀人时的疯狂，以至在寒冷的冬天燥热得脱去了外衣。尽管他百般狡辩，但大量的证据表明，谷寿夫手下的这个狂兽在南京大屠杀及历次屠杀中，用他的“助广”军刀像劈柴割草，杀害了300名中国军民。在确凿的据面前，由不得他不低头认罪。
继田中军吉之后，被当时的日本报纸誉为“勇壮”的第十六师团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岩和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在中国军事法庭的要求下被盟军逮捕，于1947年9月前后分别引渡到中国。
野田岩是日本鹿儿岛人，向井敏明是山口县人。他们都于1937年9月随日军入侵天津、塘沽，同年12月入侵南京。在进攻南京时，这两个人间恶魔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杀人比赛”。他们以比谁杀的人多为竞赛和娱乐方式，不择老幼，逢人便砍，白色的利刃下血肉翻飞。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载：
“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达到105对106的纪录。这两个少尉在10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
野田：‘喂，我是105人，你呢？’
向井：‘我是106人！’
两人哈哈大笑。
因不知道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先杀满100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150个人的目标。
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了100人，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将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
他们把目标定为150人！
据报道，这两个人间恶魔于南京郊区的句容就开始疯狂屠杀无辜平民，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12月11日，他们又在紫金山下开始了“杀人比赛”，又各杀害我100多名同胞。次日中午会聚时，两人的刀口都已缺损。向井说，这是因为他从一个中国人的钢盔顶上劈下，连同身躯劈成两半！“这完全是玩艺儿。”他说。
1947年12月9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他们分别进行了侦讯。
野田岩在被侦讯的时候摇头否认有过“杀人比赛”。
审判官龙钟煜出示了那张《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以“超纪录的百人斩”的醒目标题刊载了那则“杀人比赛”的新闻，还配以大幅照片。
野田岩仍在抵赖：“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难道这张照片也是想象吗？”
照片上两个恶魔的脸上充溢着狂妄和满足的神色。他们肩并着肩手握带鞘的军刀刀把，黄军服，黑皮靴，一字胡，神气十足。
野田岩不得不供认：“照片是记者给我们两人合拍的。”
而面对这张记录着他们罪恶事实的报纸，向井敏明的狡辩更是荒诞不经。
向井敏明说：“为了博取日本女青年的羡慕，回国好找老婆，所以叫记者虚构了这条颂扬武功的消息。”说得过于从容了。然而倒也不乏几分真实，当初他们确实是抱着日本武士的英雄激情和理想，为了“发扬日本的武威”，而向中国人下刀的。
迷茫的追求，被邪恶驱赶着的命运，使人想起一首日本民歌：
我是河里的枯芒草，
你也是枯芒草。
我们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不会开花的枯芒草。
没有思想的芦苇，宿命的芦苇。没有思想而又杀人，杀人就是他的思想。
他们是杀人的芦苇。
1947年12月18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田中军吉、野田岩和向井敏明这三个人间恶魔。《判决书》指出：
“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依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宣判“各处极刑，立即执行”。法庭内外，一片同贺之声，有人喜极而悲。
三声枪响，黑血激溅。全城欢心摇撼。
是日为草鞋峡集体屠杀5万多受难军民十周年祭。
第七章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1）
宁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宝昌祥内衣店的伙计蒋信发像往常一样，飞快地钻进了地洞。可是洞外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他斗着胆子把脑袋伸出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粒和粟子，看到像纱巾一样飘动的白黄色粉雾。日本人要干什么呢？他觉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脚面爬上了许多红色的跳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跳蚤。他跺跺脚，踩死了几只。
当晚回到家里，他感到体虚发热，头痛难忍，腮帮子发炎肿胀。不出数日，患区从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变成紫黑色，身体因失水迅速枯缩，像一具沙漠中干瘪的木乃伊。送到医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经诊断患的是鼠疫。他的父亲蒋阿宝，继母阿香，也因同样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传递。1940年10月下旬，宝昌祥内衣店的15名职员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绍酒店死6人；东后街一家鱼贩全家死绝……是瘟疫，鼠疫。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成了鼠疫区，成片的居民突然像体内被泼上火油点着了火，医院塞满了人，但一个个都法抗拒地悲惨死去。
远处传来消息，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3个县也有438人染此疾，不治者361人。
事过不久，在哈尔滨南郊“关东军731部队”的秘密播映厅里，银幕上出现了日军细菌部队的攻击场面：几架飞机的翼下挂着特制的器皿；装着跳蚤的器皿；飞机低空掠过村庄；老百姓在移动奔跑；字幕“任务完成”；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从一架飞机上款步而下，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国报纸的特写和日语译文：“宁波一带发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后仰地作演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它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细菌武器成本低，杀伤力强，且能造成恐怖气氛，挫伤对手的士气。
此后，石井四郎多次指挥他的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1941年夏季，他派出由100多人组成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带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疫菌，使得那里爆发了强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亲率远征队到金华地区，把盛着细菌的玻璃瓶和轻铁瓶投入水井、沼泽和民宅，造成大批的人死亡，义乌县崇山村380户人家，死了320多人，有30户全家死绝。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他要效益，还要刺激。该地有两处日军的集中营，关押了3000名中国战俘。远征队预制了同样数量的烧饼，用药针把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分发给俘虏吃，然后放了他们，用隐形的屠刀大量杀害中国人，而日军却把中国士兵吃烧饼的情景拍摄下来，作优待俘虏的宣传。
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的成员榛叶修深为自己从事的勾当感到可耻，因而逃往中国军队。他写了一份“日军罪行证明书”，证实了日军极其惨无人道的行为。他写道；他所在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任务是为日军预防传染病，而实际却在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该部用飞机积载伤寒、赤痢、鼠疫等向金华、兰溪中国军驻地与后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国军民染恶疾死亡。
榛叶修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他检举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目的：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榛叶修的证词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破坏战争法规及严重的反人道行为。中国政府的检举，引起检察局的一些官员的关注。美国法官莫罗上校开始着手调查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问题。他被指定负责日中战争工作小组。
莫罗提交了一份《中日战争》的备忘录，其中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和化学战；这两种残暴的手段早已被凡尔赛条约等国际协定禁止；德国与意大利在二战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细菌武器的负责人，他用活人作试验；日本政府对此要负责。莫罗忙乎着。
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部队的秘密。他许诺，只要731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重点还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卖鸦片等。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