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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0％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滚滚，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00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催植鸦片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00公顷、四平400公顷、吉林400公顷、内蒙800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10000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狗日的日本鬼子！狗日的日本吸血鬼！耻国怜民的林则徐的在天之灵将长恸到何时，中国乌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发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发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1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1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文麿选任为他的藏相。战争爆发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打着中国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发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饿灰了眼的恶狼吞食捕获到的猎物一样，顷吞的速度是骇人心魄的，仅两年工夫，“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血泪和生命。
贺屋伸出腥气熏天的长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长嚎了一声，又扑向另一个猎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个杰作“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贺屋兴宜通过这两个渠道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6000多万吨铁砂、5000多万吨煤炭、100多万生铁，贪婪和野蛮可想而知。贺屋辞职后仍参与“兴亚院”对中国的盘剥。
看样子每当日本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需要贺屋的经济智慧。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经星野直树的举荐，贺屋再度出任藏相。贺屋是个多欲而胃口大的家伙，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农业。他下令在中国沦陷区设立了20多家银行，滥发纸币，竭泽而渔地榨取民脂民膏，搅乱国民党后方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疯狂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经济政策，强行征地、圈地，搜刮粮食充作军用，紧紧掐住劳动人民的脖子。以上海为例，沦陷后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不足三两，且多是掺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杂粮，使得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饿殍无计，1942年2月间的几天时间里，就有800多人冻饿而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贺屋又把这套扒皮抽筋的剥夺手段推广到东南亚，犯下了新的罪行。贺屋兴宜毫不隐晦地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给日军必需品，第二是扩充日军的军备。”大量的钱财也就落进了日本财阀的腰包。
《判决书》写道：贺屋兴宜“参加了日本各项侵略政策的树立及为实行此类政策在日本财政上、经济上、产业上的准备。在这时期中，特别是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的藏相，以及作为‘华北开发公司’总裁，他曾积极从事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对西方各国的侵略战争之准备与实行。”
对松冈洋右和铃木贞一两个人，法庭也掌握了他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证。松冈洋右在他于1931年撰写的《动乱之满蒙》一书中说：“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死守这条生命线。”松冈就是以这样的激情在“满铁”经营了十多年，残暴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至于铃木贞一，《判决书》认定他的罪状之一为：“他是‘兴亚院’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该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门的首长。在这种地位上，他促进了开发利用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工作。”
第五章怎样处置吸血鬼（2）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作出最后的判决，星野直树、贺屋兴宜、铃木贞一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法官叫到铃木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脚后跟一碰，向法官们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法官的宣判使他紧紧地咬住了下唇。听到判决的时候，贺屋兴宜习惯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长时间没有眨动。星野直树不服气的神情似乎又很胆怯，似乎里面有一只小兽在战抖，他在1958年获减刑释放出狱后写道：“昭和21年5月3日开始的这一世纪的审判，实质为报复性的审判，就其内容来看对日本人是非常遗憾的。”
而生着一双短腿的松冈洋右，也是一个短命鬼。接到逮捕令的时候，由于青年时代患的肺结核病复发，他正在长野县的家中养病。当年他是何等地盛气凌人，他叫嚷道：“的确，日本是在扩张。但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呢？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孩子要长大。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孩子长大，那就是死亡！”在法庭上，他全没了那副神气，他的脸又青又肿，额上僵硬的血管清晰可见，一副病殃殃的样子，没等到宣判，这个被近卫称为“火枪”的家伙就呜呼哀哉了。他去得还挺潇洒，死前他写道：“无悔无恨赴黄泉，生生不息。”这个“孩子”终于没能长大。
然而应该注意到，松冈是个诡计多端的外交官，铃木则是个罪恶累累的军棍，经济侵略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罪状。即使星野和贺屋，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财阀，他们只是财阀在政府中的代表。
28名受到起诉的甲级战犯竟然没有一个真正的财阀。
正如从铃木茂四郎的书中引述的那样，日本大财阀们都给自己勾勒出一副挑动战争者的形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几家大财阀把全国的经济纳入战争轨道，把从日本和被占领国剥夺来的财富转化为军火，向军队提供车辆、大炮和 粮食，“三菱”制造出性能极好的0式战斗机，而财阀也获得了巨额利润，发了战争财，1937年，四大财阀拥有日本重工业的5％，十大财阀拥有25％，而到了194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改写为32％和49％。他们同皇室与军部结成了强有力的联盟。他们的罪行不断地出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指出：能否通过近卫文麿为发动战争而推行的国家总动员法，“取决于企业家的意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全国动员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他们的名字在《判决书》中被用“企业家”、“银行家”这样一些空洞的称谓掩盖了，也没有一个财阀被送上被告席。
这归功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根源在于以苏美为两极的“冷战”愈演愈烈。美国要把日本变成它的前线堡垒。但战败使日本成为一个已遭毁坏的国家。它的巨额投资都已丧失，房屋、城市和工厂均遭破坏，贸易商船无几。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胶和盐等工业资源枯竭。农田荒芜，粮食和日用品奇缺。《纽约时报》记者帕罗特写道：“如果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出现剧烈的革命以图抛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无利可图的联系，转而向新的左翼主义求援，依赖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资源，而后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业力量。”
美国要依靠财阀来重新武装日本，而且，美国人要用来祭刀的本来就限于那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不宣而战的人。
根据麦克阿瑟的授意，基南把盟军总部拘留的甲级战争嫌疑犯由A至H分为8个组，每组都配备一名美国法官负责组织调查侦讯。D组由霍威茨与霍克斯赫斯特负责，侦查的对象是池田成彬等12名财阀，后来又加上满洲的财阀星野直树等人，增至16人。侦查结束后，除了一个倒霉的星野直树，其他的都被一古脑地放掉了。
侦查开始前，基南向他俩暗示：只有直接参与战争谋划、犯有“破坏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两人心领神会。就是说财阀成员大力推动飞机大炮的生产，帮助政府达到战争目的，获取高额利润，这还够不上当战犯的资格，还不能构成“破坏和平罪”。
于是他们向基南“负责”了。经过一通“偷工减料的侦查”，他们向基南提出一份报告。在执委会上汇报的时候，他们埋怨时间太紧，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财阀们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只调查那些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实业家。可是，能掌握的关于嫌疑犯的情报都是些能写入名人辞典的溢美之词，而这些嫌疑犯的知识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64岁了，且在俄亥俄州当过40年的律师，可是，我不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关于财阀方面的知识，心里虚而困惑，手无王牌而软。所以，唉，只有瞪着两眼干着急。
他们差点没把自己说成是个空啤酒桶，可怜兮兮地让人滚着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胸有成竹地拿出结论。
他们说，眼下不要把鲇川义介、古野伊之助、乡古沽、大河内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岛知久平几个人当作被告，因为这些人都说自己反对战争。就拿前《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吧，他说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斗志昂扬”鼓舞日军的报道，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为之，否则他的报纸将得不到纸张；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他说他曾向东条英机和星野直树书记官长提出过抗议，反对他们错误的新闻政策，反对他们向国民说谎。当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托了一下金丝边眼镜，环顾一下众人的反映，接着说下去。当然，《读卖新闻》的铃木东民总编有相反的意见，他强调说正力是一位极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曾经积极地与好战分子进行合作，但是前社长却说正义曾反对日美战争。于是，我们宁可相信其本人的话。
至于其他的人，中岛说自己反对军部及其侵华的政策；池田和藤原虽然有成为被告的可能性，但两人已年迈，又染病在身。尽管检察方面的协助者田中隆吉说池田给极右分子提供过资金，但另一个人却说池田由于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主张，反对对美开战，军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谋害他。还有人报密，说池田和津田曾当过为建立日本和满洲新秩序而设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顾问，但在讯问中他们矢口否认。
就这样，大财阀们被一个一个地从嫌疑犯的人堆子里扒拉出去，最后孤零零地剩下一个星野直树。
听了两人的汇报，基南满意地点点头。“是呀，我本打算选择一名代表财阀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人最好与新旧财阀都有关系。可是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这个打算只好放弃了。”
这大概是吸取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大军火商克虏伯两个大财阀被送上了被告席，后来在众目之下搭救他们，招惹了太多的麻烦。
基南甚至想出一个猫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坏和平罪’予以起诉的证据不充分，而长拘禁不予起诉是非法的。”财阀遂被悉数释放回家。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苏联等国检察官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指责。面对记者，基南与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基南正颜厉色地说：“我们既没有收到著名经济界人士同发动战争者共同谋划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这些证据，这一点与德国完全不同。在德国，希特勒骑在马上的时候，企业家扶着马蹬。在日本，银行家和经济界要人即使扶着马蹬，那也是被枪口逼着干的。”
霍威茨则以平静的口吻说：“从日本的许多情况来判断，只要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有罪，那么，控告实业家就非属上策。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受到了无罪判决，那么，日本的实业界和实业家的战争责任就将被全盘否定。”
正是日本皇室、阴谋家、大财阀与法西斯军人的这种利爪、胃和脑袋的联盟，使日本实施扩张主义政策，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全面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
第六章观音不度屠城元凶（1）
在月辉和夜色中，金朝年间修建的卢沟桥像一桢古老的剪影。桥栏杆上蹲着工艺化的小狮子，桥头立着乾隆皇御笔亲题“卢沟晓月”石碑，桥下流动着胭脂粉河水。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氛围，宁静，温馨。就是在这里，1937年7月7日深夜11时40分，几记刺耳的枪响打碎了这梦一样的氛围，日本蓄谋以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
8月13日，日本海军在上海燃起战火。钦命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率军直赴战场。激战空前。10月20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大肆杀戮和平居民。天皇赏赐前线将士每人一杯御酒，十支香烟，以表彰“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飞抵前线，密令“杀掉全部俘虏”。密令像瘟疫一样在口头传播。日军训示部下：“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从事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诱敌袭击日军，或害于日军的单兵等等，故不能掉以轻心，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松井“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他命令日军继续“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在攻打上海时死伤5万多人，他们带着复仇的决心和爆炸的兽欲冲进南京，他们已不是人，而是刺刀、烈火和直挺挺的生殖器。他们杀死了30多万人，强奸了两万多名女性，城内73％的房屋遭抢劫，89％的房屋被破坏，损失财富总价值达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大火持续呼啸了一个多月。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罪行，杀伤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神经。国际军事法庭把此案列为专项，审讯整整用了三个星期。
检察官莫罗上校在起诉发言时异常激动和愤慨。法庭为了表现出司法的客观性，几次打断了他的话。但要让他有所克制是困难的，因为恐怖、残忍的兽行在烧灼着他。他继续激愤地说道：
“南京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它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部战争法规的不宣而战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中国战俘成群地被绑起来，然后进行大屠杀。”他说，这一古城的居民深陷在极大的痛苦和暴行之中，他们无端地惨遭抢劫和杀戮。
首席检察官基南认为，坐在这里的20多名被告同希特勒之流携起手来，对民主主义国家计划、准备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结果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资源遭到破坏。他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断言：“南京陷落后，紧接着是对数以万计的俘虏、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杀戮、欺凌、摧残以及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些事件被称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
被告席上，指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统帅松井石根满脸懊丧、忏悔和可怜的神情，像个断顿的大烟鬼。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与他的脸色一样枯晦，他使出了三招：一招是矢口否认，二招是装聋作哑，第三招是推卸责任。
“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的儒教、佛教思想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变化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日本的侵略是出于善意？并非野蛮，并非带有掠夺的目的？还是想利用法官们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他们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总之，松井全盘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说“基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
松井的狡赖不足为怪，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经常看到如出一辙的论调。1995年2月3日，一群干瘪的老兵、说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