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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
林说：“在此情况下，部队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毛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聂荣臻激烈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林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负责作战。
据聂荣臻回忆，彭断然拒绝了这一意见。彭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说，他在会理会议时看了林的信。彭说：“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他指出，林指挥的第一军团和他指挥的第三军切常在统一指挥下行动。
由于人员减少，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从三个师的编制减为两个师，第三军团从二个师减为四个团，第五和第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
毛决定从中央直属队中裁减人员，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后，邓调往第一军团。代替他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瘦小的刘英，她兼作“中央直属小队”的书记。这一调动成了刘英一生的转折点。这种工作她以前从未做过，作为小队成员的洛甫给了她很多帮助。他教她如何整理会议记录，如何查档案，如何起草命令。刘英在莫斯科时就认识洛甫，当时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而洛甫是该校的教员。他们回到中央苏区后，刘英偶尔能见到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洛甫。她以前说过不想结婚，不愿意“被孩子拴住”，此刻两人却开始接近起来。当她在一九八四年回顾那些日子的时候，不禁笑出声来。她说：“毛主席当时常常开我俩的玩笑。”不过她和洛甫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更大的进展。
拿到会理会议上来讨论的还有一份材料，那是一份由刘少奇和杨尚昆将军签字的电报，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遵义会议后刘去了第三军团，彭德怀常同刘少奇交换看法，这些建议就是来源于他们当时的谈话。彭的看法是，红军疲劳，国民党部队也疲劳，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计划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的好时机。
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付了过去。他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彭德怀当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这件事后来给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带来了不幸和严重的后果。当时，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会议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毛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一旦过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就有希望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他们不知道第四方面军的确切去向，而且也许还不知道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边界的根据地，正在别处行动。两支部队之间最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无线电联络似乎从一九三五年初，一方面军在贵州一带行军起就中断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行动，也知道对方活动的大概区域，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没有人对毛的决定提出异议。李德记得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大家一致感到目前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责备。他们面前的困难够多的了。
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会理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缓和了遵义会议以来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人私下表示了和林彪类似的看法，但是没有人发言反对毛，毛借此机会向到会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又传达到部队的指挥员和干部、战士中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就下一步如何行动作出坚决而明确的决定。毛提出的向北穿过彝区、越过大渡河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红军知道会遇到困难，因为无线电侦听到的消息表明，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部队。红军又要开始和时间赛跑了。
从会理到大渡河距离大约一千里，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三百英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有五百英里长。这条路一大半和从皎平渡经狮子山到通安和会理的路一样，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
下达的命令同以往一样，抢在蒋介石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五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天公还算作美。五月中旬的四川，春色正浓。群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盛装，几百尺长的山坡上到处都是杜鹃花，大片的蝴蝶花正在怒放，看上去犹如蝴蝶张开了蓝色的翅膀。空气中充满了夹竹桃和玫瑰花的清香。这里简直象天堂一样美，无论是一九八四年还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路过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多少红军老战士记得当时山间的美景了，但他们都记得，红军翻山越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群众打着旗子向红军欢呼，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的群众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红军多数在夜间行军。这时他们似乎已在国民党飞机搜索的范围之外。当红军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到达四川中南部的冕宁时，他们已经连续八天夜行军，行程五百五十里，完成了去大渡河一半以上的路程。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菜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政工人员提前到达，为安排这次热烈的欢迎场面做了准备。
部队在大街上露宿，以解除行军后的疲劳。有些人去了天主教堂，受到中国神父的欢迎。教堂里有五名避难的外国传教士，文彬政委劝他们留下来，并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消息。
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
到达冕宁意味着红军已接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这就是许多汉人称之为“倮倮”的地区。“倮倮”是对住在这一带的彝族的蔑称。这些汉人不知道，彝族远在汉人到达之前就已来到这里，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民族中的一支。长得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外表同汉人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迷信魔法和鬼神，信奉黄教。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还不完善。他们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不是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说几百年前就已存在。发达的汉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这种心理。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种点玉米、小米来糊口。他们穷得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堪的斗篷，妇女只有—、两身破衣服，孩子们则什么也不穿。后来，他们又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压迫。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他们念过咒，施过魔法，放过滚石，射过毒箭，也放过从国民党游哨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他们甚至用神奇的泉水当武器：离冕宁不远有一股神秘的山泉，只有彝族人知道这股泉水。水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彻底破坏人的声带系统。这种水类似笑气，能使人大笑不止。彝族人用这种水对付过敌人，使他们狂笑致死。彝族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彝族人分成“黑彝”（贵族）和“白彝”（奴隶）。白彝常常不是彝族本族人，而是俘虏来的汉人、苗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种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任何人不准越雷池半步。黑彝妇女和白彝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个黑彝妇女就要处死。如果黑彝男子这样做则要罚一大笔钱。人们外出必须带把刀或带付弓箭，或带支枪，没有人敢不带武器外出。抢劫东西被认为是件光荣的事，抢汉人的东西更是如此。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社会的生活。
红军对少数民族执行了开明的政策，非常尊重体谅他们，希望这样能够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在红军进入彝区之前，毛泽东在冕宁已向红军领导人就此作了说明。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因为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毛在这里把部队分为几部分。一部分红军直奔正北面七十英里以外的安顺场，那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另派了一支牵制性的小部队定小路迅速赶到越西，然后直插南面的大树堡，渡河处对面的富林镇。据说国民党在富林镇驻有一支小部队。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主力部队准备翻过湘山插向安顺场。先头部队是第一师第一团，肖华率领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还配备有一个工兵连，带了不少在冕宁搜集到的架桥材料、木板、绳索、托梁和滑车。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先头部队到达彝区边上的大桥镇，距离冕宁已有十五英里。
这天的天气是晴间阵雨。战士们在山路上奋力攀登，两旁山崖上到处都是红白相间的杜鹃花。
到了牯麻子村，几百名彝人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让肖华率领的工作组靠近。彝人高声喊着：“我们要钱！留下买路钱！”
五十年后，军人兼诗人的肖华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肖华对彝人的要求早有准备，随身带了一些银元。他递过去二百块银元，彝人接过钱走了，但不久又返回来要求给更多的钱。看来给钱解决不了问题。工兵连先是被彝人包围，后来被迫退回出发地，设备也给没收了。
肖华请一名翻译（一位当地的汉族商人）向彝人解释，说明红军只是路过此地。一些彝人喊道：“不能过 ！”正在僵持不下时，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彝人骑着骡子来到了阵前，他是头人小叶丹的叔叔。肖华告诉他红军的领导刘伯承希望同头人小叶丹谈判并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肖华送给这位叔叔几支步枪和一支手枪，以表示诚意。
过了一会儿，小叶丹带着十来个随从，骑着马来了。小叶丹长得身材高大，十分英俊，看样子就是个好骑手。他的坐骑是一匹黑色的烈马。肖华把刘伯承介绍给小叶丹。刘伯承戴着眼镜，对人和蔼，是红军有名的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小叶丹见了这位红军高级指挥官，慌忙跪下，刘伯承把小叶丹扶起来，和他亲切地谈话，并发誓要同彝人结拜兄弟，答应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帮助彝族兄弟恢复自己应有的权利。小叶丹欣然同意了。
他们随后来到一个湖边，湖水清澈见底。他们舀出两碗清清的湖水，拿来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小叶丹和他的那位叔叙都跪在碗前。在蓝天和阳光下，刘伯承举碗发誓：“我刘伯承对着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说罢，他举碗一饮而尽。小叶丹和他叔叔举起另一只碗，把水喝光，然后说“如果违背誓言，让我们像这只鸡一样死去。”仪式结束了，誓言正式生效。
红军部队退到一个汉族村庄过夜。第二天早上，小叶丹带着一队随从护送红军穿过彝区。他们骑马和红军一起走了五十公里，到达第一座汉族村庄。那里的汉人想杀死小叶丹（仅仅因为他是个彝人）。共产党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进行调解，接着继续行军。此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只是山路不好走，急行军使人感到疲劳。
五月二十四日天亮前，他们来到可以俯视大渡河的一处高地，透过晨雾，可以看见安顺场闪烁的灯光和河边的百余座草棚。
但是，后面某些部队通过彝区时，就没有这样方便了。照例担任后卫部队的第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掉队的战士，只要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地扑过来。彝人并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是拿走枪支，抢定粮食和背包，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留在树林里。这些扒得一丝不挂的战士能活着回去的很少，不是活活冻死就是饿死。
七十五岁的彭海清仍然清楚地记得过彝区时的遭遇。彭个子矮小，由于患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干瘪的脸上长着稀疏的胡须。他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当年下井冈山作战时，彭海清告别了父母和三个兄弟参加红军。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红军挂在一起。他参加过江西境内的所有战斗，长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任职。那时，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情况十分不妙，只知道广昌战役是一场恶战，也没有人告诉他部队要长征。他所在的部队只知道要开始行军，结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当问到他关于彝人的情况时，他仰起头来，发出刺耳的喊声：“喔…喔… ！”这种声音和二次大战期间，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下飞机去见毛泽东时，发出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战争的叫声一样惊人。
据彭说，彝人冲下山就高声喊着：“喔…喔…。”上级事先认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放枪。因此，当百名彝人呼啸着冲下山来，把彭和他的四名红军同志包围起来时，他们没有动手。彭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的。”他带着一挺重机枪，其他同志都拿着步枪，然而他们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彝人拿走他们的枪和衣服后一哄而散。彝人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没拿彭的重机枪，因为太沉。彭和他的伙伴还算幸运，他们很快就被部队发现，又继续行军了。
一九三二年十五岁时参加红军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经离休。他原来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整个长征途中，他都在第五军团。他回忆说：“我们是后卫部队，当好后卫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彝人的主要问题是太穷。彝族妇女穷到下身只围一块类似短裙的破布。彝人从山上向第五军团打冷枪，“幸运的是，他们瞄得不准。”第五军团为安全通过彝区，给了彝人不少钱，但用处不大。丁又说：“彝人把自己的锅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来，然后跑上山。尽管我们愿意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斤稻米，他们还是往山上跑。我们有时挖到稻米后就留一张借条。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一些彝人还拿借条来找我们，我们照样给他们付钱。”
偶尔，他们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规定，从地里收定一些稻谷。不付钱。这是因为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搞到粮食。
那支牵制性的红军分队——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穿过彝区越西镇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大渡河边。他们刚进大树堡，驻守在那里的一小支国民党部队未放一枪就退到河对面富林镇的兵营中去了。
红军终于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准备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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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主力红军现在已经西行到很远的地方，陈毅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东南隅的五岭山脉在薄雾细雨中披上了春装。从山顶上望去，陈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岗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中露出头来。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透过轻纱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满了水稻的梯田隐约可见。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中国赣南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这种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个阴郁的下午，陈毅的一小股队伍集合到了一起。这是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的一支武装。放在脚旁的被装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枪枝弹药用蓑衣遮盖着。他们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撤离。
红军在一九三四中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开始就如陈毅所担心的那样糟。当时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来到病房来看陈，让他留下来。陈毅同政委项英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而项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陈的顶头上司。项英不懂得，这支训练很差的小股武装——第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的十个团以及正在康复中的伤员——是无法同蒋介石派去围剿他们的十万大军抗衡的。
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檄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的。他对留下来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命运极为关切。他记得见到过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四十六岁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结核病，却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柴点火煮粥和鸡蛋，作为新年晚餐。
“象瞿秋白这样，怎么可能在游击战中幸存下来呢？”他激动地说。
政委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