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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1966 11（5）
妈妈的缝纫机还给瑞平做了五一块抹布，让瑞平送到学校去。让每一个学生早上都能自己擦一擦桌子。不料因为蔡小妹每天到得最早。她用一团回丝，将每人的课桌全部擦个干净。瑞平妈妈可以说是白辛苦。全班男生集体讽刺瑞平“假积极”。或者是说，你想入团想昏了头。小妹出身在工人家庭，小妹在家中就洗衣服擦地板，为同学做些事情是很自然的。而瑞平平常连一块手绢也不洗，妈妈为瑞平设计的理想主义“积极”就有点做作了。
瑞平打开妈妈的箱子，箱子里只有抄家余下些很简陋的东西，很引人注意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还新的旗袍，颜色是很深很艳丽的紫红，上面有一些流动的黑色花纹。妈妈穿着这样的衣服，有一种年轻女子的妩媚。这件衣服之所以压在箱子底里，是妈妈希望有一天会再次穿它。结果一直没有机会，这衣服就渐渐被压得僵硬了。另一件是卡其布列宁装，这是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女干部全穿的衣服。颜色已经褪掉了不少，原来大概应该是藏青的。和时代的一去不返一样，这衣服的式样已经完全不在街市上出现了。妈妈当时一定是在为新生活而自豪。以前的妈妈不管怎样总是鲜活的有生气的人。
最后打开妈妈的抽斗。妈妈的抽斗无非是一些女人的东西，那时的小资本家太太还是很寒酸的。口红已经干掉了，梳妆盒里只有木梳子和发卡。曾经时髦的皮手套上面的漆已经脱落，若干个“百雀羚”的圆盒子已经空了，妈妈没有将这些盒子扔掉，这是在石库门里养成的习惯。只有其中一只藏着一个姓名章，是金子做的戒子。瑞平发现的东西还有一只解放初期里弄纠察的袖章，一个中苏友好协会的徽章。这是一个五十年代上海积极女性的证明。
最后他见到了两本日记，这正是爸爸在解放之后的日记，这才是罪证。日记中夹着半张照片，当时爸爸笑得很有一点矜持的模样。这原来就是那张合影，爸爸、妈妈和瑞平，照片已经剪成了两片，爸爸成了单独的一片，不过剪开本身就留下了一种想象，从左边的爸爸，就能想象到右边还有瑞平和妈妈，从右边的孩子和妈妈，就想象到左边还有爸爸。
妈妈一定是在爸爸自绝于人民的那个晚上剪开的，后来一定又后悔了。
在照片的反面，妈妈婉秀的笔迹写着：
陈宝栋，生于1910年6月5日，死于1966年9月3日凌晨。
对面的蓓蓓一定是见到了陈瑞平不同寻常的脸色，她放下了手中正在洗的衣服，探身窗口。问：“瑞平，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瑞平木然地摇了摇头。蓓蓓说：“你的脸这样白，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的。”
生逢1966 11（6）
陈瑞平就点点头。但是他立刻感到了自己的软弱。就站立起来，向对窗的蓓蓓摇摇手，笑了一笑。说：“没有什么事情。”
蓓蓓就说：“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好了。我能帮你就帮你一把。反正我空得很。”
瑞平咬了咬嘴唇，他几乎要说出去了，但是他一想如果说了出去，蓓蓓一定会阻止他，他也一定再也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瑞平就再一次摇了摇头。
蓓蓓的眼神中有一点带有怨恨的失望。瑞平的心中动了一下，眼睛中有一点潮润的感觉。在很久以后，瑞平回想起来这一刻，才品出这是蓓蓓温情悄悄的流露，而他，也是初次因为感情，有一种要哭的感觉。
陈瑞平走向工厂的时候，两条腿非常软。作为儿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一刻之间改变自己的态度。他正要斗争的“地主婆”，是一个在食堂卖饭票的工人，是一个在大同坊刚刚成立里委的治保委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是，她还是一个他叫“妈妈”的女人，还是一个在他六个月的时候，将他抱来当了自己的儿子的养母，因此这是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而进行的批斗。
他走过了建国路，这就是卢湾区“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的分界线。“上只角”显得“更上海”一些，而“下只角”就完全是工厂和工人简陋的房子相间。往这里一走，感到马路立时就狭窄起来，房子也立刻就低矮了，屋顶仅仅是一片油毛毡或者石棉瓦。像瑞平这样高大的身材，需要弯下腰侧着身子才能走进门去。这里往往满地的铁锈和铁屑，连马路也是红色的。还闻得到机油的腥气。这里被称为是棚户区。不过，正如68中的学生全部不能抵挡住“三好”以及高分的诱惑，他现在不能抵挡住“立场”或者红袖章的诱惑。现在他走到这里，完全像是走进一个阵营，他是来到这个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并且投诚。
批斗会是在洋溢着机油味道的冲床车间进行的，地主婆邵玉清在这里劳动改造，脱胎换骨。车间中已经张贴了横幅，“坚决将隐藏得很深的地主份子邵玉清揪出来！”已经下班的男女工人散开坐着。和如同一头头驴子蹲着的大小冲床坐在一起。当他站到车间门口的时候，车间里的工人全部用眼睛看着他，他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是董品章握住他的小臂，捏了一下。他就像被重重推了一下一样，走到了人们留给他的一个空位子上。
一声吆喝，妈妈低着头走进了会场，先向毛主席的像鞠躬请罪，然后就背过身去，面向所有的工人。瑞平被安排在主席台的边上，妈妈没有见到他。一时口号连天。那个到学校来的青年女工，就指挥工人背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工人们就喊口号，就此起彼落地进行批判，所说的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例如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和在值班的时候为公方厂长打菜的时候多放了一个鸡蛋等等。妈妈是一个卖饭票的，也只有鸡毛蒜皮事情可以揭发。这就使这场阶级斗争很有点变调。妈妈一概承认，并且批判自己确实企图腐蚀工人阶级。以致主持会议的董品章不得不提醒批判者要“击中要害”。“地主分子的要害是什么？就是妄想要变天！要让劳动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生逢1966 11（7）
这时，董品章示意陈瑞平发言。董品章先说：“下面由一位小将发言。这位小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背叛了他的家庭，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边。这就显示了文化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
陈瑞平站起来了。他走到了车间的中央，他并不希望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他希望有一点依傍，哪怕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于是他就站在一台冲床旁边。他觉得他现在正在空荡荡的场子中间独自一人罚球。
各位工人师傅、造反派的战友：
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时候，站在前排的妈妈的肩动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子。她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但是视线擦过肩膀，见到了瑞平。瑞平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妈妈用这样冰一样的眼光看着自己。人们都见到了妈妈的动作，但是只有他看到了妈妈的视线。他不动声色，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重重被剜了一刀。
今天隐藏得很深的地主分子邵玉清被深挖出来了，我作为她的儿子，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多年来，我并不知道他们不仅剥削工人阶级，还剥削贫下中农。今天我要揭发的是：
第一，反革命、逃亡地主、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之后。邵玉清伪装革命，和陈宝栋划清界线，但是她出于阶级本性，多次痛哭流涕。更为可恶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当陈宝栋生日到来的时候，邵玉清特地在吃晚饭的时候，多放上一双筷子，并且在筷子边上还放上了一个酒杯，倒上了酒，表示纪念。
第二，地主分子邵玉清都将陈宝栋的照片放在家中很隐蔽的地方，经常偷偷看着照片流眼泪。这种感情，说明她根本没有和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相反感情深得很。请看，这就是其中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後，邵玉清写明了陈宝栋的死亡日期，这张照片正是一分变天账，正证明了他企图有朝一日反攻倒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瑞平将手中的半张照片高高举起，正反旋转，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陈宝栋矜持的微笑。）
第三，家中有两本日记，正是地主分子陈宝栋记录了解放後他在土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反右中的真实思想。日记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红色资本家，而是一个黑色资本家。本来这样重要的罪证，应该立即上交工厂。但是邵玉清将它们隐藏了起来。……”
董品章这时很突然地看了瑞平一眼，他高高伸出拳头，用口号打断了瑞平的发言，工人们也高举着拳头，齐声喊着口号。董品章连续不断地喊，工人们的拳头也就此起彼落。后来，他就问瑞平，还有什么要揭发的。瑞平就说：“没有了。”其实瑞平还有关于妈妈出于反动立场，教育孩子做两面派没有讲，本来他要讲裤子上的补丁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情。
生逢1966 11（8）
批判会就这样结束了，爷叔对瑞平说，他还得和妈妈谈一次，让妈妈将那两本日记簿交出来。
然后就是和妈妈一起走出了工厂。走在街上，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是两个很陌生的人。瑞平走在后面，看得见妈妈的背影。妈妈的背有点驼了，再也没有当年挺得笔直的模样。妈妈今天的裤子上有很多的油泥。她今天已经不在食堂里卖饭票了，他见到过那些冲床，都是些很笨重的家伙。冲床的头上夹着模具，又很锋利，经常听说有人的手指被冲床轧掉。他不知道妈妈的手指会不会被轧掉。他又感到自己这样想不对，这不是在同情地主婆吗？
一路无语。走进弄堂天已经黑了，两人也没有话说。不过他已经注意到弄堂里的人看着他们的目光有一些异样，他后来在门口见到了一条白色的标语。其中妈妈的名字上画着红色的大叉。妈妈视若无睹，径直走进厨房，将昨天的冷饭烧成了泡饭，盛了两碗，从橱里找出一碗酱大头菜，就这样草草吃了饭。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瑞平心想，爷叔交代的谈话还没有进行。于是就到前面的房间里，对妈妈说：“我有话要说。”
妈妈很迟疑地看了看瑞平，说：“瑞平，有话你就说好了。”
“你不要叫我瑞平。我和你划清界线了。”
“那么叫你什么？叫你陈瑞平同志？”妈妈两只眼睛瞪得很大，很有些怕人。
“你不能叫我同志。”
妈妈的两个眼睛凸出，好像要咆哮起来。但是她没有，她的胸口起伏着。两行泪珠像黄豆一样滚到地板上。“那我叫你什么？你是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我除了叫你儿子，还能叫你什么？”
“可以叫我小将陈瑞平。”
“那你叫我什么？地主婆邵玉清？”妈妈哭喊起来。一条弄堂突然静下来了，瑞平知道，石库门弄堂的人们已经全部将耳朵如同雷达一样调节到了他们的窗口。曾经的治保主任现在被斗争了，当年小弄堂里最有钱的人家最近已经彻底败落。可能很多的人心中出了一口气。
“今天批判会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一个地主婆，你必须要向人民群众认罪。老实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瑞平也提高了声音。
“我是地主婆？好吧，我就是地主婆。你是什么？你不是地主的狗崽子吗？”妈妈的这句话是压低了声音说的，有点咬牙切齿。尽管这样的低声，在静谧的弄堂里，依然能让所有醒着的人听清。
“你还在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告诉你，我是吃娘的奶，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奶长大的。我一直受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我一定要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枯石烂不变心。”
生逢1966 11（9）
妈妈不再说话了。只有瑞平越说越雄辩。“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一心要革命，就是要和你划清界线。从今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劝你还是争取走坦白的道路，将一切都向工厂汇报。求得革命同志的帮助。”
妈妈一动不动地坐着，头发蓬乱，脸色焦黄。很像是在想什么遥远的心事。又像是将自己的活力一点点地抽象起来，最后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整张脸上几乎没有什么是有生命的，会动的，只有泪水在淌，因为泪腺的分泌和地心吸力无声但是很顽强地流淌着。
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女人，对瑞平来说，这是母亲。
四周的静谧令人想到或许会有什么发生，但是不可能有。和这种静谧相匹配的无边黑暗使人的想象立刻失落到无底的深渊之中。明明知道，弄堂的空间是很狭窄的，明明知道，黑暗中有很多的人全醒着。瑞平是那种没有手腕，只知道用直线想象的人，他没有私心，也没有城府，没有韬略。他带着恐惧带着忧虑，他不知道现在一个革命者应该做什么。他是很强大队伍中的一员，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孤独无助的魂灵。
妈妈看准了这一点，就说：“小将陈瑞平，我今天早晨还很担心，担心你出来为我说话。今天我不会担心了。我知道你还是跟党走的。所以，即使我成为地主份子，你还是革命的。陈家还有一个人是革命的。这就好了，好了……”
这话说出了一点瑞平的心思，但是这种心思被他批判的对象猜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或许不会被坚强的对抗击倒，面前却隐隐有一个母亲挥之不去的柔情，这柔情正击中了他的心脏。
“你不用来软化我。我是不会被软化的。我有坚定的立场。”
这当然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谎话。后面的灯光突然大亮，蓓蓓站在窗口，女生两个眼睛瞪得很大。“啪”的一声，汪家好婆将灯又拉灭了。
楼下又一盏灯大亮，一个嘶哑的声音叫喊着：“光屁股，搞腐化，拉出来枪毙！”
弄堂中于是想起了一阵参差的笑声，这笑声令人毛骨悚然，在静谧的夜，在墙上激起回声的涟漪。好似弄堂中有很多小孩的幽魂在悠悠游荡。
瑞平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昨天他是怎样睡着的，他不知道。后半夜，他曾经惊醒一次。他正在做一个恶梦，家中抄出来很多的枪支弹药，妈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反革命，他需要继续揭发她。
他恍然记得，妈妈的房间昨夜很晚才熄了灯光，妈妈的手中正捏着一管笔，红肿着眼，正在一块白色的小布片上写着什么。这正是她认罪的象征。她的面前，是两本墨绿的“光荣日记”，这正是爸爸的日记本。阶级敌人已经认输了，已经老实了。瑞平这才睡过去，瑞平早晨发现自己是斜依在椅子背上睡下去的。身上还披着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肯定不是自己盖在身上的。
生逢1966 11（10）
现在桌子上有一碗泡饭，还有一小碟酱菜。泡饭碗的上面还盖着一个碗，这是萧山人防止饭冷掉的办法。这是一个讽刺，死不改悔的地主婆为英勇斗争的小将准备早饭。
这一天当他打开后门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着一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邻居家的东西，从勾花的帽子到写字的钢笔、铅笔盒，从小孩的衣服到整包的毛线，还有好几碗霉干菜。帽子戴过了，铅笔盒掉了漆，衣服穿过了，毛线是从结好的衣服上拆下来的。霉干菜看颜色就知道是绍兴的不是萧山的。他们还是要还，好像这样他们一还，就是告诉周围的人以及地主婆：我要划清界限了。
妈妈是比他先出门的，妈妈一定是视如不见，一步就跨出去了。他也一步跨出去了。他走出弄堂，他必须在交叉的眼光组成的走廊中通行。从本小弄堂出发，穿过大弄堂一直走到淮海路。曲尺状的走廊中全部是那种的眼光。他感到了另一种孤独。
这一天的中午，他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到办公室。唐师傅从抽斗里取出了一个红卫兵袖章，过了一会，他还拿出一个红卫兵证。“陈瑞平，你的表现很好啊。对方工厂的革命派打电话来了，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和红卫兵团的研究，决定火线吸收你参加红卫兵。”
陈瑞平总归有一点激动，其实他在批斗会上就想过他会成为红卫兵，他没有想到会这样的快。他用双手接过袖章和证件，这是一张有着区里盖章的红卫兵证，他几乎是贪婪地左看右看看个不够。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目光正巧遇上了倚在门框上的小木克。小木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瑞平回家后慢慢将红卫兵的袖章套上了自己的左手臂。他嫌袖章太新，用肥皂洗了两回。稍微将袖章洗得褪了一点红色，才将袖章用熨斗烫平。他又感到袖章过于平整，又特意将袖章揉皱了，才重新有点歪斜地套在袖子上，又将军服的袖子卷起两套，装成一种“老兵”的模样。军服上的萝卜干味道已经洗净了。
生逢1966 12（1）
“地主婆邵玉清”和“小将陈瑞平”就这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清早，地主婆在五点就出门了，晚上，一直要到六点才回家。小将一般是在早上七点到学校去，晚上经常在半夜才回家。他已经不能直面妈妈的脸，只能用“时间差”的办法，避免两个人的同处。他经常在打完球之后，在学校对门吃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然后再在操场边上的水龙头下面洗澡。然后将衣服洗好挽在手上回家，半夜晾在竹竿上。这时候，妈妈已经睡下了。
两个人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心照不宣，都不说话。即使在星期天，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妈妈上菜场去，买了菜回家烧。瑞平等妈妈出门之后，就立刻迅速起床。划了几口泡饭，匆匆忙忙出门，常常要到了街头，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