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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愤青我自豪！
但是网上总会有些人在骂愤青，我总是不能理解，总是非常气愤。
直到有一天：
某个叫MSX1的家伙在留言中大骂我是汉奸。理由是说我不承认满清的正统地位，不做满清的奴才，因此就是要放弃外蒙，放弃新疆西藏等土地，因此是汉奸。同时还大骂孙中山先生，暗示他比袁世凯还要卖国！（原话没法贴上来，放在硬盘里，因为电脑坏了，昨天送去维修站了。）
气愤啊！第一，在我的文章中（鲁迅对蒙元的看法一文中，我明确的指出：我憎恨满清，但清朝我还是承认的，因为清朝时满人至少喊过满汉一家的口号，而事实上也基本上能做到平等），我不知道MSX1是不是大脑里进了粪了！第二，国家争土地是靠实力的，靠脸厚心黑的，而不是挂个名义就以为捞着便宜。俄罗斯不认同苏联的做法，但并不就因此放弃苏联的权利。印度也不以做英国人的殖民地自豪，但还不是一样把英国人留下来的地盘据为已有，甚至连英国人划的麦克马洪线也挂在嘴边！第三，一个侮骂孙中山先生的人，其人品可想而知，根本不值得去理睬。
面对这样的侮辱，当时，我真的是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我一向爱惜自己的名誉甚于鸟类爱惜自己的羽毛，更何况对我的爱国心的侮辱！！被骂成“汉奸”，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爱国人士最最最不可容忍的侮辱吧！当时心里恨不得国家出台法律，把这些偏激的愤青都杀光才好！！
删除了这种杂碎的贴子，心里仍然愤愤不平。到了晚上，没有球赛，无事可做，便把这事想了一想，以史为鉴，便想起一件事来：
南宋末年，蒙古鞑子南侵，当时宋朝是积弱之极，军事更是一团糟，奸臣当道，但宋朝总算不是那种凶残暴虐、残民以逞的朝庭，因此在此危难之际，民众虽然不喜欢宋朝，但更憎恨蒙古鞑子，所以强大无敌、横扫半个世界的蒙古人却屡屡受挫。这时，一个叫张弘范的大汉奸便给他的主子献上一条阴谋：让那些汉奸军队假扮成南宋军队到处烧杀抢掠，败坏汉人的团结！！结果阴谋得逞，中国沦陷！呜呼，崖山之后无中国！
想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偏激的愤青”其实都是真汉奸，为了更好的给他们的主子服务，为了更好的卖国，破坏国人的团结，于是这些汉奸假装一副愤青的样子，到处败坏愤青的名誉，破坏国人爱国之心！他们—MSX1之流才是最无耻的汉奸！！
附：该人的发言，大家看看，到处骂人是汉奸，给愤青抹粪，我看他自己才是汉奸！
msx1
<；6…29 11：53：04
sdffd你个汉奸！央视为什么放＜施琅大将军＞现在台湾还没收回，放这部片子不是为了某人正名，而是为了向世界表示中国政府收回台湾的决心，百年前中国人能做到武力收台，现在我们依然做得到。再说你不承认满清，那好东三省明时大部分是女真的少数民族的地盘，内外蒙是蒙古族的，要这样看现今我们汉族到成了最大的侵略者，俄国只不过得了一百多万的土地而我们却的了东三省加内蒙古。你说你居心何在？汉奸！！！！！
孙中山？袁大头不敢签的他敢签，日本人口中大大的朋友，代表百姓？？？
七十年的房子，中国人未来的痛！
七十年的房子，中国人未来的痛！
我是风信子
现在中国人真惨，房子按规定只能算七十年。
七十年之后呢？
七十年之后如果国家没有另行用地，那么是可以继续住的，但是。。。
许多人或者是相信，或者是不得不信，相信自己花一辈子打工买的房子以后还可以传之子孙，
可是，让我们来设想一个可怕的未来吧。
比如七十年后，城市里已经没有空地了，对吧。
这时，市委书记的公子要盖房赚钱，没有地了怎么办呢？
这时，他找到一处已经建了七十年的房子，然后按排一下各部门头头。
政府出台计划，将这块地收回，建一处公园。
老百姓哭得死去活来，没有用，房子被拆，人被赶走。。。
地方腾出来了。
公园当然不能建了，某个部门迅速提出不宜建公园，然后转成民用住宅。
这下市季书记的公子不就有地了吗！！
也许你在想，这只是特例，也许我的房子不会被拆呢？
一个城市里，除了市委，还有市长，还有那么多部门领导，只要有特权，只要盖楼有钱赚，谁能阻挡他们，你买的楼能幸免呢？
灭绝人性
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恐怖地带》英文名好象是Break time，里面有个场景：年轻的军医夸夸其谈，总以为什么都知道，结果在看到令人恶心的病人症状时，非常恶心，于是不顾纪律，脱下防护头盔呕吐起来。事后，他向上司道歉，主角却说道：“讨厌肮脏的东西，说明你有人性，我讨厌那些没有人性的人。”
这句话，我记忆犹新，是啊，一个冷漠，不知道爱憎的人，能够称为人吗？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同样的事，齐恒公有一次叹息说不知道人肉是什么滋味，结果厨师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给齐恒公吃，齐恒公认为易牙是个大忠臣，连儿子都舍得为国君牺牲，而管仲却认为，爱自己的儿女是人的本性，易牙连人的本性都没有，怎么能指望他的忠诚呢，齐恒公不相信，后来易牙果然造反。
作为一个男人，肯定是希望娶到最漂亮的女人，当然第二漂亮也不能放过，对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这是人的本性，只是由于社会习惯等的约束，没办法娶两个罢了，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有能力的人还不照样包二奶，养情妇。这说明什么呢，征服异性是植根于男人本能的欲望，这并不是需要羞愧的事。
而所谓的社会习惯、道德也是随时代不同而不同的，如果是女人当权的母系社会中，女人不也一样如此想吗，没什么好惊讶的。
可是现在网上很多书，尤其是架历史类的，很多主角都喜欢泯灭人性，明明是一夫多妻制的社会，明明大家都习惯于娶几个老婆，可是主角却非要自我阉割一刀，好象非要成为圣人不可。难道这些作者在生活中个个都是忠贞不二，连食色性也的想法都不曾有过？从来不看美女明星？
爱恨喜怒，都是人性，一个没有人性的人还能称为人吗？
网友无想夜兄说道：对老兄的说法不表赞同，人的本性自然如是，可并不表示他一定会照本性行事，道德，社会舆论，法律……有太多的约束让他不能这么做。而且人们如果都照本性行事，对社会、对这个世界、对整个生物圈可并不是什么好事。
回复：无想夜兄，我的文章可没有说完全依本性行事，是你把它绝对化了。我指的是，明明人的本性如此，又没有什么外在理由加以限制，为什么还是有些人喜欢泯灭人性。其实不仅是这类小说中，生活中这种泯灭人性，或者说殉道的思想还是很流行的，比如佛教等不就主张禁欲吗？个人浅见，人似乎从克制自己的行为中获得特别的快感，不知是不是这样？
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
转贴，文章出处不可考。
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
学习管理学或经济学的人一定都了解一些博弈论方面的知识。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案例囚徒困境，非常耐人回味。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信任与合作很少达到如此两难的境地。谈判、人际关系、强制性的合同和其他许多因素左右了当事人的决定。但囚徒的两难境地确实抓住了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这种真实的一面。让我们看看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将自己锁定在一场40年的军备竞赛中，其结果对双方都毫无益处。还有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永恒倾向。
但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合作‘都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何种机制促使生物体或者人类进行相互合作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归功于美国密西根大学一位叫做罗伯特·；爱克斯罗德的人。爱克斯罗德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对合作的问题久有研究兴趣。为了进行关于合作的研究，他组织了一场计算机竞赛。这个竞赛的思路非常简单：任何想参加这个计算机竞赛的人都扮演‘囚徒困境‘案例中一个囚犯的角色。他们把自己的策略编入计算机程序，然后他们的程序会被成双成对地融入不同的组合。分好组以后，参与者就开始玩‘囚徒困境‘的游戏。他们每个人都要在合作与背叛之间做出选择。
但这里与‘囚徒困境‘案例中有个不同之处：他们不只玩一遍这个游戏，而是一遍一遍地玩上200次。这就是博弈论专家所谓的‘重复的囚徒困境‘，它更逼真地反映了具有经常而长期性的人际关系。而且，这种重复的游戏允许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择时参考对手程序前几次的选择。如果两个程序只玩过一个回合，则背叛显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两个程序已经交手过多次，则双方就建立了各自的历史档案，用以记录与对手的交往情况。同时，它们各自也通过多次的交手树立了或好或差的声誉。虽然如此，对方的程序下一步将会如何举动却仍然极难确定。实际上，这也是该竞赛的组织者爱克斯罗德希望从这个竞赛中了解的事情之一。一个程序总是不管对手作何种举动都采取合作的态度吗？或者，它能总是采取背叛行动吗？它是否应该对对手的举动回之以更为复杂的举措？如果是，那会是怎么样的举措呢？
事实上，竞赛的第一个回合交上来的14个程序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策略。但使爱克斯罗德和其他人深为吃惊的是，竞赛的桂冠属于其中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这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阿纳托·；拉帕波特提交上来的策略。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这样的：它总是以合作开局，但从此以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也就是说，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实行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它永远不先背叛对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善意的‘。它会在下一轮中对对手的前一次合作给予回报（哪怕以前这个对手曾经背叛过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宽容的‘。但它会采取背叛的行动来惩罚对手前一次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强硬的‘。而且，它的策略极为简单，对手程序一望便知其用意何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又是‘简单明了的‘。
当然，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程序参与了竞赛，一报还一报策略的胜利也许只是一种侥幸。但是，在上交的14个程序中，有8个是‘善意的‘，它们永远不会首先背叛。而且这些善意的程序都轻易就赢了6个非善意的程序。为了决出一个结果来，爱克斯罗德又举行了第二轮竞赛，特别邀请了更多的人，看看能否从一报还一报策略那儿将桂冠夺过来。这次有62个程序参加了竞赛，结果是一报还一报又一次夺魁。竞赛的结论是无可争议的。好人，或更确切地说，具备以下特点的人，将总会是赢家。
1．善意的； 2．宽容的； 3．强硬的； 4．简单明了的。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胜利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合作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爱克斯罗德在《合作进化》一书中指出，一报还一报策略能导致社会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在最无指望的环境中的合作。他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发产生的‘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原则。当时前线战壕里的军队约束自己不开枪杀伤人，只要对方也这么做。使这个原则能够实行的原因是，双方军队都已陷入困境数月，这给了他们相互适应的机会。
一报还一报的相互作用使得自然界即使没有智能也能产生合作关系。这样的例子很多：真菌从地下的石头中汲取养分，为海藻提供了食物，而海藻反过来又为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金蚁合欢树为一种蚂蚁提供了食物，而这种蚂蚁反过来又保护了该树；无花果树的花是黄蜂的食物，而黄蜂反过来又为无花果树传授花粉，将树种撒向四处。
更广泛地说，共同演化会使一报还一报的合作风格在这个充满背信弃义劣行的世界上蔚然成风。假设少数采取一报还一报策略的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通过突变而产生了。那么，只要这些个体能互相遇见，足够在今后的相逢中形成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开始形成小型的合作关系。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就能远胜于他们周围的那些背后藏刀的类型。这样，参与合作的人数就会增多。很快，一报还一报式的合作就会最终占上风。而一旦建立了这种机制，相互合作的个体就能生存下去。如果不太合作的类型想侵犯和利用他们的善意，一报还一报政策强硬的一面就会狠狠地惩罚他们，让他们无法扩散影响。
现在，对博弈论的研究是如此地广泛，以致于有些人说最新的经济学和管理科学都已经利用博弈论的理论和工具重写过了。博弈论中有很多有趣而富于哲理的案例，一报还一报就是其中的一个。它那种善意、宽容、强硬、简单明了的合作策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组织的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
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
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
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
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
”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
从这三点表述的。
但其后一个时期，在具体历史叙述中，一些著作里也出现了片面的问题。
笔者查阅了1989年至1999年国内外出版的十几部有关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裁著作，多数详尽地分析了“大跃进”决策的
错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自然灾害只用“加上发生了自然灾害”一句带过；有的专门研究“文革”前十年历史的著作对此原
因只字不提；还有的专门记录二十世纪灾祸的志书，小至工厂火灾都有记载，独不见一字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李原、黄资慧：《
21世纪灾祸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的一部以记述“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著作对自然灾害只用了1％的篇幅，其余都
是讲“人祸”（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自然灾害。有人认为出现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
误才是重要原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美国三一
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
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