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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尔大街的妇科医院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有看到我走进妇科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1941—1942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1937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938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1945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曾出现过。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务人员准备的。我记得，窗子是半圆形的，用木撑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离地板不算高。照料我们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胖夫人。她见了我们总爱行屈膝礼，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盘，味道鲜美，健胃养身。
为欢迎希特勒访问罗马而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一点也没看到。我们在意大利皇宫公园里散步，在罗马观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储翁贝托的仆人领着我们来到蒂沃利参观了艾斯泰别墅的美丽公园。
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来访，梵蒂冈没有向游人开放。但是，在罗马可供观赏的好东西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连前往那不勒斯观看舰队表演的机会都放弃了。不过，此后我们倒是随团去了佛罗伦萨，因为反正还要从那里返回来。当我们逛老桥的时候，恰好有一驾由几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着领袖和希特勒。我们挥手、欢笑，并向他们问候。希特勒后来在描述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说：“当我认出是我的女秘书（达拉当时也在）时，我正想告诉领袖，佛罗伦萨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们乘坐希特勒的专列由佛罗伦萨一踏上回国的征途，希特勒就与里其特洛甫一起开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国王和领袖的感谢电。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里宾特洛甫，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辞，你可以修改这些电报。”然后，里宾特洛甫将这些电报至少改了有10遍，他非常认真，但费了半天劲，这些电报却又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意大利之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还常常谈到它，而且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军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宫廷礼节却并不然。过时的宫廷礼节和贵族们的自负极度地刺激着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领袖在意大利并不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礼仪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对于由于受意大利外交礼仪（“这些宫廷佞臣”们）的限制。领袖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对待，希特勒非常恼火。如他所说，面对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续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提前中断他的国事访问。在罗马观看军事表演时，观礼台上为皇室成员和希特勒都安排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则从头站到尾。“这使我非常恼火，差点酿成一起公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考虑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对意大利的恼怒早在访问罗马时就已有了苗头，并非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使他吃惊之后他才这样。
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前夕，捷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进行会谈。会谈于1939年3月14日夜间在新总理府希特勒办公室进行。在哈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必须先在办公室内一个小房间里就坐，这个小房间的门直对着希特勒的办公桌。这样，一旦在会议过程中需要口授，我们就可以招之即来。
我们坐着等啊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早晨五点半刚过，门终于开了。希特勒以轻快的步伐迈过了门槛，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间，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感情之中，一边指着自己的左右脸颊一边说：“孩子们，过来。每人吻我一下！”因为他过去从未向我们提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对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果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继续讲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将捷克与德国统一起来了。哈查已签署了协议。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名垂青史。”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专列。我们在波希米亚·利帕下了火车。希特勒的灰色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车，超过德国士兵的车队，继续向布拉格进发。当时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风雪对希特勒来讲似乎算不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他站在车里致意。
在布拉格，我们的车开上了城堡，赫拉德欣，这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这座地势高于城区住宅的城堡，呈现出了童话般的美景。但似乎什么地方没有安排好，城堡大铁门紧闭着。经过元首护卫队的一番努力，大门才得以打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受欢迎的明显标志。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营。一到这里，希特勒便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特一起着手草拟公告。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由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打成文字的东西。当时，人们忙得团团转，连别人摄影我都没有发觉。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邮报》封面上的那张照片。该报发表过《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内的捷克宫员们对我们的敌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奇怪！例如，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快餐。夜间两点钟，元首护卫队终于成功地从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来了火腿、白面包和比尔森啤酒。我们高兴地谈论着风味小吃，赞美着略带酸味的新鲜啤酒。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却觉得这啤酒不可口，脸上出现了难看的表情，说：“……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专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请到他的豪华车箱里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贺。他情绪极佳，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花，这束花是事先发电报在一个车站上订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他签名的金制自来水笔和铅笔。当时，我哪里料到，1946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里，这件礼品引起了嗜好纪念品的美国佬的极大兴趣。
从1937年起，出外旅行次数增多了。过去几隼，希特勒旅行几乎全是乘汽车，现在则不同了。他对旅行时乘坐布置得美丽和谐的专用列车开始感兴趣。显然，这样要舒服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豪华车厢里，共进晚餐，共用茶点。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的女秘书们谁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谁想逃避这种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聚会，那么他就没完没了地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因此，负责邀请人们参加茶会的佣人，一开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书想逃避参加聚会的请求。我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在元首的专列里度过的。
希特勒的豪华车厢内的护墙板是用贵重硬木制成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周围摆着红皮凳子。室内装有反光照明设施。另外，还有音响设备和收音机。火车一到站，新闻广播便自动开启，平时就用作无线电联络。
旅行途中，阳光灿烂时，他总要求人们把他那豪华车厢的百叶窗紧闭起来。他只需要灯光，因为明亮的日光使他难受。也许他觉得达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妆”更美，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维她。显然，这也促使希特勒周围的男人们仿效起他来。
在专列上聊天时，他经常谈起他乘汽车旅行的经历。只有碰到乘汽车旅行不舒服时，他才动用专列。否则，他更喜欢乘汽车进行横贯德国的旅行。这不仅因为汽车快，而且还因为汽车可以提供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迷，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汽车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成功地采纳了。该公司的总经理雅克布·韦林在斗争年代曾赊销给他一辆车。所以，他对韦林总经理特别感谢。因为此前希特勒的买车愿望曾遭到霍希公司的拒绝。有一次，他对韦林开玩笑说：“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占领德国的人？如果当时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可能占领德国。所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占领者。你不久就得考虑是否还要维护你的权力！”
接着，韦林进了卧车车厢，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烟。他对我说：“施罗德小姐，元首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得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母亲听。”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希特勒是这样过生日的：早上元首贴身卫队的小乐队首先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后当他从拉德齐维尔宫二楼他的住所走下来时，等候在下面楼梯口、身穿节日盛装的部长和副官们的孩子手握各种各样的花束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希特勒对与孩子们共进早餐感到愉快。对摄影师们来说，拍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场面，始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饭后是正式的恭贺活动和在动物园举行的国防军阅兵式。
连接希特勒的住所和总理府服务人员办公室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早在他生日前几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长长的谈判桌上和放在旁边的备用桌上，堆满了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礼品。大厅里散发着用作装饰的小扁桃树、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礼品中无所不有：有价值昂贵的、实用的、好的礼品，也有许多一般的东西。礼品大致包括：油画、雕刻品、织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币、钟表、办公桌装饰品、文件包、图书、古乐谱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如：绣着纳粹党徽或“元首万岁！”字样的枕巾和被面等。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那些狂热的崇拜希特勒的妇女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装饰品，后来都保存在元首办公厅的档案馆里，整洁地摆在案架上，预备供给生活贫困的夫妇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带有艺术造型和字样的圆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篮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立即送到各个医院去。珍贵的东西就摆在元首住所的陈列柜里。不带纳粹党徽的手工艺品，摆在会客室里。后来，在战争期间，纳粹妇女协会自己织了大量短袜，在会议大厅的四个角落堆积如山。
我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50年代把我过去在柏林、贝格霍夫和大本营里写给她的信都退还给我。下面是些摘录。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轻率地提供给了达维德·欧文。摘录中对俄国人等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我从希特勒的谈话中获得的，并且又传播给别人。我没有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今天我对此感到吃惊。我怎么能传播一个我过去根本不曾有机会认识的人的评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而且无论怎么说，更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1939年4月21日，我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疗养计划再一次告吹了。本来我想3月份就去疗养，后来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暂时放弃了一切计划。本月28日，希特勒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得值班。
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处理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