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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伸出的房屋废墟的木柱，还有一座半颓的用粘土建成的佛塔，闪现在沙丘丛中。这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曾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尼雅河的河水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不再流淌，茂密的森林也已死亡，流沙湮埋了一切，坍塌下来的屋梁倒在黄沙之上。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种寂静，寂静得让人能听到心跳的声音，还有血液在血管里缓慢的流动声……一个沙漠古遗址给人的印象大约就是这样子的。
从尼雅河上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地点“大麻扎”到尼雅遗址之间，有着28公里的距离。这个遗址是由大量的、相对间独立的遗迹或遗迹群组成的，到现在调查为止，一共发现了7种类型的遗迹：
住宅（包括房屋、果园、牲畜圈、蓄水池，等），是遗址中最普遍的建筑物；
埋葬死者的墓地，“精绝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家，一共发现了12处；
宗教建筑（佛塔、寺庙和僧人们居住的房屋），代表着古代居民们的精神生活场所；
手工业遗迹（烧造陶器等物或冶炼金属的窑炉），生产人们日常使用的器具、工具；
农业遗迹，有田地、果园和灌溉渠等；
一座城的遗迹，位于整个遗址区的南部，有粘土做的城墙和木城门，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显然很重要；
最后，还有一座桥的遗迹，位于遗址区的南部，古代的尼雅河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又向着西北方向流去了。
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将每一处相对独立存在的上述类型的遗迹都做了编号，全部加起来有一百七十多个编号。这些遗迹分布在一个南北长21。3公里、东西宽3。26公里（按分布在最外侧的遗迹位置计算）的地域范围之内。按假定的一个矩形计算，全部遗迹所占据的土地面积约为69。44平方公里。以现有的建筑遗迹为测量基点，人们很容易推测，而实际上的遗址范围应该更大。在所有遗迹中，现存最高的建筑遗迹岁堵婆分布在遗址区的大致中心位置，也被认为是尼雅遗址的标志。
如果对上述各种类型的遗迹的分布位置做一个分析，再考虑到现代地形的分布情况，整个遗址在布局上就显得不再杂乱无章了。
实际上，一条清晰的线索将整个遗址区都联系了起来。让我们做下述的推测：
所有的遗迹按照分布的位置和互相结合的集中程度，可以分成自北向南的7个区，各个区之间都有一条自然过渡的地带，现在是流动沙丘和胡杨林，在古代是生长着的丛林，代表着居住区之间的荒野。除了分布在最南部的区即古城所在的区域外，其它6个区之间位置比较接近；最南部的那个区则与北方的所有区之间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中间相隔着一大片林地和原野——我们联想到了卢文书里所记载的当时存在的3个“阿瓦纳”以及六个左右的“百户”，应当就是对应这6个区的布局的；而南方的区，则可能对应着文书中提到的位于精绝以南的“尼壤”；古城则应当是后来的了，或许是玄奘所经过的“尼壤城”也说不定。
宗教建筑的遗迹现在发现的数量虽有限，但是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筑原本状况可能即是如此。这三处宗教建筑遗迹的位置，各自分布在尼雅遗址中无论从建筑形制抑或出土文书乃至在整个遗址区的位置等方面来看，都属于最为重要的遗迹群。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这些遗迹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两种建筑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关系，即宗教建筑从属于最重要的世俗建筑（官署），而宗教生活可能也从属于世俗生活，并与官府结合起来。
墓地与房屋遗迹群即那些暴露出来的宅院间的组合关系比较具有规律性。“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报导的12处墓地，从分布位置上看，可以分成自北向南的7组，它们的分布位置可以发现很有规律地分布在了上面所说的7个区的北端——这就引导着我们得出了一个假设，即：可能在当时存在过一种“尚北”的埋葬习俗，人们在居住区的北部埋葬死者，将公共墓地建在那里。
属于手工业遗迹的有窑、炉和“工房”等，目前大约发现了十七处。根据《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的报导，它们的分布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它们一般都分布在房屋遗迹群之中，与周围的遗迹群结合在一起；二是它们本身也是大致成组分布的。大致说来，这17处手工业遗迹可以分作6个组，分别属于6个区所有，或者说是这些区各自所有的手工业设施（冶炼、烧制作坊）。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6节 沙海古卷
在纸张发明之前，人类曾有过木简、羊皮纸、石头、粘土板、树叶和树皮等几种书写材料；在古代中国，有时候丝绸也用来书写文字。在今天这个早已经习惯了纸和印刷术的时代，有谁还会想象写在木头、羊皮以及树叶等上的书卷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木头和羊皮用来书写，好像是灵机一动的发明。有人曾认为：木简来源于竹简，在北方不产竹子的地方，人们学会了用木头来替代它。这个观点似乎有说服力。不过，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木质材料上书写文字并以此作为交流的媒介，主要为古代中国人所发明。这使我们联想到，纸张也是由古代中国人发明的，在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在古代世界曾经广泛地流行过的木“书”，应该与竹“书”同样古老。至于羊皮和树叶“书”，它们起源于古希腊和印度等地。
在蔡伦发明纸——准确的说是最有效地改良造纸技术之前，更原始的纸已经被创造过了。造纸技术可能被当作专利垄断过，原因是中国人掌握的这种技术向外部传播得很缓慢。到公元三四世纪，除了最靠近“汉地”的楼兰一带以使用纸张为主外，在靠西的尼雅直至和田、喀什，几乎没有发现使用纸张的迹象。
这个发现很有趣：在楼兰，人们主要用纸书写，木简次之，所记录的文字，以汉文为主，卢文次之；在尼雅，这种比例被颠倒过来，只发现了一小片纸，而且还是白纸，绝大多数都是用木质简牍再加上极少的羊皮纸书写的。这个现象说明，纸张可能曾严禁向西输出，或许可以冠以“精绝纸贵”，在当地，即使是贵为王侯，也都采用木简来写信。同样是泰始年间的文件，在楼兰用的是纸张，到了精绝就改用木简。
木质简牍作为书写方式在精绝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们可以按照形制分作下述的类型：楔形、矩形、长方形、棒形、标签形、Takht形、杂类等七类。在楔形和矩形简牍上，一般都采用了巧妙的密封设置。羊皮文书也采用过类似的设置。所有这些简牍分别用来记录国王的谕令、政府文件、信件、法律文书、籍账、文学作品和佛经等。它们主要用来书写卢文字，也有少部分书写汉文。
所有这些“书”，都是用一种木头做成的笔写就的。斯坦因曾经从遗址中挖出过木笔的实物，它利用树枝，将一端削尖，蘸上黑色墨汁，就是一支很好用的笔了。
卢文是中亚古代一种已死亡了的文字，该文字的研究者林梅村教授介绍过，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的最早期遗迹，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佛教历史上著名的“无忧王”阿输迦）统治犍陀罗（它的中心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的文物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鄯善王国君主元孟（即本书后文提到的鄯善五王中的最后一位伐色摩那）时期的木简文书。流行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一个时期，这种丝绸之路上曾流行的商业和佛教用语还一度流传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
有一个神话故事讲到了这种文字的起源，这个故事记录在《大集经》里：
据殊致罗娑菩萨说，在世界之初日月星宿尚未创造时，有一位国王的夫人，因贪恋淫欲与驴交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非人非兽的东西：“头耳口眼，悉皆似驴，唯身类人而复粗涩，较毛被体，与畜无异。”（驴首人身怪物）它的母亲很惊恐，将它投在厕所中，但却被一位称作“驴神”的罗刹妇救走了，将它带到了雪山之中哺育：“几至长成，教服仙药，与天童子日夜共游；复有大天，亦来爱护。此儿饮食甘果药草，身体转异，福德庄严，大光照耀，如是天众同共称美，号为卢虱吒大仙圣人。以是因缘，彼雪山中并及余处悉皆化生种种好花好果，好香好药，种种清流，种种好鸟，在所行住，普皆丰盈。以此药果，资益因缘，其余形容粗相悉转，身端正，唯唇似驴，是故名驴唇仙人。
唐朝人吉藏撰写的《百论疏》中讲到了这位驴唇仙人的事迹：
“昔有梵王在世，说七十二字以教世间，名楼书。世间敬情渐薄，梵王贪吝心起，收取吞之。唯呵、区两字从口边坠地。世人贵之，以为字王。故取区字置《韦陀》首，以呵字置《广主经》初……《毗婆沙》云：瞿毗婆罗门造梵书，卢仙人造卢书，大婆罗门造皮陀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古代印度正像在中国一样，人们把文字的发明权归属于某一位传说中的仙人。梁朝和尚僧佑写有一本书《出三藏记集》，其中的第一卷《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里甚至说：
“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一共有三个，最大的名叫梵，他创造的文字向右书写；次一位名叫楼，他的文字向左书写：年少的叫仓颉，他的文字向下书写。梵和楼主在天竺（印度），皇史仓颉主在中华。
唐朝段成式的书《酉阳杂俎》中夸张地说：
“西域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64种。”驴唇书即卢文。
这种文字从右向左横写，看上去似蝌蚪。可能在公元一世纪，流行于古代印度西北部的卢文字传到了塔里木盆地南部。它要在于阗（今和田一带）和鄯善（今若羌一带）两个地区流行，不过最主要的地区还是鄯善。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数以千计的用此种文字书写的文书证明了这一点。卢文书主要是用木头制成的简牍，即将木头削成不同的形状，在上面书写文字，只有及少数文书（大约二十五件）是写在皮革上的。在尼雅，不同形状的木简书写的内容也不相同。另外，在楼兰还发现写在纸和丝绢等上的卢文字。在和田发现的“马钱”上也有卢文字的铭文。
尼雅的卢文书发现之后，首先的问题是解读。因为是死文字，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天书”。这是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大致上与文书的发现同步，对它们的转写和释读工作也开始了。当第一批文书出土后，英国语言学者E。J。拉普逊（E。I。Rapson）受到委托着手文字的释读。后来这项研究工作还有其他几位欧洲语言学者（A。M。Boyer，E。Senart，P。S。Noble）的参与。到1929年为止，卢文书中的主要部分，大约七百六十四件都得到了转写、释读和发表。这就是那部称作《卢文题铭》（harosthiInscriptions）的著作。
转写、释读后的卢文书，还需要翻译成今天使用的文字。最早是译成了英文，由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T。贝罗（T。Burrow）完成。1939年，他出版了《尼雅卢文书别集》（FurtherKharosthiDocumentsfromNiya），发表了《卢文题铭》一书编号以外的18件文书（编号765…782）的释读和译文；翌年，出版《新疆出土的卢文残卷译文集》）TranslationoftheKharosthiDocu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发表了490件文书的译文及笺释。这部著作后来译成了汉文非正式出版。
贝罗在解读和译释之外，还做过卢文语法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已属于古代语言学的领域。后出土的文书中，华盛顿大学邵瑞祺（RichardSalomon）教授做过零星的释读。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卢文书的释读工作，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开展的。
林梅村于1988年出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卢文书（初集）》，收录了由他转写、译释的588件卢文书。这些文书分为三个类型：国王谕令、籍账和信函，沿用了波叶儿等人在《卢文题铭》一书中的编号。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工作看来还未完成，因为有一批其它类型的文书——例如属于法律文书的判决书与书面契约，以及一些文学作品等——尚未得到译释。幸而在法律文书方面，还有贝罗的译释。不然的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这样，关于卢文书的译释方面，便有了贝罗和林梅村两种译释本，大致上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林梅村译释本中所阙译的法律实务文书部分，正好由贝罗补充了；同样，贝罗译释本中所阙的籍账文书，也由林海村译本补充了。尽管这两个译释有所差别，在有些译释部分甚至出入很大，影响到对文书内容的理解，但还不至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因为，所有的文书都是遵守当时的法则予以记录的，这样就保证它们从整体上是可以加以理解和阐释的。对于某件个别文书中存在的文不达意的释译，在其它的文书中则能够得到补充。
除了译释和语法方面的属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工作，学者们还开展了其它一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此没有必要赘述，它们是本书所追述的尼雅古代绿洲往事的学术基础。
有一个情况需要一提，就是卢文书的保密方式，看上去非常巧妙。这种设置用于楔形简和矩形简牍中，一般都采用双简即上下两片木简的形式，上片可以称作封盖，下片可以称作底牍，那种保密的设置，是在上下牍的中间部位都刻有用来捆扎封绳的槽口，在上片即盖牍中部另外刻出长方形或者方形的凹槽；当文件书写完毕、用封绳（一般是三道）捆扎后，将绳头部分置于凹槽中，以封泥填充，上面加盖以印章。
卢文法律文书中提到的一种颇具特色的仪式——“断绳”，应当与此种保密设置有关。关于印章及其印记也曾经发现过很多种类型，在加盖于封泥上的印记中，发现了古代希腊神雅典娜（Athene）的肖像；可能还有厄洛斯（Eros）、赫拉克利士（Heracles）等；另外还有东方风格的印章，例如一枚类似塞克王墨爱斯（Maues）的头像的印记，当然还有汉文的印记（参见插图）。与这些印记有关的印章也已经发现了一些，但是要是与封泥上的印记做全面的嵌合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关于印章和印记倒是些有趣的艺术品。
在尼雅，这些卢文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卢文是当时使用的主要文字，用来书写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除此之外还使用汉字，所书写的两种书体——隶书和接近草书的字体，分别记录精绝王室的通信和后来西晋政府下达的公文，都是上层社会所使用的。至于当时人们所说的语言，根据研究的结论，是一种混合了当地方言的犍陀逻语，后者可能是后来随着卢文字一起传入尼雅的。
第三部分 精绝王的宫殿第17节 精绝王的宫殿
位于遗址区最北部的编号N。XIV的废墟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建筑，由3座大型房屋和一座奇特的用木板建成的“垃圾坑”以及一些土坯墙等组成。这么大型的建筑在尼雅遗址中极为罕见。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除了在“垃圾坑”的上部出土了一枚用卢文书写的皮革文书之外，在这个遗迹中出土的文书都是用汉文书写的，一共有大约三十四枚。
1906年，斯坦因在“垃圾坑”中挖掘出11件汉文简牍，从内容上看都是赠送礼物的表文。这些文书中提到了“王母”、“王”、“大王”、“臣”、“夫人”、“春君”、“且末夫人”、“大子”等，从这些称谓上看，文书中提及的这些人应当属于当地王室的成员等。文书的行文很儒雅，书法（隶体）也颇具特色，这大约是当时的风尚。
1931年的第四次调查，在此遗迹中又发现了21枚汉文简牍。这批文书下落不明，其发表费了番周折。现在所见到的录文，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王冀青教授在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收藏品部费心查阅的结果。这些文书都属于官方文件性质，例如：
“大宛王使坐次左大月氏。及上所”
“所覆愿得汉使者并比，故及言两□□坐次”；
“皇帝赫然斯怒，覆整英旅，命遣武臣，张弓设壤”；
“新□亭神井，诏田诏汉者，明新室，以新为号，成乾”；
这些文书的内容，与西汉末年及王莽统治时期的某些史实有关。这些汉文文书进一步说明了N。XIV的性质，即它是尼雅遗址北部地区最重要的一处建筑，应当是汉代精绝国王室的驻地了。
1995年在尼雅遗址北部发掘的一座墓地（95MN一号墓地），曾经出土了大量的丝绸，都是墓主人穿着的衣装。其中的两座夫妇合葬墓，从入殓的奢华上，人们自然联想到了精绝王。有一位墓主被学者描述作“沙漠王子”，他的形象被复原成了英俊的青年男子。
第三部分 精绝王的宫殿第18节 “衙门”的秘密
编号N。I的遗迹群是一处“衙门”即官府驻地，它位于佛塔以东1。5公里处，周围地形的变化已令人无法想象当年的景象了：洪水和风力的侵蚀破坏了建筑物的外围部分，使得遗迹像是建在一块台地之上；残破的木头原先曾是房屋的梁柱，现在横七竖八地倒在斜坡之上。房屋和庭院都只保留下了基础的部分，但是依稀还能辨出布局的情况：有一间大厅，沿三面的墙都设有用粘土做成的平台，中心部位是一个用粘土砌出来的火塘，四周是围成长方形的一排立柱，曾经支撑过一个“阿依旺”式的天窗，但现在已经坍塌了。
大厅的门外连着一间过厅，沿着一面墙内侧也建有一座粘土平台。这样的平台可能是用来歇坐的，类似于一种炕，因为与过厅相连的其它几个房间里，也都有这种平台设施，有的是沿一面墙，有的沿两面，有的沿三面。所有的房屋都连接在一起，最西侧则是一间牲畜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