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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沐英留镇云南。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楚，拥众金山，屡侵辽东，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明军在“金山之役”中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元将纳哈楚。但是，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统治区出现了多个蒙古割据政权，纳哈楚只是其中的一个。纳哈楚降明，只能说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实力的蒙古割据政权，解除了其对明朝的威胁，但不代表蒙古诸部都已降明。这种情况下，明太祖委任蓝玉为大将，征讨下一个主要的目标脱古思帖木尔，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勿失时机，必须成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这一次战役，抓获脱古思帖木尔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馀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馀，焚甲仗蓄积无数。捕鱼儿海战役是北元贵族遭到的最大的失败，自脱古思帖木儿死，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威胁。胜利消息传到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蓝玉为卫青、李靖，晋封蓝玉为凉国公。
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建昌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就在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蓝玉为太子朱标的妻舅，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朱棣交恶。燕王朱棣系太祖第四子，既非嫡子，又非长子，按太祖立嫡立长制，是不会得到特殊重视的。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朱元璋。早在初封燕王时，即已表现出非凡的才略。时李文忠主持燕王府工事，朱棣与诸王住在凤阳，他在给李文忠的信中说：“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燕王府是利用元朝旧宫建起的，朱棣这样表示既可在明初工程浩繁之际表现自己撙节，应合太祖心思，又可保留元宫形势，得到皇宫之制，燕王府因此异于诸王府。后来朱棣果然成为诸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并非如太祖所望成为藩屏皇室的得力助手，而是伺机谋取皇权。洪武二十三年，他首次率师北征时，即以武力加怀柔的办法迫使蒙元乃儿不花部投降，大获全胜。太祖闻报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棣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干得到太祖赏识。太子朱标健在时，每遇重大事情，必找蓝玉商量，视蓝玉为心腹。蓝玉便力劝太子，燕王有野心，应多加提防。燕王为窃取储君的位置，伪装忠厚老实，赢得父皇的赏识，并伺机除掉异己。蓝玉北征还军后，对太子说：“我看如今的燕王，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听善观望气的人说，燕王有天子气，愿殿下早作预防，一定要审慎呀！”太子道：“燕王对我甚恭敬，决无此事。”蓝玉道：“我因蒙殿下的优待，所以才敢密陈利害，希望我的话不验，不愿我的话不幸言中。”太子默然。随后有人将此事报告了燕王，燕王怀恨在心。
然因太子健在，太祖末年大政大议悉付太子暨太孙参决，朱棣不敢贸然加害蓝玉，以免给太子以口实。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逝，如此良机，燕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就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应妥善处理。”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在燕王的挑唆和自己的猜疑心驱使下，朱元璋更加坚定了翦除蓝玉的决心。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他的死却不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元璋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史称蓝玉，“多畜庄奴假子，乘势暴横。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逐御史”。并且在征战时，还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这也是一种大逆的行为。北征还，蓝玉回到关里，天晚了，城门已闭。没有谕令，侍卫不能开门。蓝玉便把关门给拆了，擅自进去了。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威焰愈盛，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太傅比太师低一等，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了太子太师吗？”他的不满和牢骚，更引起朱元璋的不悦。为何“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此时不杀蓝玉呢？除当时诸王尚需经验丰富的将领辅佐共同藩边外，蓝玉与太子关系颇为密切，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驾御蓝玉。蓝玉虽恃功骄纵，仍要受藩王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即或蓝玉欲造反，太子凭藉诸王之势亦足以制衡蓝玉。因此明太祖对蓝玉等功臣则主要以《铁榜》和敕谕的方式加以警告，如先后颁赐了《武臣大诰》、《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等，期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将来更好地效命于皇太子。不料太子却英年早逝，太祖企图通过太子控制蓝玉的愿望化为泡影。倘若太子不早逝，蓝玉也不至于被杀戮，然太子一死，太祖惟恐太孙日后难以驾御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于是首当其冲。
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威胁，翦除的罗网正在悄悄张开。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桀骜如故，一点也不检点自己，明太祖越加疑忌。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便有锦衣卫蒋，密告蓝玉谋逆，说蓝玉试图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准备在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朱元璋听了，立即命令锦衣卫发兵逮捕，将疑犯一齐捉拿到朝廷。稍作审问，便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并且罪犯的家人亲属也全牵连进案，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
兔死狗烹
明太祖至此还不罢休。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功高盖世，为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然而就在蓝玉党案过后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赐死。
宋国公冯胜，在自家府第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仇人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
定远侯王弼，居家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此话一出，就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因镇守云南，得以偏安无事。汤和则因早早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才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并且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律扣上“胡党”、“蓝党”的帽子。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
正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靖难之役
建文帝的下落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建文帝朱允炆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建文为他的年号。蓝玉党案时我们已经提到过，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皇长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此时的他已二十一岁，正是英姿勃发的时候。
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向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还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在这种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后，一改尚武的风气，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同时，大开科举考试，并屡次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以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建文帝对于祖父重典治国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深有体会，登基后就着手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祥和的氛围。即位仅一个多月，他就下诏宽刑省狱，纠正了一大批洪武时期的冤假错案，受到牵连的无辜官吏得以恢复职位，被流放异乡的人也得以返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比洪武朝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当然建文帝的温文尔雅，也使得他显得书生气过重，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朱元璋在世时，就曾对这位过于柔弱的孙子担忧过，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屡兴大狱，大杀功臣，为其拔除棘刺。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朱家天下，还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从未料到，在他去世后，起兵的恰恰就是这些藩王。
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汉高祖刘邦也采用过，建立汉朝后，曾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结果却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藩王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计议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大臣们却各有主张。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将其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率先发难，并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借口“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败，无疑与他削藩策略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虽然一直视燕王朱棣为心腹大患，但却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
朱棣入京后，立即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无数。追随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被虐杀，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
当时，南京城破，宫中失火，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
一场大火
焚烧了一切，也使得事情变得愈加扑朔迷离，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想像空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朱棣钦定的官方说法，即《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是：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燕王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八天之后，朱棣以天子礼葬了那具尸体。
《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十二岁的神宗曾向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并且此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建文自焚的事表示怀疑。
首先，《太宗实录》中对朱允炆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这很显然是出自朱棣的篡改。
《太宗实录》对建文帝死于火焚的记载，也非常含糊。明成祖朱棣礼葬的是建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当时并无建文帝的尸体，找到的只是马皇后的尸体，并且史料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朱棣曾指天为誓，说他此来是要仿效“周公辅成王”，帮侄子建文帝治理天下。可是破城第二天，他就匆忙“即皇帝位”。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朱棣为了巩固帝位，使建文旧臣放弃反抗，似乎有意弄假成真，将马皇后之尸冒充建文之尸尽快埋葬。尽管明成祖“用天子礼”安葬了建文帝，但是南京却没有建文帝的陵墓。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记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本朝人已指不出建文帝的陵墓，足见当时陵墓肯定不大，或者明知安葬的就不是建文帝。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帝的长子。当时建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七岁，次子朱文圭才两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四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帝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还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宫中大火之后，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明成祖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宝玺被焚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残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带着宝玺逃跑了，借着宝玺他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种疑虑与担忧始终萦绕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所有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宫了。
逃向何方
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学者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它成书早于《明史》，为私人著述，权威性是被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他认为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据谷应泰记载，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走流亡。太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封着，锁也用铁灌注。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下令焚烧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砸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