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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为蒋所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泽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
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塞克特为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其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 5、外国的月亮圆
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
“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
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
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
蒋介石下决心用塞克特。
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软硬兼施，威胁说塞氏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
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两人“下马伊始”便获得了极大权力。
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塞氏请教；而且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须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
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皆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起来的。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 6、外国的月亮圆
蒋最初不想让魏采尔走。在“剿共”方面魏氏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尔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筹划交塞克特。但魏采尔一付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也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也只好让他走掉。
魏采尔与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一日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尔，这一日以后，便都归塞克特了。
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十一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
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塞克特上任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发起了七个半月，碉堡政策早已执行，苏区周围的碉堡已经成千上万了。塞克特对蒋介石的帮助主要不在“围剿”红军，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建军方针和思想。
他在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谓“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
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这三条皆来自典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军官团为国家核心。
这三条影响了蒋介石一生。
人们说，在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德国。对德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当时在德国流行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麦、总统兴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再清楚不过地显露德国由普鲁士军国主义演变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全过程。
塞克特专门使蒋介石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
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两次潜入北京，图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里。蒋在日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做准备。第二年春本拟留学德国，因孙中山命其留沪听命，留德未成。
第六章、外国的月亮圆（一） 7、外国的月亮圆
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
除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的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1/4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
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做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36、87和88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等，都出现重大改进。
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么是其前任魏采尔了？
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尔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尔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
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乌龟壳之上。
纵然外国的月亮再圆，外国人念的经再好听，就这一点来说，能够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发碧眼的日尔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国式战场和中国式战斗的人。
他的确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朱德的同学金汉鼎。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1、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别流行的毛主席语录：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还编成了语录歌，唱得颇为豪迈雄壮。
那是一个根本不考虑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地点的时代，翻开就念，念完就用，而且主要是对别人而念而用。只顾“拿起笔，作刀枪”了，出处在哪里，针对什么问题说的，将语录倒背如流的人并不知晓。
直到毛泽东逝去了近20个年头，才在毛选中明白，这段话是针对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碉堡政策而说的。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
接下去，就讲出了那段著名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1月27日，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全面展开。据国民党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该年1月1日，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达2900座。
蒋介石的碉堡政策来自于这三个人：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滇军将领金汉鼎。
最早实践此法的，是赣军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
最终将其全面化系统化完善化的，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柳维垣。可称为“碉堡三剑客”。
1929年冬，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学会采用此法，最后征服了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他建议江西的进剿也可仿效此法，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朱毛红军和红色根据地。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2、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金汉鼎可谓一言九鼎。5年后，至1934年10月红军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达到14294座。但谁知晓提出这条消灭朱毛红军计策的金汉鼎，当初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竟然与朱德是同班同队的同学，且交情颇深。
朱、金二人当年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后来两人同入滇军第二军，同任旅长：朱德任第十三旅旅长，金汉鼎任第十四旅旅长；朱德为第三混成旅旅长，金汉鼎为第四混成旅旅长。
两人在实战中多次默契配合。
1916年川滇内争，滇军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围，朱德率部做前锋突围开路，金汉鼎在后卫掩护撤离，部队安全撤到三江镇。
1917年秋金汉鼎部与朱德部同守泸州，抵抗川军刘存厚部进攻，激战昼夜，金、朱两旅将川军困于五峰顶，迫其出示白旗投降。
同学之情，沙场之义，使两人愈加亲近。川滇一带有民谣说：“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由于骁勇善战，在滇军中有“金（汉鼎）、朱（德）、耿（金锡）、项（铣）”四大金刚之称。
由背靠背的战友到面对面的对手，朱、金二人走过了一段历史路程。
上海是这两位滇军名将的第一座分水岭。
1922年唐继尧率军进袭云南，金汉鼎与朱德同时出走。先入川，后赴沪，与孙中山晤谈于上海。当时正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答应付十万元军费，要朱、金去广西整编滇军旧部，攻打陈炯明；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则感于社会黑暗，军阀逞横，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朱、金两人从此分手。
朱德出国前，金汉鼎以款赠助。
他们两人的第二座分水岭，在南昌。
1927年，两人在南昌相遇。时金汉鼎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上将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朱德则在第二十军当党代表。地位拉开了，但同是北伐军，且情谊依旧。忆及以往，两人皆不胜感慨。在金汉鼎力荐下，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朱德出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还兼了南昌公安局局长。金汉鼎决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的力荐，使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更容易举行，朱德在其中也处于了更有利的地位。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3、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成为他们第二次分手的地点。
为了争取驻赣的滇军，朱德在南昌起义中，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
但争取第九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已经觉察。金汉鼎让起义部队由其驻地顺利通过，被蒋介石撤销了第九军番号，降任为第十二师师长。
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议。这是国民党后来用碉堡政策围困江西苏区的最先声。
当金汉鼎向鲁涤平提出这条建议之时，不知是否想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他的同班同队同学朱德？
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出了会场，倡议者自己反到十分消极。身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力，便降他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
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金刚”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
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
这条建议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认为朱毛红军那点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
将这个建议立即付诸实践的，是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他也参加了鲁涤平的“清剿”会议。金汉鼎的建议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出了会场戴岳便在赣东实践开来。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点效果。
敏感且大胆的戴岳却命运不佳，摊上了一个轻狂的上司张辉瓒，在第一次“围剿”中就把队伍装进红军的口袋里，令十八师全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割掉了脑袋，旅长戴岳也好不容易才仓皇逃回。部队没有了，他心不甘，用两天时间写了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何应钦，内中特别强调了碉堡政策的重要。
戴岳建议：“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地反共”；“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看完后大加赏识，亲写序言，将戴岳的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围剿”部队。何应钦在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映有裨益。”
戴岳的意见书加上何应钦的批示，使金汉鼎的建议开始被广泛推广。
第七章、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在对中央苏区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内不少人开始实行碉堡政策的基础上，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柳维垣等人在会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些乌龟壳的确变成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怎么知道对手的碉堡政策的？
在何应钦主持的第二次“围剿”中，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