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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作对，我放个屁你都要在里面挑个刺儿，弄得我就没好活过一天。这一次我倒要你看看我老高能还是你能。
第二个便是杜强。这小子就不是个好东西，用上老子的时候，就恨不能将老子叫声爷爷，恨不能将舌头放进老子的屁眼里去舔；用不上老子的时候竟敢动手打老子！我要你狗日的睁开眼睛看看，老子我是你打的人吗？
想到这儿，他就暗自高兴。前几天，他听了老婆苏菁菁的话，用了缓兵之计，将这两个人分别提拔了，他们正高兴得不知天高地厚呢。这一下，等他们还没高兴完的时候，我再给他们迎头一棒，接着让他们下地狱，给他们个欲擒先纵，先喜后忧，这样的打击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呀！
再下来要清除的就轮到了纪检书记。这老家伙本来老实，可是这两年也变了，一直跟着杨锐跑。每次我和杨锐闹起矛盾，他总是站在杨锐一边，跟我作对。老兄，对不起了，这事不能怪我，怪只怪你自己站错了队跟错了人。纪检书记这个位子以后也不要了。要这干啥？全都是来监督检查我的！
至于那些科级干部，这好办。凡是以前不听使唤的，凡是杨锐的人，统统换掉，一个不留！以后也是这办法，我要用上铁的手腕，谁不听话就让他下岗！
动员大会后的第五天，厂院里贴出一张厂长告示，公布了厂级领导和各科室各车间负责人的招聘结果。杨锐、杜强、还有纪检书记都落聘了，各科科长和车间主任也都大换班了。凡是从前和高登闹过矛盾的人都落聘了，凡是以前和杨锐关系好的也都落聘了。
厂院里炸开了锅，有人义愤填膺地扯了那告示，撕得粉碎，然后踩在脚下踹了再踹，一边骂：“我踩死你个高登，踩死你，踩死你！”
“玻璃厂彻底变天了。”
“走，咱们去砸了厂长的办公室！”
“谁家里有汽油，赶紧取来，咱们一把火烧死这坏种！”
“走，把这老坏种拉出来揍一顿，让他收回这个决定！”
大家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有几个人在杜强煽动下气冲冲地朝高登的房间冲去。
杨锐也在人群中。他喝住那些激动的人们，劝他们不要过激，要冷静，要理智，不要授人以柄。他说；“工友们，企业改革是全国的大气候，也是咱们玻璃厂发展的需要。现在，咱们厂只进行了第一步。只是调整了一些领导，这没关系的。就拿我说吧，当不当那个领导无所谓。其实不当什么领导对我更有利。无官一身轻。我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一些研究，搞出一些更有意义的更大的成果来奉献社会，奉献人类。大家也一样。我们都是工人，有的是技术和力气，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干什么工作，都照样可以做出成绩，照样可以为玻璃厂作贡献。”
大家一听杨锐本人都这样想，这样说，也就没话了。
连杨锐本人都没想到，高登竟然心毒手辣，用了赶尽杀绝的策略。当第二天厂院里贴出工人招聘名单的时候，大家吃惊地发现，被高登从领导队伍中赶出来的那些人，连普通工人也不是了，他们彻底地下岗失业了！杨锐当然不得幸免。
杨锐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前些年，曾经有许多科研机构发函招聘他，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也曾向他发过函，可是他都没有应。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结婚，他觉得这里的人纯朴厚道，这里的姑娘纯情可爱。他一个心眼地想在这儿找个媳妇。他觉得自己年龄已经老大不小了，这儿的人还熟悉他，找起来或许会方便容易些，到了其它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生地不熟，要等混熟了，又该是何年何月？还有，他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对这里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似乎永远也割舍不下。他是厂里的技术带头人，厂里离不开他，他也深深地感觉到。所以他觉着自己不能走，他不能甩下厂子只图自己安逸。厂里的工友们对他都很友善，他也不愿离开他们。现在，尽管他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女人，并和她结了婚，建立了家庭。可是如今年龄大了，所有的机会都放过了，玻璃厂不要他，他该投奔何方？爱人在这个城里工作，说明他的根已经扎在了这座城市，他又能去哪儿呢？气急时，他便想着和高登干一场，将高登的一些罪恶事实揭露出来，将他打翻在地。可是又一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样干，周围的人们和上级的领导会怎么评价我呢？他们会不会说我杨锐是个小人，正因为高登罢了我的官我才去揭露他，从而把这看成是一种报复行为呢？ 这样想着，他便忍着，便默默的吞咽着这个苦果。
工人们可没有杨锐想得这么多。他们先是砸掉了厂牌上的“光明”二字，用黑笔歪歪扭扭地写上“黑暗”二字。然后一拥而上，包围了高登的办公室，大喊大叫大骂。见高登关着门不敢出来接应，杜强便带人砸了他的窗玻璃，撕了他的窗帘，将砖块土块直往他的房间里扔。他们闹了半天，见高登钻在办公室的套间里倒锁着门死也不吭声，便没了辙。
突然有人喊：“咱们找市委市政府去！”大家便又一窝蜂地涌出大门，涌过街道，直奔市委而去。
市委门口有两个军人站岗。见一群工人潮水般地向大门涌来，赶紧按下按钮，关了那自动门。工人们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大声喊着：“快开门，我们要见市委书记！”
站岗的军人急忙给市委办公室打去电话。不一会儿，从楼里走出几个肥头大耳油头粉面的人来。他们隔着大门对工人们说，几个书记有的去省上开会了，有的下县检查工作了。大家有什么事、有什么意见，可以和他们说，等书记回来，他们一定给原原本本地汇报。大家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他们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可是他们就是不答应，并且说，你们来得人太多，市委各个部门都在紧张地办公，你们进去会干扰公务的。人群中有人懂得干扰公务是违法的，所以喊：“咱们去找市政府！”大家便又潮水般地向市政府涌去。
街道两旁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便都追着他们的队伍看热闹，打听情况。有人听说是玻璃厂的一伙工人找着告厂长高登，便自动地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这样，人群像滚雪球般越走越大，不一会儿便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汹涌澎湃地涌过市区。
市政府门口站着两个保安。他们栏挡住上访的队伍，不让他们入内。上访的人群便呼喊起来：“我们是光明玻璃厂的工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里是人民政府，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保安便用对讲机向政府办公室作了汇报，说玻璃厂几千名工人闹事，现在围在大门口想冲击政府，应该怎么办？政府办公室主任立即给高登打去电话，让他过来领他们的人，然后带领几个干事跑下楼来，径直跑的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喊：“你们这些工人，目无党纪国法，非法结集，企图冲击政府，这是违法行为，你们懂不懂？！”
工人们怒了，高呼：“我们只是想找市长谈谈玻璃厂改革的有些情况，谁冲击政府了？这小伙子嘴上没毛，怎么这样说话？！”
“市长忙，顾不得接待你们。有什么事你们就向我说吧。”
“我们要见市长，你是什么人？”
“我是政府办公室主任，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带给市长。”
“不行。我们就是要见市长。我们要让市长回答我们的问题。”
“市长都是你们这伙乌合之众说见就能随便见的？”
“人民市长为何不敢见人民？人民为何不能随便见见自己的市长？！”群众更愤怒了，他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市政府的大门临街，一大群人围在大门口，过路的人也都过来围观，不一会儿，街道的公路上也都站满了人，交通堵塞了。大小的汽车被堵住一长行，喇叭嘟嘟嘟地吼叫着。办公室主任一看情况不好，赶紧派通讯员去汇报市长。转眼功夫，管企业的张副市长出来了。
人群静了下来。
张副市长来到门口，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市长正在主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让我代他招待大家，不知同志们同意不？”
“同意！”
“同意！”
“那就请玻璃厂的同志们进来，我们去二楼会议室开座谈会。请其他同志就不要进来了，因为会议室小，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还请大家谅解。”
那些围观的群众纷纷散去，玻璃厂的职工们被招待到了二楼会议室。
会议开始了。张副市长首先代表市政府和市长向工人们表示慰问，对群众有问题能够主动找政府反映表示肯定和欢迎，并表态一定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好的建议，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将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只要大家说得对，政府一定采纳。他的话音一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接下来便是工人们的发言。这些工人中，有些是已经被高登宣布下岗的，他们对高登的决定表示不满，所以来找政府讨公道的；有些是已被高登招聘，对高登表示不服，不愿在高登麾下干，请求政府另选厂长的。他们各抒己见，争相发言，气氛非常热烈。张副市长还不时地插进来作相关的解释。
突然，高登走进了会场。
高登一进会场，大家的发言戛然而止，会场出现了暂时的寂静。人们都将疑惑的目光盯向张副市长：“这是怎么回事呀？”张副市长不知道办公室通知高登的事，脸上也掠过一丝疑惑。
高登趾高气扬地步入会场，将那双老鼠眼瞪得老大，他逐个的盯视一番每一个人，然后走到一个已经被招聘的工人面前，厉声喝道：“你可小心着，我看你是端这饭碗端腻了！”那人赶紧站起，战战兢兢地说：“厂长，我可什么话也没说。我这就回去。”说着便蔫蔫地走出会场。接着，便有好几个人跟着出去了。
“张市长，我们今天找政府，主要是想反映高登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邀请他参加，他来这儿不大合适吧。”一个工人站起来说。
张市长很难为地浅笑一下，沉吟片刻，说：“这样吧，高厂长已经来了，就让他旁听吧，有些问题他还可以给大家做些解释。”
“不行！他在这儿影响我们跟市长的正常谈话，影响我们的说话情绪。再说，政府要向举报人保密，我们举报他的罪行，他在场我们怎么举报？今天举报了，他日后打击报复怎么办？”另一个已被高登宣布下岗的工人接上张副市长的话说。
“高登滚出去！”杜强带头喊了一声。
“高登滚出去！”
“高登滚出去！”
整个会场喊了起来。
张副市长无可奈何，只得走到高登面前，轻声说：“高厂长，实在不好意思。你看这——”
高登的脸涨得通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倒出十几粒，放进嘴里，伸了伸脖子干吞下去，然后灰溜溜地出去了。
高登这几天由于激动，也由于气愤，心脏病常常发作。他本想去医院住几天，修理一下，可是他觉得这几天是关键时刻，他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他要和这些坏人斗争到底。于是，他便买了几瓶速效救心丸装在身上，一有不适就赶紧吃。
座谈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半。六点，市长开完那个会议，也来参加大家的座谈了。在会议结束时他说，市政府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要求，认真研究和分析玻璃厂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关于高登的问题，政府将向市委汇报，协同有关方面严肃查处。等问题落实之后，将按党纪国法论处，够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够法办就法办，决不姑息养奸。至于下岗的问题，这是形势所迫。我们也不愿看到工人们下岗失业，可是不这样做，工厂就无法生存，更多的工人就无饭可吃。希望大家体谅政府的难处，与我们共渡难关。困难是暂时的。政府正在积极引进外资外商，开发一些大型项目，准备办几个大的企业，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再就业机会。他的话讲完，会场上响起了热烈而又长时间的掌声。
大家走出市政府大门，个个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们聚在一起，部署了保密工作。他们知道高登上面有人，而且善于钻营，所以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今天会议的具体内容，尤其不能让他知道市长表的态。
18
工人们上访的这几天，杨锐正一个人偷偷地钻在实验室里突击进行着自己的实验。
他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研究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还有一些验证性实验没有搞。如果这些实验成功了，他就可以撰写论文和结题报告了。以前，他都是利用工余时间搞实验的，这一下，他落聘了，下岗了，他即将离开玻璃厂了，如果不完成这些实验，以后就很可能没有了实验的场所和条件，这两个很有希望的项目就很有可能夭折。他很着急。招聘名单已经公布，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是玻璃厂的职工了，好在试验室的钥匙还在他手里，实验室还没移交，他要抓紧这段时间加大马力开快车，突击完成这些工作。他不能大大方方地去实验室，只能趁院子里没人或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进去。进去了，便赶紧关了房门。他不敢开灯，窗帘也必须堵得死死。房子里的光线非常黯淡，他只能摸索着凭经验调配实验材料和试剂，不是这样儿多了，就是那样儿少了，一个实验往往要反复多次。
这一天，他正进行着一个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突然有人敲门：“咚咚咚！”他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收了摊子，将一切东西摆放在原处，心里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高登进来，就说我在整理器材准备移交。一切收拾完毕，门敲得更紧更响，他用衣袖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应了声“来了”，便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
其中一个抢先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是杨锐吗？”
“是。我是。”
“这位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老赵同志。我是省科协的，姓宋。”
杨锐热情地招呼他们回家去坐，两人谢绝说：“我们这次来，是想看看您那两项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的课题的研究情况。这是您的实验室吧？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杨锐将两人引进实验室。
这是一间只有十二个平米的破旧房屋，里面被一张实验台、五个仪器架和三个药品柜挤得连人站的地方都很紧张。
省科协的宋同志皱了皱眉头问杨锐：“去年，省上拨给您的五十万元建设实验室款和十万元实验经费早已到位，厂里怎么还让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实验室建了没有？”
杨锐被这问话问得蒙头转向。他根本就没听到过有这么一笔款子。他红了红脸说：“厂里从未说过有这笔款。”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杨锐说：“不知道。”
老宋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杨锐便拿出自己两个项目的有关资料和实验数据，将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两个人针对项目讲了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便走了。
杨锐快马加鞭，在移交实验室的前一天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实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些天，他一有空闲，就思考省科协拨的六万元到哪儿去了。他找不到任何答案，唯一的只能怀疑被高登私吞了。每每这样想，他便气得浑身哆嗦。他一连几个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着对策：如果真是高登贪污了这笔款，我一定要告他，把这笔款追回来。尽管我已经不在厂里了，可是这是国家的财产呀！我一定要追回它，好给后来的人建一个像样的实验室，让他们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工作和研究。又一转念：可是万一这笔款不是被高登贪污了呢？那我不就犯了诬告罪吗？
正在杨锐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时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人找他了解情况了。原来，老赵和老宋临走时，将这事向市纪检委作了反映，要他们务必查清这六十万元的下落，并汇报省科协。
通过秘密调查，市纪检委已经基本查明，这笔款被高登和原任会计两人私分了。会计分得十万，其余五十万都被高登吞了。
杨锐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响。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高登的其他一些罪行，便一古脑儿向纪检委的同志讲了。纪检委的同志听得大惊失色。
既然把一切都说了，便一不做二不休。杨锐跑回家，取来姚春临走时交给他的那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纪检委的同志。他想，这封信一定是反映姚春和高登之间的隐秘的，肯定包含有高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最恶事实，肯定是投向高登的一颗重型炸弹。
19
三天前，市纪检委收到了玻璃厂下岗职工杜强送来的举报信，接着，他们从暗中查明了高登贪污省科协六十万元拨款的的问题。今天，他们又从杨锐那里得到许多情况，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姚春的那封信。本来，杜强和杨锐都谈到了姚春这个女人，他们早也清楚，高登的问题要搞清楚，其中一定少不了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已经去广州了，纪检委是个清水衙门，经费十分紧张，要去广州找姚春调查，必需一笔数额不小的差费，这笔款子从哪儿来呢？这封信实际上是解救了他们。
调查人员拿回那封信，极有兴致地赶紧打开阅读。前面是姚春写的一封信，后面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一些零散的日记。
尊敬的领导
尊敬的办案人员：
我叫姚春，原是光明玻璃厂的一位职工，众所周知的高登的秘书、情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坏女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坏女人，是一个被人唾骂的坏女人，是一个罪人。
我出身农村，是一个穷苦农民的独生女儿。我读过高中，毕业后又复读了一年，就在第二年又去学校复读的时候，我的父亲很意外地去世了。家境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我想凭我的力气养活自己和年老的母亲，便在街道收购废旧玻璃交光明玻璃厂以换取家庭的必需。就在这时，高登趁人之危，用利诱的方法勾引并占有了我。我恨，恨我自己的天真幼稚和轻信盲从。后来，高登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