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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半，会议准时开始。组织部长方敏做了简短明确地开场白后，由袁副书记宣布新班子任命。全社员工静静地听着———
“鉴于谢社长退休，组织经过认真考察和民主推荐，现任命副局长陆成杰兼风华出版社社长。林黎任总编辑、副社长。韦建超任党委书记。刘世荣、胡威任副总编辑。马亮任副社长。吴友道免去风华社副社长职务，调出版局任财务处副处长。”
任命宣读完毕，袁仲朝我这边瞄了一眼，补充说：“附带说一句，陆局不在的情况下，工作由林黎牵头。”
众人愕然。我也愣住了。
这个任命与几日前局里和我谈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要说易帜换帅，就是其他班子成员的构成也大大出其左右，味道全变了。这里面要说未出辙走板的只有两人，一是韦建超，他派来当书记这是事先沟通好的；二是吴友道，他调任局财务处，照组织部长方敏当初的说法是工作需要。但明眼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它实质上也是局党委书记钱唯强的一步棋。吴友道的“动”可以说是一种“私下交易”的胜利，他最终能左右这个棋局，是由于钱唯强在他把持风华社财务期间没少为其效力。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老婆、孩子甚至侄子、小姨子都没少沾光，他还能说什么呢？再一层因素是，钱唯强要对风华社这个现如今最富裕的出版社进一步加强财务控制，少了吴友道自然也折了手。这个安排是没人能说得了“不”字的事，钱唯强作为一把手，经过几年的经营早形成了说一不二的阵势。至于刘、胡二人的再度留任，以及把从未搞过业务的马亮提为副社长，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料到的。如此的安排，可想后面的工作该有得好瞧了。
我的脑子在短暂停摆后又快速转动起来。想到征求意见阶段，局里曾明确表态要充分考虑风华社的民意和需要，还说听到不少关于刘世荣、胡威在社里各弄一个小圈子的反映，担心我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有意将二人做干部交流。记得当时，我曾表态说，感谢局里从风华社发展的角度提供保障和支持，不过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我认为两位业务副职同时调离不太恰当，可留一个，并提议是否可提拔张智、陈尘两个业务骨干来增强新班子的活力？于是，局里问刘、胡两位留谁更合适些？我考虑了一下后，说刘世荣吧。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负责教材，这历来是政治任务，又是政策性效益的来源，这两年他与教育部门打交道比较熟悉和顺畅了。其实，凭心讲，要论人我倒宁愿能留下胡威。他虽然与我有工作见解的分歧，有时还不免会钻牛角尖，但还算坦率，这一点比刘世荣强。然而考虑到大局，我还是对局领导做了明确表态，说有信心能跟刘世荣沟通好。
惑 03（4）
在方敏与我做最后谈话时，她说：“听到你有那么一种态度，局里认为很好，也可以放心了。不过，班子的配备我们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也考虑了你的建议，决定还是调出刘世荣和胡威。另外，经过考察，张智、陈尘两人的情况确实不错，这次按你的提议进班子，我们希望你后面工作起来能更顺手些……”
仅仅三天，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我不知道这一切都缘何而起，也弄不懂如此突变究竟潜藏着什么？我困惑地看了一眼方敏，她这时把目光移向了别处。周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浮动，陆成杰在人们困惑不解的私语中做着简短的就职演说……
会是草草收场的。局领导宣布完任命后就赶回出版局了，无人对此做任何解释。对于不合常理的班子掉包，我感觉到意味不比寻常。回到办公室，坐下来，努力回顾一直以来的工作情况，感觉这绝不是局里突然改变班子任命的原因。
那么，这两天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楼道里传来不常有的大嗓门说话声，听听是刘世荣，这让我猛然想到会前他不无反常的举止，好像忽然悟到了点什么。
记得当时，袁仲一行进入会场，大家正常地打过招呼后，刘世荣开始殷勤地为几人亲自斟茶倒水，尤其让人觉得特别的是，他坐到了陆成杰的身边，一副谦恭而灿烂的表情。这不像是他听说陆成杰竞聘副局长那会儿的神态和口气了。我记忆犹新，不久前，刘世荣提到陆成杰还是一脸的不屑，贬其读大学时没人带他玩之类的，一副鄙夷的口吻。因此会前看到那一幕，我觉得有点滑稽，但没往心里去。至于胡威，他没刘世荣那么过分，由始至终面无多少表情，当听完任命后，才松了口气。这些让我意识到，此前的无声无息看来绝非风平浪静。
班子任命之后，很快我就听到消息。是老社长悄悄告诉我的，说梁正辉副局长透露，风华社班子的变更未经局党委会再度研究。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事非单纯，风华社将从此再无宁日了。
果不其然，不几日后，随着新班子分工，局面开始出现大逆转。一直无大隔膜与恩怨的人们，一夜之间竟换上另副面孔，矛头直对着我而来。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其架势似军阀割据的权力围剿战。接管了风华社的副局长陆成杰，从几天前突然受命向我表示着事非己愿的歉疚，到此时态度也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让我感到，压力来自于上方。
其后，一切便可想而知了，那些原有的项目、规划和秩序都在混乱中失去了应有的分寸……
拂不去的阴影，让我面对领奖这样一个本该心情愉悦的事，反有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滑稽感。临进京前，我一张名片没带，心想该认识的原已认识，不认识的也不急于在这一时。处在无力做事的时期，任何的想法与作为都是多余且行不通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带有太悲壮的意味，我实在是需要先龟缩起来，养护一下自己的神经了。
出发前，《出版观察》杂志邀约各地的几位老总会后小聚，因多是熟人我未推辞。但正是这次小聚，遇上了T省局的这位现任领导。
饭桌上与其对面而坐，无意的观察，感到人属40上下“处处吃香”的新生代，直接的交流不多。隔桌对坐时，心里暗觉这合了敬而远之的意味———平心而论，对官员、特别是新生代，我总有着两极的认知与感悟，不习惯贸然地交谈。不过，业内的同行相见，总免不了会谈到当今出版改革的问题。我说到一些困惑，当然在座有来有往。言谈中，“领导”话不很多，但这样的氛围也没有太多格格不入的官气，反倒有着几分随和，还不时露出点稳健的锐气。不知这样的场合是“领导”入乡随俗了，还是其本色使然。反正我对此未太过上心。一种弦外之音是我讲了句“天下原本就该男人打”，不知是否对当今缺少英雄气的官场男人有点不敬。其实，我真是希望社会的变革时期，男人能更像男人，豪迈地去做点什么。
惑 03（5）
回到自己的环境后，偶然想起言语的冒失，觉得自己心态不好。其实何必要无的放失地发无名火呢。一种道歉的心情，借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名片之由，发了一封邮件。
回过头想想，觉得自己有些可笑———难道那也叫道歉？
出于诚意，今天及时回了年轻局长大人的信。
彤非读过这最先的两篇日记，觉得林黎的心情虽算平和却也是郁结、压抑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超出了自己想象。她虽说知道林黎绝大部分的事，知道江川和她离异的不幸，知道林叔叔去世对她的打击，知道工作不顺困惑着她，但是没想到，首先“爱”与“懂”这种最抽象的东西，会让她思考“活”的意义和价值。林黎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总爱躲在自己的角落舔拭疗伤。在承受巨大压力与冲击时，她通常都是以一种善解人意的方式去理解周遭的事物并排遣自己的情绪。不抱怨，也不让人感知。但这一刻，读着这样的文字，彤非忽然有了一丝愧疚，因为，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号称能感知她的心情，可事实上却不真的知道她心中经历过怎样的一种复杂与挣扎。她有些自责，轻叹了一口气。
让她略感安慰的是，林黎总算愿意敞开心扉与自己对话了，像她所言，这是个好的开始。读出林黎的一份努力，彤非觉得，也让自己似握住了以后解开她心结的一把钥匙。
彤非不再迟疑，接下来又快速地读了两篇。
临近傍晚的时候，她对林黎说：“明天有篇稿子急着发，我今晚先回去。过后我陪你几天吧！”
林黎问：“那儿子和陈滔怎么办？”
彤非说：“他们正巴不得我不在家呢！这爷俩有得是自己的玩法，我在家还嫌碍事。”
林黎没再坚持。
惑 04（1）
昨天中午发出的mail，当晚简局长做了回复，时间23点49。
面对一个诚意接受交谈的人，我多少还是感到了意外。在给他的mail中，我谈到了良心问题，也隐隐透露了一种想法，即出版界的希望在于掌权又有愿望做事的官员身上（我不知道自己诚恳的语气中是否有着一点嘲讽的意味）。联系现实，我说到这些年来许多人为出版付出，但严格讲收效不大。究其根本，不取决于单个人怎么想、怎么做，而在一种体制。最后，又做了这样一种表达：“不过，这不是值得抱怨的地方，人重要的是能活得像自己，尽力而为吧。”———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给自己开脱或解嘲的意味，似乎不加此注解，容易令人产生怨天尤人的误解。
其实，何必要寻得一个陌生人的理解呢？也许，他第一封mail中那种不故意矜持、做作的风格，多少对我产生了一点影响吧。
少壮派局长的名字叫简志峰，字面看来带着点精干的味道。在复函中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关于出版体制问题的那种期望，而是说，谈到出版，他对我所说的有同感，以后可能会有许多话题可进行探讨。他讲了自己三年前做社长时的一种感受，说那时真刀真枪地干，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工作，不像坐在上面隔靴搔痒。我理解，他似乎感知了我心中那点阴郁的情绪，所以在给我传达着一种事在人为的讯息。不过，那个“隔靴搔痒”是不是也透露了一种无奈呢？我其实不乏对客观的这种理解力，置身“江湖”，一种庞大的体系织就的巨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哪层没有哪层需要面对的问题呢？还是他后面所说的话，对我情绪有着一种缓冲作用。他说，“关于出版的话题，我们才刚刚开始。顺便告诉你一个使人高兴的事，我们省即将成立出版集团，我有可能会去”。
说到集团，这是一个当今最为敏感和微妙的触点。多少年来经济改革的深化，始终未触及到出版领域。因为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没人可以随意介入。虽说对出版社身份的认定一直解释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但“企业”的成分只存在于自收自支，也就是说国家不负担你的生计，你要像企业一样为自己刨食、为国家纳税，不像政府机关一样享受旱涝保收的公务员待遇；而“事业”的成分，则是党的领导、国家审批的准入制度。换句话说，是有限的市场和无限的垄断。由此，前两年一些省份成立出版集团，事实上完成的是一次政府官员的权力再分配，是一种政府行为的“物理性”组阁，丝毫没有触及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体制转换的神经，不是真正意义上以资产为纽带进行的市场化重组与媾合。
集团与政府还是一回事，权与钱还在一个锅里。所以，当今存在着的集团，无一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集体弱智”现象。然而，加入WTO的事实，让客观充当了一回助推改革的外力，因为市场规则一体化的要求，对外要逐步开放图书市场，不管你是否愿意，出版业都再不能保持真空式的国家垄断了。所以，这在客观上就绷紧了做一次像样调整以求发展的弦。现在，上面加紧了这方面的调研与探索，这样，简志峰所言的“集团”才变成了一件有“高兴”成分的事。而他有可能去，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充满激情”大业的序幕将从此拉开。
我似乎感到了他心中那种男儿血性的兴奋，由此反观自己，之前的“情绪”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想到这些，心中暗暗一笑，好像受到了他一点情绪的感染，久积的闷气便随之消去许多。
我不知道我们的谈话怎么会一下就切入了这样一种主题，似乎原本该有的那些门槛，竟没有横在该设置的地方，甚至“无心插柳”的交谈，竟换来了一种语意上熟识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两天来忙的事情有点乱，主要是头绪纷繁。情感揪扯的事原已淡去，却又突然被提起；一些很外围的工作也是一筹莫展，有点麻烦。总之，严肃有余。
惑 04（2）
昨天接到顾卓的电话，他谈起了江川。自从我和江川分开后，顾卓恐怕是唯一同我俩都保持着联系的人。不过，顾卓与我似有着一种默契，那就是隔长不短打个电话，或逢年过节问候一声，但从不碰触我与江川的伤心事。然而，昨天他突然提到了这个话头，告诉我，江川现在情况不很好，生意虽然在做，但喝醉酒后就会变得很伤感。他说，近来江川一直和他谈起我，一直在问，“林黎为什么非要和我分开……”
我不知该说什么，这个太漫长的故事怎么简单面对呢？
许久，我对顾卓说：“我们之间的许多事你都知道，还需要我解释吗？”
顾卓一笑，语气中却流露着无奈：“不用。”
……
放不下的心乱，被一封来自北京商询能否两个月后借苇城召开一次全国编辑学研讨会的信函截断了。
这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全国会议想在地方开，本是一件好事。许多地方都争着主办这样的会议，因为它能带来会议本身和会议之外的一些影响，更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但会议由“学会”召集，问题就来了。众所周知，中国的行业协会或学会，不像国外属一种真正的行业权威机构。人员的构成也不同，没有像样的经济支撑。所以，我作为地方编辑学会的会长，如何调动资金给会议以支持呢？从名义上讲，我兼职的这个“机构”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既无权也无钱，在官员们心里实际上可有可无，干多了嫌你多事，干少了也没人想起，充其量作为一种“存在”的名称符号而已。这次，北京主动提议，让我觉出了两难。
回绝无疑是非理性的一种选择，倘若某一天领导们因某种因由勾起了这个话题，他会觉得你丢了他们的“脸面”，这么“大”的事不请示就敢自作主张，缺少一种“政治”敏感和规矩；而正常请示，他们又不定多烦，认为你是在没事找事———一些大的方面还等着钱用呢，你弄点不相干的事来干吗！
不过，我没有选择，请教了一下老局长闻汉声。他退休后受聘一家咨询公司做老总，但还挂着编辑学会名誉会长的头衔。再说，他也是我一直心悦诚服的领导。在他的建议下，决定通过出版协会联合给局里打报告。我心里期盼着，但愿事情能有个说得过去的结果。
今天，总算把报告呈递上去了，给北京也回了话。对北京当然是从正面意义上，讲一种程序的执行情况，同时表达一种承办的意向，这恐怕是一种必要的交代吧。
干完这件事，心里其实并不平顺。这两年苇城出版界业务气氛越来越淡，官场气氛越来越浓，和领导的沟通越来越不得要领，以致所有的事情不知该如何决断与选择，我的困惑越来越多。怎么会变成了这样，我不谙其义。只知道自己在不得已中，已放弃了对风华社发展的一种主张，放弃了关于出版市场化的一种理念，放弃了一种前瞻性的运作尝试，至于后面还将放弃什么？我不知道。
在一个最需要探讨尝试的变革时期，我不断放弃着一种置身其中的“存在与作为”的意义。我想，自己是否也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下自己，比如像面对自己的情感一样，去做一个守身如玉的旁观者呢？
想得有点烦。午休我第一次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不打算再接待任何人。多少年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喜欢社里的上上下下有事随时可以推我的门，他们也知道我从无午休的习惯，所以不分时候有事就进。有人说，到我办公室好像进出集市似的，没什么顾忌。我倒也乐不得的，毕竟是同事，尽管是上下级也不必弄出那么多的界限，办公室何需非弄得跟衙门似的？大家跟着我这些年，除了吃苦受累没得什么好。不过，今天我想静一静，近一时期来，我的苦恼其实也影响着身边的许多人，尽管我不说什么，但一件件事情难度的增加和夭折，干着事的人怎么会无所感知？
电脑上玩了几把按常规排列组合的纸牌游戏，这种最简单的换脑方式正适合我。不必太动脑子，只要注意力集中，偶尔来点大胆的切换腾挪，一般都过得去，没什么难度。但今天怪了，连续失败，索性关了程序。想想，不知做什么好，便打开邮箱，琢磨着干脆回那个简局长的邮件吧。他在mail中所说“教育出版”的话题，还值得一聊。
惑 04（3）
这两天来，他始终是有应有答。昨天说在郊区开了一整天会，没时间交流，但晚上还是发来邮件。谈到对风华这类教育出版社的看法，他说，就全国出版社系统而言，教育社是受计划保护最多、日子普遍最好过的出版社，所以，一般都缺乏开拓意识，出版理念落后，管理混乱，见不到什么好书，而自我感觉却很好。这就形成了他的一种成见，有“一竿子打一船人”的味道。但是，北京见面时，听到我的想法和情况介绍，让他有点暗暗吃惊，觉得教育社“出了个异类，想干事，能干事，有想法，有激情，甚至还有点偏激”，他说“这在教育出版社的人中，实属罕见”，这句话他用括号括着，是注解前一句的。我看着有点受刺激，心想，这个局长真够刁的，话虽不错，但还是“一竿子”打了“一船人”。不过，他提出的关于按新课程标准争取试验教材立项的事，倒是个值得说道的问题。
我写了这样的看法：各地情况不同，不必非挤独木桥不可。这件事的关键要权衡自身的实际和可能性。目前各地都在为此玩命，甚至孤注一掷。关乎各自利益嘛，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