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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干到一定的职务和年龄也就只能做一个了结。既然不想四十几岁退休赋闲，他选择了转业。从部队回来后，哥哥被分到一个不疼不痒的处级单位当了书记，与他以往的经历完全断裂开来。由此，军队大系统中那种操兵演练的技战术配合完全用不到了。然而，作为训练有素的人，他的思考方式无疑与二十数载的正规军生涯分不开。做事讲求效率与效果，对地方随处可见的扯皮和无章法的混乱，尤其是大大小小官员身上那种不求务实的文牍主义，他很是看不惯。多少次，说起一些具体事，他就忍不住要拿军队来做对比，还说地方的人“进入不了状态”。
惑 20（2）
记得一天，我们下班回家，在饭桌上又说到了这个话题。他说，当前这种状况比不成熟的市场还有害。在他看来，市场不成熟是客观必然，毕竟我们搞市场经济年头不多，但那种夸夸其谈、只会说不会做，又不深入实际的习气，却是久之成癖的恶疾。他讲到在部队的经历，说：“以往，因常年组织部队的军事演习和日常训练，我深入研究过苏、美两军的军事教程。以前我们受前苏联的影响比较大，教程都是从科目、训练要求、实施步骤一步一步地罗列开来，既繁复又不实用。即使那些从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年轻军官，说得头头是道，可一到实战演习时就抓瞎，有的甚至连涉及初中知识的简单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但在这方面，美军就不同了。他们很务实，在技战术上要求都很明确。举个简单例子，就说打坦克，他们的教程一上来就告诉你采用什么方法最便捷有效，然后才会讲到相关的技术和理论。后来在这方面，我军也做了很大改进，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提高很快。另外，在部队，各级指挥员在实施任何一个作业构想时，本级指挥员都会站在上一两级意图上考虑问题，对演习和训练的部署、安排有全局观念。但是，在地方，这方面的欠缺就太明显了。”
我边吃着饭边说：“这也好理解。毕竟部队是一个大系统，有着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传承，其出发点就是要应对危急状态。而地方不同，这里没有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在日常情况下，各级官员中的一些精明人，更多地是看着官场这个晴雨表，搞经济也是两张皮，说与做不在一个范畴里。”
哥哥感慨着：“所以，就培养出一批唯书、唯上的小官僚！”
我说：“其实，这与整个体制及用人制度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聊着这方面的话题，哥哥的视角又伸展到了更开阔的一个界面。说：“我看过一些资料，欧美大公司以及那些国家培养高官的管理学院，在案例教学方面与我军培训各级指挥员有相似之处。可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却很少见身边各级官员来深入考虑这些问题的。”
我们都对现实有着一种切身的了解，知道当下的状态是，搞研究的大凡从书本到书本，不在第一线，缺乏对复杂问题，特别是转轨时期多重矛盾交织与社会发展多重需要的整体观照。而抓经济的某些官员，又多忙于公文旅行，今天一个报告，明天一个讲话，余下的时间还要跑跑官、调调干部。这让人不能不觉出“欲说还休”的无可奈何。
哥哥最后说：“过去我总以为，我们的军队在前些年耽误得比人家落后了，回来后才发现，地方在某些方面比军队还要落后五十年！其实，市场跟战场是一样的，要是只停留在讲官话、套话上，或者还满足于自说自话，那么多少年积累下的国有资产就早晚会毁在这样一些人的手上，更不要说再去创造一些什么了。”
……
此刻，看着简志峰的长文，我觉得他的思考显出了几分扎实和功力。想到以往和他的那些交谈，心里知道这不仅仅是个眼界的问题。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同类人少有的稳健，就像他最初给过我的那个朦胧印象，让人觉出几分欣慰。
连续读了三遍他的文章，细细琢磨着文中的破解之道。凭心讲，有点超出心理预期。思考后，在两点上略存不同看法，感到他底气不足，有适可而止的让步和犹豫。便想，这是因他想得不透彻，还是心中存有某种顾忌呢？说不太准，也不愿无端揣度。
其实，设身处地地想想，要说“留有余地”，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地方省局的行业要员，毕竟不像我们，说话、写文章可以随性一些，大不了言责自负、文责自负。对官员而言，分寸感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弄得不好，很可能会成为一种“错误”或“过失”，因为影响的面不一样嘛。更有甚者，还可能会妨碍到自己的仕途。所以，通行的做法，是决不当出头的椽子。尤其处在微妙时期，若号不准高层领导的脉，那就宁可装傻子也决不轻易表态。
惑 20（3）
我想，当前出版面临的变革，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像简志峰这层地方诸侯出来响应，毕竟大势渐朗之时，真正能够左右改革快慢与成效的，是在这一层面。国家即使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如果握有权力与利益的中间层不肯接受现实，改革还是推进不了的。出版界的松动气象，其活跃度一直不及经济领域及学术界，即便是两会期间，各类思想相当活跃，业内也没见哪个省局这层的官员发表过掷地有声的“宣言”。若说某一局部也出现过一些令人兴奋的变化，但那多是默默的、来自于基层的，而非政府层面的行动。由此，简志峰的这次亮相，是否预示了一点什么呢？至少，他的勇气就该说是值得钦佩的。从整体看，他的这个东西也算有不小突破，够得上耳目一新吧。
针对建立市场为导向的出版营销体系问题，我例举了近期一份资料的内容，说近一两年内民营企业的经济贡献率将达到50％。那么，在国企数量远多于民企的情况下，说明费力很大的国企改革，无疑受固有体制惯性的干扰，让改革呈现了不彻底性，由此也减损了企业缔造的成效。那么，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能否回避得掉这种困扰，是否也有形式大于内容的担心呢？我借此说，着力点放在有关“导向”的认识层面，虽说理透彻，但有避实就虚之嫌。在这一点上，似应着眼“如何建立”的关键点吧？然后又说，股份制改造方式在我看来，“为保证出版导向不出偏差，可将出版单位进行内部剥离，仅在非编辑领域引入股份制”，这想法也不免趋于保守了。因为，若有法制前提和退出机制约束的话，导向应该可以控制。
我知道，我的话恐怕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缓和言语的过分直率，结束时，我又实心实意地说，上述想法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不必受其干扰。不管怎样，他目前的思考已让我感到一种振奋了。
惑 21（1）
2003…3…17 遏止精神疲惫症
一上班，急着落实上周安排的几件事情。
编辑学会“青年编辑案头基本技能竞赛”的事一切就绪，只有考场问题还待听局里的回话。
现在，出版大楼的办公条件越来越不足以应对一定规模的活动了，只有求助局里。照说，要是十年前大楼按基建设计盖成20层的话，今天的出版大楼不仅不会这么拥挤，也不会落后于当今城建规划的要求。但是，当时的基建却是不允许超过城市标志性建筑物百货公司的高度的，结果20层的地基只盖了10层。七八家出版社聚集在这里，再加上各个协会、质检中心、新闻单位住苇城记者站等等，特别是近年来各社人员又不断扩充，真是越来越局促不堪了。
风华社几年前就有心自己买楼改善办公条件，但出版局硬是不许，说不便管理。对这一点，谁心里都明白，管理只是为方便各社之间的互相监督，有个风吹草动，甚至是哪个社有什么福利待遇，发了什么东西，不消一天局里就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于是控制也就不在话下了。当然，穷社是不必去控制的，领导只需要听其喊穷，由此就能以均贫富的由头，更多地追索富社收益上缴的比率。如今，整栋大楼连个能容下几十人开会的会议室都没有了，我这个号称最富出版社的总编辑，也不过是挤在十几平米的地方办公，屋里还堆了不少编辑室的样书。
有意思的是，局大楼却是越来越有宾馆风范了。设施一应现代化，连自动擦鞋机都候在电梯口随时待命。局长们也每人分得一个大几十平米的办公室，隔开公务与休息区还嫌空旷。下面的人说，就是市里部长们的办公条件也达不到这般宽绰、滋润。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没什么看不惯的，若一个局都能如此，不是说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吗？问题在于出版局机关的日子是越过越好，而底下的日子却越发地艰难了。在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人，有的至今都没个像样的住房，自己又买不起商品房，连刚分去出版局没两年的小年轻们都比不了。
这些问题，在局系统内是公开的秘密，可下面却没谁能较得了真。平日里，文艺社的一帮人最能逗闷子，几个嘴比较损的，说“局里是石油大国”，大家一笑，知道下文是“富得屁股底下流油”，找乐呗。要说这也并非大家不明事理，因为假若是整个苇城的出版搞上去了，不要说出版局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再优越些也没什么不可。关键是机关就是机关，道理永远说给下面听，要求也永远是规定下面执行和遵守。所以，每次各单位老总们去局里开会，也总有忍不住会说上几句怪话的。但怪话又有什么约束力呢？考核公务员的又不是下面，相反倒是自己的小命被捏在人家的手中。我算是见怪不怪了，小人物能要求的只有自己，若能常怀恻隐之心眷顾身边的人，并做到安之若素也已经不简单了，还有什么可要求的……
我叮嘱秘书长小韩：“今天一定要把会议室的事落实，否则竞赛的通知也没法下发。我希望这件事在本月做利索了，免得四月各社忙起来会很不方便，再说后面还有中国编辑学会的事要我们全力操持。”
小韩是个麻利的人，社内一大摊杂事不拾闲儿，最近自身选题的事也忙得不可开交，外加编辑学会全是些琐碎的茬头，连我都不觉叹了口气。但是，还得追加任务。我说：“小韩，在给局里打电话时，别忘了再问一下上次报的补贴方案的事。看是否批下来了，不管钱多少总得有个着落。时间拖长了，对中国编辑学会不好交代，对咱苇城的形象也不好。”小韩答应着，满脸却写着无奈。
她走后，我接着去了总编办。主任老李见我来，抬起头问：“林黎，有事？”他是社里几个习惯对我直呼其名的人之一，多年工作的配合，对我的工作方式也很了解。
我直奔主题，问：“选题论证前的准备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他也直截了当：“各室报的情况不太理想。教材室是老样子，人家不理额外的事。教辅室说正忙前一轮选题的书稿。只有一般图书编辑室在跑策划。不过，除了张智提交了几个不错的选题外，其他的都欠成熟，主要还是市场问题的落实让编辑们压力太大。”
惑 21（2）
我知道毛病又出在老问题上了。虽说发行随新班子的调整在陆成杰的提议下，改称为营销部了，但新瓶装旧酒，无营销可谈。目前，社里从事发行的人中，恐怕没几人能搞清“营销”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何谈起色呢。编辑们策划了选题还是得自己从头做到尾，受累不说，低效率已必不可免。
要说陆成杰提出了营销的要求，那本没有错误。不过，重新接手了发行的胡威依然是老调调，对市场的建立毫无兴趣。发行科的业务员在经历了短时内两度换将的折腾之后，对发什么书也已不太关心了。干什么不是混口饭吃，能舒舒服服又何必找罪受？他们觉得，只要钱不少拿，应付着就行了，管你是系统发行一条道儿跑到黑，还是想要建立市场渠道！只有个别人碍着和编辑的私人交情，在求到时有限地给“帮个忙”。
如此现状，想来有点悲哀。偏偏还有不伦不类的事情上演，每当论及产品与市场谁为主导时，就有人插上一杠子，高喊着论证选题发行要有“一票否决权”。谁都知道，一线市场营销人员是最具发言权的，可你也得真在市场中滚啊？既缺认知又能力低下，还谈“一票否决”，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可怪就怪在，不入市场又少看书的人，还能满嘴新词、趸来就用，这难道不滑稽吗？
看着“企业战略”退位后形成的进退两难局面，明知道无力回天，可面对颓势，我还是忍不住对老李说：“你再敦促一下吧。按月底前论证，让各室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周告诉大家多出去跑跑。”
老李无言，去布置了。
我回到办公室后，想想又抄起了电话，召集文编、版权等相关科室开个小会。
几分钟后，做一般书的编辑们都聚集在小会议室了。我开门见山：“目前的图书策划，我知道大家遇上了市场的坎。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背水一战有背水一战的好处，这个时候，没有退路也就只能一往无前。在座的都清楚，书的品牌决定着社的品牌。我知道大家看到了这一层，所以不忍轻易丢弃这几年培植起来的作者队伍和图书意识。那么，我希望你们以室为单位，在内部做一下分工，通过合理搭配，来组织一个小团队的合力。”
大家静静地听着，对于“团队合力”他们都不陌生。几年来我曾反复运用这一战术，克服风华社个人实力不足的短儿，实现整体推进，大家在水涨船高中也都尝到了甜头。只是近一时期，刘、胡大喊分配不公，致使陆成杰以为这些年风华社依旧在吃落后的“大锅饭”，于是几次强调要各项指标考核到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样一来，内部才开始乱了方寸，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任务指标挣命，殊不知教材教辅吃的是计划的饭，部门内按科目分工，个人有个人的吃食；而纯粹按市场需要策划的一般图书，则丧失了任何依托。因此，原本能体现出业绩的个人能力，便长的不长，短的更短了。
我沿着刚才的话头，就新编辑不知从哪入手，对市场摸不着头绪的问题，要求张智、陈尘两个室主任多带带大家。而且，特别强调要陈尘的信息室多利用信息资源优势，为大家提供一些支持。我还把张智最近对几个选题运作的方法也介绍给了大家。比如，他带着自己最初的选题想法征求几大发行所的意见，然后再与作者进行磋商；他与几大网站建立联系，寻求多种合作方式；他与发行商接触，探讨最初市场印数与主辅两个渠道运作的具体问题，等等。
我说：“开了头就总会有收获的。大家不要自乱阵脚。另外，我们没必要为社内暂时出现的混乱，整天愁眉苦脸的，因为抱怨解决不了眼前遇到的现实矛盾。我要大家记住，困难的时候，相信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各室回去后，先好好把手头的事捋一下，整体地安排好。再有，就是操作中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及时找我，咱们力争把选题做扎实了。”
……
散会后，我又把张智、陈尘留了一下，对这两个得力的手下再做嘱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俩回去后，要抓紧安排和协调。”
惑 21（3）
陈尘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儿，蹦出了一句：“咱费那么大劲冤不冤啊！何不来个顺水推舟，给他们一个自作孽的机会？”
“你给我打住，还贫呐！”我顺势拿笔指点着他，而后又正经地说：“我们这样做，又不是为和谁斗气，有那个必要吗！当然，我知道你们是心里不服。策划了半天的选题，要么被某人一句话给否了，要么是征求发行意见，他们一张嘴只有两三千的印数，而出让给别的社，首印都是两三万，所以你们也寒心了。不过，天底下哪有不费劲就吃得的好饭？红军当年还要冲破重重围堵跋涉万水千山呢，咱这才哪到哪啊。当然我清楚，你俩若另谋高就，谁都不会没自己理想的去处。但是，你们现在不还没走吗，那就别给我动不沾边的心思。我还要说，作为骨干，作为核心，你们和我还都得有点韧劲。有的时候，苦难撑一下也就过去了，你俩首先别给我带什么情绪。”
张智苦笑着：“呵呵，我们不一直在做着吗。”
陈尘这时接过话头调侃道：“林总，我怎么觉着天下劳苦大众的责任都在我们肩上了，挺悲壮的！”
我笑了，多年的部下就是有默契，不管表现的方式有多不同，其实都算得上是汉子，关键时刻总能派上用场。我们又具体商量了一下如何落实设想和安排的方案，然后让他们回各自的编辑室去了。
午饭前，我给赵一帆拨通了电话。上次北京见面之后，我还是第一次跟他联系，考虑他离京后还有地方的会在等着他，所以心想他计划的事不会那么快动手。
“喂，林黎，你好吗？”赵一帆抢先问候道。
“市长阁下，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快。我还担心你在开会或是和什么人谈事情，生怕不是时候打扰了你呢。我还好。怎么样，你忙坏了吧？”听到他激昂的声音我还是有些受传染，声调也轻快起来。
“忙。不过，我上次跟你提到的事也同时在做着。这不，刚才还在谈第一轮拿出的推荐书目，我打算近期再请北京的几位专家把把关，然后与教育部联系。我希望这事能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其后我还打算借助媒体把我们的主张和理念推广出去。上次你提到，这么大工程应该借助外力的支持，回来后想想，我觉得有道理。前几天我联系了几个海外侨商，谈及此事时他们都颇有兴趣，我想，达成确切意向后，做起事来压力就会小多了。”他直切主题一口气说了我最关心的事，随后转而问道：“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最近不少家出版社听到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找我，都想介入进来呢。”
我也开诚布公，说了汇报的事，说在等局里对报告的批示。
赵一帆说：“林黎，我也劝你一句，我知道你做事很执著，不到最后决不轻言放弃。但是，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它不仅仅是一个事情的问题。不管怎样，你放心，我会把一个机会留给你。但若真做不了，我希望你也能坦然接受，别太别扭。”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赵一帆这番朋友般的劝慰，心里其实有着说不出的郁闷。但是，却还在想着，要做最大限度的一次争取。
撂了电话后，令我掉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