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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在于整体战略方向错误，所以战术细节根本不能起到作用。两队交锋，积分落后的一方必须主动进攻方可赢来生机，这是最普通的战略常识。最后这一场关键的比赛既然只有赢球方可出线，此时不拼，更待何时？但积分落后的中国队反而拟定了防守反击战略，希望对手在进攻中出错，自己好乘机进球。结果对手没有出错，倒是中国队员白白浪费了90分钟的上场时间，难得有几次去射门。指望这样的错误战略，战术细化又有何用？又岂有不败之理？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1）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离间计”、“八卦阵”等。他在战争中使用的计策可谓花样繁多，推陈出新。这些富有创意的计策也拥有一定的杀伤力，比如诛王双、射张颌、退仲达等。但是孔明的创意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自己失败的命运。因为他的战略大方向是错误的，战术上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救战略上的失败。
中国人向来崇拜那些足智多谋的人，同时也虚构了许多足智多谋的人物。除了诸葛亮这个人物以外，人们还塑造了徐茂公、吴用、刘伯温这样的智慧形象。据说这些人都是军事上的点子大王，往往能在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我们所塑造的这些人物，有着很大得夸张成分。徐茂公在军事上的成就远不如唐朝大将李靖，刘伯温则更是徒有虚名。据考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对付那些功高盖主的将领，真正能征善战、能谋善断的人才都给他除掉了。后来在竖立英雄典型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能说得过去的将领了，便只好让刘伯温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普通文官来充数。
至于《水浒》中吴用这个形象，无论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点子，都不能改变他成为宋江陪葬品的事实。按说吴用与宋江关系密切，对宋江欲投靠朝廷的想法早该清楚，可他却没有认识到接受诏安就是去送死。吴用在战争中为宋江出了不少主意，但他这个“点子大王”却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到头来不得不面对失败而悬梁自尽。
总而言之，战争绝对不是靠点子大王赢得的。拿朱元璋来说，若不是采纳了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是绝对不会夺取天下的。民间评书中塑造了一个“点子大王”刘伯温的形象，也正说明中国人缺乏战略性思考。
前些年中国出过一个叫何阳的“点子大王”，以及很多拍脑门帮企业想点子的人，但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却不闻不问，实际上他们也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他们出的点子其实都很简单，比如，在卖不出去的手帕上印交通图，提高手帕的附加值；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就用糯米做调料包，好处是不用撕，一冲就化而且还能食用。企业刚开始还觉着新鲜，不断有人请他们做报告，向他们问点子。到后来企业回过味来，感觉这些点子也没什么了不起，比如手帕上印交通图，那该用多大一块布才能看清呀？再比如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的问题，留个锯齿状的小口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何必要用糯米去增加产品的成本。与此同时，企业家们还发现，当经营战略有问题的时候，再好的点子也白搭。所以点子大王们越来越受人冷落了。后来，何阳因涉嫌诈骗宁夏酸妞饮料公司的广告款，被宁夏公安局抓捕了。据说宁夏的公安人员也很有点子，他们冒充客户约何阳在西安见面，何阳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
点子大王何阳的被捕，并不说明中国人从此就改掉了拍脑门决策的毛病。点子大王们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把点子改称为创意。他们的缺点依然是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
在某些企业培训的教材中，曾经把“将梳子卖给和尚”的能力，视为考核销售人员的主要指标之一。有些企业家天真地认为，只要聘请一些善于花言巧语的销售天才，就能将自家的劣质产品销售出去。
若想把梳子卖给和尚，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很多营销人员便发扬“点子大王”的才能，有的建议和尚把梳子当作礼品赠送给香客；有的建议和尚用梳子按摩头皮；还有的建议用梳子挠痒痒。看起来，这些人似乎真的很有点子，简直可以把黑的说白了，把死的说活了。
然而真正有才华的营销人员是不屑于解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在没有前途的产品上。他们甚至认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营销高手的侮辱。
笔者曾经在58位不同企业的销售人员中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题的内容是：你怎样看待“将梳子卖给和尚”的销售理念？以下是笔者给出的选择：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2）
（1）绝对信奉这一理念，而且全力摸索如何“将梳子卖给和尚”的技巧。
（2）努力做到“将梳子卖给和尚”，也要留意更需要梳子的有头发的消费者。
（3）最好是把梳子卖给有头发的客户，万不得已才尝试“把梳子卖给和尚”。
（4）决不把心思放在“将梳子卖给和尚”，全力以赴寻找最需要梳子的客户。
在填写问卷的调查对象之中，有4人选择了第（1）项，有8人选择了第（2）项，有19人选择了第（3）项，17人选择了第（4）项。
笔者发现，选择第（1）项的4人都是刚进公司不到半年的新员工，他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都刚刚接受过一次洗脑式的销售培训，显然对市场的艰难程度还没有做好准备。选择了（3）、（4）项的大都是拥有三年以上销售经验的员工，他们深知：‘将梳子卖给和尚’只是一种投机取巧，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在一次销售经验交流会上，大部分销售经理都认为：最好的销售人员应该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优秀销售人员的极大浪费。还有人指出：“如果连女性都不认同这种梳子了，说明这样的梳子不值得去卖。聪明的销售人员应该立刻跳槽，去卖那些更有市场前景的梳子。”
“将梳子卖给和尚”是一种“重技巧，重点子，重创意，而忽视发展战略”的营销理念，也是普遍存在于企业界的认识误区。长期坚持这样的观点，必然会“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诸葛亮就是这样，明知道自己的梳子不行，还偏要挖空心思把梳子卖给和尚，却不在改进产品上下功夫。也许有些和尚买了诸葛亮的几把梳子，但这丝毫不能阻挡诸葛亮的梳子厂关门倒闭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
诸葛亮的战略固执，有着其文化背景的因素。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原本就是运行在一个固执的方向上。好比一条直线，刚开始时还基本处于跑道上，但越向前延伸就越偏离正道。
诸葛亮在起跑的时候，也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但由于他固执地坚持“隆中对”时制定的战略，结果越到后来，就越走向失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确值得我们骄傲。但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固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牢牢占据了主流思想阵地，“百家争鸣”的景象从此未再出现。
在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之下，文化人只能在细节上小功夫，于是便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文人墨客们流连于风花雪月之中，他们咏山、咏水、咏妓女，就连许多著名的官吏，也醉心于儿女情长的文字之中。难怪自汉朝以后，中国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政论文章，也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哲学思想。
长期的文化固执，塑造了中国人固执的思维模式。身处这样一个文化背境之下，诸葛亮身上的军事战略固执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篇急功近利酿恶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1）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寻访诸葛亮，正巧遇到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认为世道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当时正值由治世进入乱世，再次进入治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凭刘备的实力，做乱世英雄还行，但要一统江山则操之过急。即使刘备有诸葛亮辅佐，也不可能“斡旋天地，补缀乾坤”，若要强行出击，则必将受到世道规律的惩罚。
然而，孔明毕竟自视甚高，岂能把“天道”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他总是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结果他的努力只是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最主要表现在北伐中原上。蜀军在夷陵之战惨败给东吴后，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原本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但诸葛亮却在刚刚平定完南蛮人叛乱不久就选择了北伐，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冒进。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前，曾有太史谯周反对，谯周认为北方旺气正盛，难以攻克。但诸葛亮认为天道变易无常，所以人不应该拘泥于天道。后来诸葛亮的六次北伐均告失败，而且自己还丢掉了性命。这不能不说是急功近利之下违背天道所酿成的恶果。
对于诸葛亮的失败，陈寿在《三国之》中有很深刻的评价：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境，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韬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易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在陈寿看来，诸葛亮虽有一统山河的抱负，但却不具有攻城略地的军事才能，加上敌强我弱，所以诸葛亮无法攻破曹魏政权。可诸葛亮却不断兴兵动武，攻打曹魏，这是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征。
蜀、魏相比，众寡悬殊。蜀国若想以弱胜强，除非实现以下条件：
一、曹魏政权走向腐败，国力衰退，且民心思变。
二、蜀汉政权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人才充足，人民渴望恢复汉室。
从当时天下格局看，以上两个条件并不具备。尽管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据说，在诸葛亮的整治下，蜀汉地区出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政权相抗衡。
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北方大部分土地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采用屯田制，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盐铁业，使全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曹丕在位期间，主动施展仁政，对鳏寡孤独及贫困不能自立者赐谷，遇灾害时期，则下令官府开仓放赈；全国上下奉孔尊儒，加强王化教育，维护政治稳定；同时曹魏对外继续采用扶和之策，开通丝绸之路，与西域通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在曹睿继位以后，更加显现出沉毅果敢，善用人才的品性。为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曹睿亲自到田间耕种示范；为减轻农民负担，他下令免去贫困者的赋税。在军事方面，曹睿放手让司马懿去抵御诸葛亮。为了减轻司马懿的负担，他命令司马懿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去抵御东吴的进犯，一举打败东吴军队，彻底瓦解了吴蜀的联合行动。
从曹操、曹丕，再到曹睿，曹魏政权不断稳固，且全国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军队中人才辈出，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样的政权，岂能幻想一击而摧垮之？然而，诸葛亮却低估了曹魏政权的实力，以为靠自己的智谋就能摧毁敌人。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2）
很显然，诸葛亮对北伐中原的困难估计不足，每每欲一战而决胜负，却每每因意想不到的难题而功亏一篑。要么是手下将领违背调度而招致失败，要么是自己身体欠佳无法继续再战，要么是粮草用尽而军无斗志。这些问题不予以解决，若想战胜曹魏军队谈何容易？
诸葛亮屡次北伐均告失败，粮草不济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每次都不能带够必需的粮草，非要等粮草出问题而使北伐中途夭折？这是因为：一来他对战事的持久性估计不足，总想速战速决；二来蜀道难，运送粮草较为不易；三来他也对劫取魏军粮草抱有幻想。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诸葛亮屡次栽在了粮草问题上。基本上每逢国内庄稼大熟，诸葛亮便会兴兵动武，每遇粮草耗尽便行撤兵。偶尔劫取敌军粮草，也只是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与诸葛亮每逢大熟便出兵相比，曹魏政权却年年在减轻贫困者的赋税。很显然，蜀汉地地区人民的负担要远远重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人口。蜀国人民生产的那点粮食都被诸葛亮用在打仗上了，魏国则有充足的粮食为灾民开仓放赈。由于蜀汉地区人民常常面有菜色，使得诸葛亮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困难，做蜀军的征粮官成了一份不容易的差事，李严便是在征粮工作的重压之下而编造谎言让诸葛亮撤军的。
假如诸葛亮没有在北伐的问题上操之过急，而是采用稳健策略，先建设好自己的汉中根据地，让蜀汉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至少能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并积极进行人才储备，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耐心地等待天时的变化。或许他还有机会实现自己一统山河的理想。只可惜，由于他一直没有改掉急功近利的毛病，蜀汉政权的根据地不仅没怎么增加，国力却被损耗殆尽了。更糟糕的是，诸葛亮还把自己的生命也提前透支掉了。所以，他没能等到曹魏政权与司马氏家族斗争的最高潮阶段，从而也失去了克敌制胜的最佳时机。
急功近利是民族特性吗？
历史上中国人有很多次吃过急功近利的亏，但每次吃亏都没有让我们长记性。我们仍然还是在不断地急功近利着。
宋朝王安石变法，由于追求改革的速度，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抗，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明代李自成起义，急攻北京，得手后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全军上下贪恋京城浮华生活，结果使明将吴三桂有了勾结满人的机会。面对清兵入关，起义军无法有效抵抗，很快便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打下南京后也是急于享受胜利成果。于是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开始体会当“国君”的滋味。然而，太平军此时根本不具备建国的势力。过早建都，必然引来各地清兵的围攻，甚至连地方乡勇团练，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进攻太平军。面对中外军事力量的联合进攻，太平军起义宣告失败。
大跃进时代，为了超英赶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我们却被三年自然灾害弄伤了元气。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1）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诸葛亮的影子犹如隐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那么操之过急。
中国人目前似乎最着急的就是赚钱，但越是着急，就越是赚不到钱，即使赚到了，也不能长久。长期的急功近利，造就了很多隔天就会完蛋的暴发户，也造就了很多耀眼而短命的所谓“明星企业”。
河北的旭日升集团，自1993年起率先推出了旭日升“冰茶”，由于这种饮料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宠爱。当年，旭日升集团便获得了数百万元的市场回报。为了扩大发展规模，公司先后在全国建立了48个营销公司和200多个营销分公司。到2000年，旭日升总产量达到了103。6万吨，在中国大陆饮品行业十强中位居第二。
然而在高度发展的同时，旭日升集团管理根基薄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可以说，这个企业的成功多少靠了几分运气，很多人买“冰茶”，是冲着这个产品名称去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从而诱发人的购买欲望。可当更多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类似产品的时候，旭日升的好日子便到头了。很显然，旭日升集团在过去产品畅销的时候只顾着埋头扩大生产，增加销售网点，却忽视了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以，面对着像娃哈哈、可口可乐这些企业的进攻，旭日升很块便招架不住了，而且是全线溃败。最终成了债台高筑的亏损大户。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各类新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很容易在中国立足。即使是匆匆上马的生产线，往往也能在头几年就大赚其钱。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根本顾不上自主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只是直接引进国外全套技术，或干脆以贴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很多粗放式经营且善打“价格战”的中国企业，也导致中国企业一直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因而总是受制于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欧美日韩企业。
以手行业为例。1999年约30家国内企业向信息产业部及国家计委申请手机生产，结果东信、中兴、厦华、海尔、TCL、康佳、科健、南方高科、波导这9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到200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突破了30％，2003年则一举跃至60％。再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四家外国手机企业，其1999年的国内市场份额为84％，2003年变成了24％。至此，洋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了。
然而，就在国内手机企业纷纷弹冠相庆之时，危机悄悄来临了。一方面，洋巨头们正积极考虑向国内GSM制式终端供应商征收专利费的问题，使得国内手机企业顾虑重重，不得不分心去考虑是否要将利润中更多的一部分拱手相让给这些专利厂商。另一方面，外国手机企业已经摸透了国产手机企业赖以成功的招数：不外乎是国产手机能够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在款式、价格上较有竞争力；另外国产手机采取了端对端的合作方式，实行了销售渠道的变革。当这两大成功秘诀被外国企业看破后，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的格局变化。外国企业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