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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用了麦肯锡的实达，与错用的诸葛亮的刘备一样，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实达改革失败3年之后，其集团总裁叶龙与麦肯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北京分公司经理潘望博和董事吴亦兵曾共同约见媒体记者，公开宣称：实达巨亏，并被ＳＴ，与麦肯锡甚至与叶龙都无关。
叶龙说麦肯锡的方案绝对是好方案，可惜他自己当年有些操之过急，把本应花１年时间做的事放在３个月内就完成，显然不太可能。叶龙还为自己辩解：虽然麦肯锡方案在实达的集团层面最终没有全面推行，但这并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因为通过这场变革，各个子公司都已经树立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意识。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推卸责任，其北京分公司董事吴亦兵表示：“客户并不是病人，麦肯锡也不是医生，而更像是教练。”后来便有记者撰文质疑：教练训练的球员比赛时惨败球场，难道他就不该负任何责任吗？
就在国内企业家纷纷把麦肯锡供为“神仙”的时候，网上却开始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麦肯锡的笑话：
有一个老头，正在草地上放羊，忽然走来一个年轻人，年经人走到老头面前说：老先生，我可以为您服务，我将告诉您，您的这群羊有几头，作为酬劳您需要给我一头羊。老头还未作答，年轻人就开始了工作，年轻人用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链接上NASA的内部网，调动低轨道卫星，把卫星遥感成像的图片再通过软件分析，数十分钟后，年轻人再次走到老头面前：老先生，您的羊群共有763头。说完后他抱起一只羊就要走。
老头这时叫住了年轻人：“年轻人，如果我能猜出你就职的公司，你可不可以把酬劳还给我？”“可以。”年轻人答。“你是麦肯锡公司的。”老头说。年轻人很惊讶：“您怎么知道？”老头笑了：“因为你具有该公司咨询人员的所有特点啊，第一。你不请自来。第二。你告诉我的分析结果是我本就知道的。第三。你抱走的不是羊，而是我的牧羊犬。”
当年的诸葛亮如同现在的麦肯锡一样精明，只不过当年的刘备却不及放羊老头那样明白。所以，刘备的“羊群”最终被诸葛亮搞散了。
谁来考核“外来的和尚”？
诸葛亮仅凭“隆中对”中的一席煽情话语，就得到了刘备的重用，自然引起了关羽、张飞的不满。《三国演义》编造了“火烧博望坡”的故事，让诸葛亮一出山就镇服了关张二人。实际上在后来的征战中，这二人也从来没有服气过诸葛亮这个“外来和尚”。所以有后人曾经怀疑，诸葛亮是为了除掉关羽这个“刺头”而故意不发兵援助荆州。按下这一历史悬案不说，我们先来谈一谈考核“外来和尚”的问题。
很明显，刘备对诸葛亮的任用缺乏必要的前期考察，也缺乏后续的绩效考核。客观评价诸葛亮，除了奔赴江东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但刘备却给了诸葛亮丞相兼军师的职位。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重大失误。
为了掩盖用人方面的失误，刘备不得不为诸葛亮护短。在诸葛亮违背盟约而“三气周瑜”的过程中，刘备是诸葛亮的坚强后盾。当荆州因诸葛亮的战略失误而丢失且关羽英勇就义的时候，刘备也没有指责诸葛亮，听凭诸葛亮把荆州之失归罪在关羽的“刚而自矜”上。实际上，刘备是心里有苦说不出。毕竟“三顾茅庐”的故事已被传为佳话，刘备即使心里已经清楚诸葛亮有问题，也不能马上就处罚诸葛亮，否则会被世人笑话自己的眼光问题。所以刘备必须亲征东吴，用一场胜利来向孔明暗示：其实我比你更强。然后再暗暗削弱诸葛亮的权利。然而，刘备东征还是以惨败而告终了。此时再想动诸葛亮已经来不及，于是刘备不得不顺水推舟，上演“白帝托孤”的一幕。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的现状：海龟派人才异常走俏，颇有点孔明遇到了刘备的样子。各单位往往不假思索就对海龟派委之以重任，而对于本土人才，则以相当苛刻的条件进行约束。不论是在公司CEO，还是在学术带头人的位子上，均充斥着大量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海龟派。而那些劳苦功高的本土派人才，则被排挤到了无法舒展的地带。
外来人才和本土人才在获取同一职位时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很多用人单位都对外来人才放宽了限制。比如，外来人才不用去考政治课程就可以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院长等职，而政治课程却要伴随本土人才一生，本土人才上大学要考政治课，读硕士要考政治课，评职称要考政治课。这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那些从来没有上过政治课的海龟派要具备更高的政治可靠度，而那些从小到大就不离马列教材的本土人才反倒很让人放心不下了？若真是这样，开设政治课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曾对“外来和尚会念经”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本地和尚”可能更会念好经。
萧灼基说：“我这个人被当作‘外来和尚’。有一次我到某地去讲课，那里有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和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的学问比我大，但出头的机会不多。其实‘本地和尚’才念好经。为什么？因为‘本地和尚’最知道念什么经。‘外来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本人没有关系；‘本地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的家庭、个人利益关系非常密切，他会更认真地考虑念经产生的后果。况且，‘外来和尚’再好也不可能全都请来，‘外来和尚’是个体，按照历史唯物论观点，群众力量超过个人力量，还是让‘本地和尚’念经好。”
萧灼基举了一个例子：国际上有个很有名的投资咨询公司，它常给中国企业做策划，少则收费几十万美元，多则收费几百万美元。有一次国内一家大公司请它来做战略方案，后来请萧灼基去评估。这家国外的咨询公司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华人，他们讲战略规范、原则、案例，还有本企业情况，事实上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企业送给他们、再由他们归纳出来的。那一家国内大公司花了７０万美元，但国内咨询公司只收７０万元人民币就能做得很好。萧灼基说：“不要迷信高薪聘请的外国人，外国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但管理方面不比我们强多少。”
第十三篇毛泽东看透了诸葛亮
毛泽东评点诸葛亮的败因
毛泽东在召开会议时喜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的智慧。
在那个人们对诸葛亮敬若神灵的时代，毛泽东能将诸葛亮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体现了一位军事家足够的智慧。当人们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并且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候，毛泽东心中已经非常明白：诸葛亮之败怨不得天时，怨只怨诸葛亮自己还不够聪明。
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论赤壁之战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华容道”等故事情节，使得诸葛亮几乎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而实际上，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应该非周瑜莫属。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刘备、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评点“失街亭”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结果被曹魏大将张颌所破，导致街亭这一重要关口失陷敌军之手。诸葛亮不得不败退汉中，演出一幕“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历代评书、戏剧在表现“失街亭”事件时，都把重点放在马谡如何违背调度，以及诸葛亮如何执法严明之上。毛泽东对此则有独到的见解，他评论到：“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在毛泽东看来，街亭能否固守，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如此重大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去执行？而且即使派人去防守街亭，也应该不断派军去增援，假如街亭危急，甚至诸葛亮本人也应该前去亲自指挥，与敌军展开大决战。
毛泽东评价曹操
尽管在传统戏剧和小说中曹操一直是个“反派人物”，但毛泽东对曹操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听到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他马上反驳说：“屁话！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毛泽东评价司马懿
由于《三国演义》中编造了许多诸葛亮打败司马懿的故事，使得后人多以为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很多人假设，若不是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终归会被诸葛亮灭掉的。毛泽东对此则有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过，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1）
诸葛亮与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失败的军事家，后者是成功的军事家；前者是被神话的军事家，后者则是真正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的确很爱看《三国演义》，但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早已经超过了魏蜀吴三国中的任何一位军事家，更不消说那个失败的诸葛亮了。
毛泽东从诸葛亮那里得到的大多是反面教训，所以他采用的是和诸葛亮全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以下是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的比较：
比较之一：群众基础不同
毛泽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把军队建成是人民的子弟兵。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敌人则总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争相推车挑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捐助人民志愿军。这一切都说明，“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军事胜利的保障。
而诸葛亮只注重刘氏政权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匡复汉室”，不惜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所以他无法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魏属领地的群众并不因为蜀军代表汉室利益就夹道欢迎诸葛亮，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要远远强于对恢复汉室的幻想。在司马懿坚壁清野的策略面下，诸葛亮无法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每因粮草不济而败退汉中。多年征战造成蜀国国力严重衰退，在诸葛亮死后不久，蜀国便从此一蹶不振了。
比较之二：决策机制不同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结晶。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这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思维的缺陷。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决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生涯中，则是很好地执行了民主集中制。
1947年冬季，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他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次整军运动到1948年夏季结束。在具体的军事战役中，毛泽东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作出最后的决策。1948年1月，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即3个纵队3月下旬渡过长江进行发展。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粟裕认识到3月下旬渡江并不是最好的行动，于是他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仍在内线作战，以争取战局之最有利发展。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急召陈毅、粟裕到中央，并于4月30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方案。会议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的任务目前不是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这次对重大抉择做出的变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对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的决策机制完全是靠个人智谋，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问题。诸葛亮用兵不愿意和人商量，将士们出征前往往都是一头雾水，非要等到关键时刻打开诸葛亮赠送的锦囊才能悟出诸葛亮的真实用意。这似乎很能体现诸葛亮处处高人一筹的才智。但是却不利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虽然诸葛亮有时也会接受别人的献策，但他从不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用兵方案。往往是只有他认为方案不错，也根本不会让更多的人来论证，而是自己就进行决策了。
比较至三：军事原则不同
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是以效率为核心的，而诸葛亮的作战方案往往追求表面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是以谨慎、高效为核心的。这样可以保证解放军的每一次战役都建立在有针对性的目标之上，而且还有助于军队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2）
从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国民党的48座县城。算下来解放军净丢失105座城市。如果只看城池的得失，你会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占了便宜，而且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透过城池易手的表面，却是另一种力量变化的对比：这段时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
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顺便把魏地三城的军民赶到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但诸葛亮却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比较之四：对待根据地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重视根据地的发展，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他也会主动放弃根据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1个团发展到1个师两个团，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
在此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毛泽东并没有死守根据地，而是出动出击，深入敌后，攻击敌人其他城镇。在此过程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多次失而复得，而且红军还不断扩大战果，开辟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和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后来，赣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