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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用了佛学这个比例来说明《大学》的“大学之道”。那么，明明德是自觉，亲民是觉他。止于至善便是觉行圆满而得道成圣了！这样一来，恰恰如道家的列子所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是不是如此呢！大家再去想想看，再做研究吧！
了解了前面所讲的理念之后，就可以明白这四句纲要的下文，所谓知、止、定、静、安、虑、得七个层次的学问修养次序，完全是衔接上文四句的注脚。不然，读了半天《大学》，好像在看教条式的条文，联贯不起来。就如说。“知止而后有定”到最后一句的“虑而后能得”，它究竟得个什么呢？
如果我们照前面所讲的理念，那就可以明白“虑而后能得”，便是得到明德之目的了。不然，这个“明明德”，也不知道从怎样明起？当然，既能达到明德的境地，那就真能达成“大学之道”这个道的境界。
这样便可能了解从汉、魏以后，儒家、佛（释）家、道家，把各个自家修行的成果，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用语，统统叫做“得道”。其实，得道这个名称，也就是从《大学》“虑而后能得”这个理念而来的。由此演变，到了唐、宋以后，佛家的禅宗普及流行，大致标榜禅以“明心见性”而得道。道家也相随而来，标榜以“修心炼性”而得道。儒家的理学们，当然不甘落后，也自标榜以“存心养性”而得道。你们看看，曾子这一句“虑而后能得”的内涵，是多么隽永有味啊！
同时，禅宗把得道叫“开悟”，真正开悟了才是明白佛学的理念，也有叫做“明觉”的说法，这明觉或觉明，与明得和得道，都只在名词的表达现象上，依稀恍惚，仅有轻云薄雾，忽隐忽现的界别而已。解脱这些“名相”的束缚，就并不无多大差别了。
讲到这里，本来就要接着研究由“知止”到“虑而后能得”这一段的求证学问。但是，从南宋以来，因程、朱章句之学对中国文化七八百年来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也不能不加重视，先来探讨，这样也是对先辈学者的尊敬态度，不能随随便便就一律抹煞。现在且看朱子（熹）的章句：
程子曰：亲当作新。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段文字，它的思想，后来影响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使汉唐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受到障碍，严重的说，中华民族国家的积弱成性，也是由此种因。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大喊打倒孔家店，实在不是胡闹。其实，孔家老店，倒还货真价实，只是从南宋以后，这一班宋儒学家们，加入了孔家店，喧宾夺主，改变了孔家店原来的产品，掺入的冒牌太多。尤其以程、朱之说，更为明显。
“亲民”改作“新民”！
第一，先说朱子冒用其师程颐的意见，非常大胆地将古《大学》首列的“在亲民”一句，硬要说，程子曰：“亲”当作“新”。这真叫做作造反有理，这不是明明白涂改文书，等于秦桧加在岳飞身上的判决“莫须有”吗？
因为把亲民的亲，当作“新”字来解释，他可非常有力地把后文“苟日新，日日新”来证明自已涂改有理。因此，他便可以大谈静坐观心，畅论心性微言妙论的教化，认为人人如此，才是学问，才能革新改过，才算是个新人（民）。
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政策，常常要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
擅自改编《大学》次序
朱子不但如此，又将原文《大学》的文章，运用他自已的观点，重新改编次序，分为十章。因此，在南宋以后的《大学》、《中庸》，便有“右一章”、“右十章”的注释。当我在童年时候，一般同学们读书读得疲劳了，便大喊，啊哟！妈哟，我现在又读到“发昏”第一章啊！
这便是由南宋以后到清末民初，读书人为考功名，不得不永远墨守成规，以程、朱“章句”之学为准则。但当朱子在世的当时，当权派提出反对程、朱之学的大有人在。只可惜他们在历史上的“政治品格”太差，不但在当时起不了作用，就在后世，大家也绝口不提他们。你说是谁，就是南宋的秦桧（反对程颐）、韩侂胄（反对朱熹）。他们指摘程、朱是伪学，要求禁止。如果排除了历史上奸臣的罪名，就学术而言，恐怕也未可厚非。
倘使在北宋时期，有如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在位，恐怕朱子之说，必遭批驳。当时，如王安石的经学造旨，未必不及朱熹，甚至，宋神宗神明令规定考试经义，都以王安石的注解为标准，结果也遭到反对，所以，王安石的注解，未能流传后世。
以此为例，朱子岂非是时代的幸运者？这正如曾国藩晚年所说：“不信书，信运气。”宋、元以后，程、朱之学大行其道，并非朱子自已，实为当政的领导者——帝王们，想靠它牢笼天下之士，为其所用，并且要乖乖听话，不敢违背先儒，更不敢违背君父，如此而已。
一字之差的故事
讲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禅宗的公案（故事），颇有类同之处，不妨讲给大家轻松一下。当在盛唐的时期，禅宗大行其道。百丈禅师在江西的百丈山，开堂说法，座下学僧听众不下千人。在听众中，有一个白发老翁，天天都来，而且都是最后离开。长期如此，引起百丈禅师的注意。有一天，百丈说法完毕，大家都散去，这个才能老翁还没有走。百丈禅师就特别过来问他，你为什么每次都迟迟不忍去，应该是别有问题吧？老翁听了就说：“我正有一个重大的疑问，请师代我解脱。”
百丈就说：“你问吧：”老翁说：“我在五百生以前，也是一个讲佛法的法师。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就答他说：‘不落因果。’因此果报，堕落变成野狐的身命，不得解脱。请问大师，我究竟错在那里？
百丈禅师听完了，便说，：“你再问我吧！那老翁就照旧重复原句向百丈禅师请教。百丈就很严肃地大声回答说：“不昧因果。”这个老翁听了这话，就很高兴地跪下来拜谢说：”我得解脱了。明天，请老和尚（指百丈禅师）慈悲，到后山山洞里，为我火化这个身体。但希望您老人家不要把我当作异类（畜生），请你还是把我当五百生前一样，用一个出家人的礼仪，烧化我吧！
百丈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百丈穿起正式僧服的袈裟，告示大众，跟我到后山烧化一位亡僧呢！大家听了很奇怪，因为近日内，都没有哪个出家同学死亡，怎么老和尚要大家去送一位亡僧呢！结果，到了后山，在一个山洞里，百丈去拖出一只死去的狐狸，身体如刚生的小牛那样大，亲自举火，依出家人的礼法烧化了他。
这就是后世相传，对一般乱讲禅道的人，叫他“野狐狸”的来历。我讲这一个故事，不是对朱子的悔辱。明明曾子所著《大学》原文是“亲民”，为什么一定要改为“新民”？假如曾子有知，岂不笑他胡闹吗？如果朱子说，这亲民的亲字，还包涵有“做一个新民”的意义，或说“亲者，义亦如新”即可；这就无可厚非了！其实，明儒理学家王阳明，也已发现朱子太过分了，他也不同意改亲民作新民。
接着，朱子解释“明德”，他的奇言论就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从朱子的老师二程夫子（程颐、程颢两弟兄）被后世所称谓理学家的理学，是宋代中期以后突然崛起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史上，形成为宋儒学术的大系。
宋儒理学兴起的背景
其实追溯起来，理学的兴起也不算太突然。因为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早已看不惯、也受不了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那就是由唐到宋，由于佛教禅宗的教法和道教思想的流行，普及到上下层各色社会，而几乎使传统的孔、孟之教，黯然无光。因此，在学习佛、道两家学问以后，便渐渐形成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中心，左倾反道，右倾排佛，建立了宋儒理学的特色。这是由民族意识的顽固偏见出发，不了解人类整体文化的胸襟所致。但对古人而言，这种胸襟，固亦不可厚非。
同时，他们上取唐代韩愈一篇论《原道》的文章，标榜中国固有的传统之道，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的传承，虽然到了孟子而斩，但他们宋儒又重新悟道而承接上了。所以我常说，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读书人，无论老儒新儒，常常容易犯一种自尊狂的毛病，他们自认为从尧、腕、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后，谁也不是真儒，当今天下，唯我独尊，孔、孟以后，只有我才够得上是真正明白儒家学理的人。这样的儒家，我数十年来接触到的、看到的太多了。因此，很了解宋儒理学们的心态动机，也不外此理。
但在韩愈的《原道》以外，更重要的，是受教育昌黎先生的弟子李翱一篇《复性书》的启发。殊不知李翱的《复性书》，正是受到他的皈八月师父药山禅师的激励而来。
因为禅宗所主张的明心见性而得道，是根源于佛说一切众生的自性本体，原是光明清净的。只因受欲念情思等心的习气所染污，所以便堕落在生死轮回之中（所谓轮回，就是循环往复、旋转不停的意义）。一个人能一念回机，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就可返本还原，得道成佛了。
同样的，唐、宋以后的道家，也与禅宗互有关联，例如道教《清静经》的主旨，也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人生在任何一个时代，要想做到思想、学术、生活完全能脱离现实而独立生存，肯定的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儒者，如二程夫子、朱熹先生等读书人，当时学了佛、道两家的学问修养，就回来返求诸已，重新打开孔家店、自立门户成家，那也是无可厚非、情有可原的事。这些确实资料，你只要遍读程、朱两家遗集，及明了历史演变，就到处可见。但最不能使人赞同的，明明是借了别家的资本，或是偷用了别人的本钱，却又指着别人的大门大骂“异端”，实在是令人齿冷，令人反而觉得假道学倒不及真小人了。
朱子“虚灵不昧”说的探究
现在，我们且看朱子怎样注解明明德和亲（新）民的涵义。这段注解在前一章已经引述出来。现在我们为了讲解方便，也为了加深印象，再次引述他的注解如下。他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象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国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朱熹先生的代表宋儒，以及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的主旨。我们把它试着用现代白话来说清楚。他说，《大学》所讲明德的内涵，是说什么呢？那是说人们生命中本有之性，原来本是虚灵不昧的，它能够具备一切的道理，而且能够适应万事的作用。
注意啊！这是朱子说，天生人性，本来便是“虚灵不昧”的，人性本来是具备理性，能够适应万事（万物）的。
但是，天生生命的禀赋，同时为气质的功能所拘束了，又为人心自已的欲望所蒙蔽了，所以有时候就昏迷不清醒了，也可说不理性了。不过，那个人性的本体，还是照样很清明的，并没有停息过。所以学问之道，就是在它发动气禀、发动人欲的时候来明白它，就立刻恢复它的最初面目。
注意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朱子当然知道，但他不用“性善论”做定位，却用“虚灵不昧”四个字来说明人的本性，这就不知所云了！等于和尚不信佛经佛说，专门学那些五花八门的特异功能之说来当佛学。
虚灵不昧是心理上的一种境界，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成的知觉或感觉的心态，这是由父母所生以后的后天现象作用，说它是后天的个性还马马虎虎。如果说是父母未生以前的先天之性，就大有问题了！况且虚灵不昧，是他从佛家的禅宗，和道家讲究心地做功夫的术语因袭而来的。庄子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百丈禅师所讲的“灵光独耀”，甚至禅师们惯用的“一念灵明”，这些都是做静定修养功夫中，心理上所呈现的境界状态，怎么就硬塞进去，指定这就是曾子所作《大学》明德的内义呢？
好了！我们姑且承认天生人性本来就是虚灵不昧吧！但朱子又是有一个气禀的气质之性是很厉害的，它拘束了这个虚灵不昧，而被人性蒙胧蔽。那么，一个虚灵不昧的人生自性，同时也并存有两个魔性，一个是气禀，一个是人欲。它们两个又从哪里来呢？是不是如朱夫子自已所说，也都多自性本体中来呢？怪不得后世人辩讲宋儒程、朱的理学，说它是“理气二元论”。其实，他对人欲和本体的关系还交代不清，可以说是“理、气、欲”的三元论啊！
朱子又说，虚灵不昧的理性，它本身是明白的，并未停息过，只要你在人欲发动的时候，明白了它的作用，就可恢复到当初的虚灵不昧了！这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大机大用了。朱这个“复其初也”一保存，使是从李翱的《复性书》而来的。如果有人要问：既然复其初了，是不是永远会在虚灵不昧之是国民经济？问题来了：
（一）那个气禀（质）之性增强力量。比你虚灵不昧还大，是不是又被它所拘，虚灵不昧又被它拖垮呢？
（二）如果人欲投靠了气禀（质）之性，气质帮忙人欲，你的虚灵不昧敌不过它两个合力进攻时，又如何呢？
倘使这样诡辩下去，正如西方文化中所说的上帝万能，却永远消灭不了撒旦（魔王）。所以撒旦永远与上帝并存，万参就等于无能了！
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不必再论辩下去。正如禅宗的德山禅师所说：“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言说论辩，终归是“戏论”而已。我们最重要的结论是：朱子所说的“虚灵不昧”，只能说它是《大学》下文“止、定、安、静”求证功夫中的一种境界，不可以用它来诠释注解明明德就是虚灵不昧。更不可以就把它当作人生天性原初的本体。不然，朱子会被人认为是权威学阀的武断，至少是鱼目混珠的误用吧！岂不太可惜了吗？
（三）如果说，人活着的时候，还可修养到虚灵不昧，那人死了以后，这个虚灵不昧又到哪里去了呢？它还存在吗？还是死了，就不存在了？不论死后是否存在，这个理性的作用，它是生物的，还是纯粹物理的？本体究竟是物还是心？到今天为止，整体人类文化，无论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都还无定论。即使已有定论，实在也一言难尽，以后专题再说。
至于朱子强改《大学》亲民的亲字作新字，虽然也言之成理，煞有介事，但毕竟是妄加涂改，未免牵强，前面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必再提了。
总之，我们反反复复，检点讨论了那么多，现在应该老老实实，归到结论上来：明明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自明”内明“学问的准则，为“大学之道”的纲要。至于怎样才能达到明明德的实际，那就在下文用“止、定、静、虑”等学问层次去证得了。
如果说我们胸襟放大，不学宋儒那样，把儒家变成宗教式的排他性，则可借用他家的话作比类了解，就容易明白得多了。譬如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以借来用做明明德的发挥。因为世上的人们，几乎都苦于不自知。换言之，人都缺乏自知之明。等于禅师们所说，人人都不知自已的本来面目，因此自心不明自心而不能见道。又如早于孔子的管仲也说，“圣人畏微，愚人畏明”、“聪明当物，生之德也”，都是相同的道理，所以学问之道，首在“明明德”。
好了！《大学》纲要，已经研究过了，现在再来开始探讨下文知、止、定、静、安、虑、得的七证学问。
至于《大学》一书中，有关“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所谓这是“大学之道”的“七证”（七个修证的层次），看来平平淡淡，其实，这不但是曾子特别提出孔门心法求证实验的修养功夫，同时也代表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化学养的特色。
如果我们对中国佛、道两家的发展史略有了解，就知道这个“知、止、定、静、安、虑、得”的“七证”说法，从秦、汉以后，就被道家修炼神仙之道所引用。到东汉以后，佛学传入中国，讲究修习小乘禅定的罗汉果位和修证大乘道菩萨地位的止观方法，也借用了“止、定、静、虑”的说法。直到现在两千多年，仍然犹如擎天一柱，屹立万古而不毁。曾子著《大学》时，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还刚出生。佛学开始传入中国，约在西元开始六十五年以后。距离曾子时期，约有五百年的差距。
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文化历史的差距，然后再反过来借用佛、道两家的学术来加以说明，就比较自然，以免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容易发生碍难接受的反感！
但《大学》所列举这七个修证层次，第一个便是“知”字。我们是中国人，当然明白这个“知”字是“知道”的“知”。由知觉到知识，知己到知心，乃至天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