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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代的一些刁钻师爷或恶讼师一样，也会使打官司的当事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事确也并不太少。尤其有关税法方面，追缴、追补的多，逃税、漏税的也很公开普遍。这也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一面的热闹事。点到为止，也是一言难尽。
有关于美国医学界方面的“法令”，也是不堪领教。医生、医药的费用，昂贵得很难想像。等候排时间治疗，有时超过一两个月，可以拖死病人，也很平常。他们间接在压榨病人的费用，实际上是把持医药法令，直接在敲政府卫生部门，尤其保险公司的竹杠。如是私人出钱，向医生、医院求治，那就“贵不可言”了！但无论是间接或直接的要钱，其实，就是攫取人民社会的财富而归于已有。但他们是“于法有据”，习以为常，不认为早已根本违犯医德和医药对于人类救苦救难的基本原则了。
如照我在过去中国几十年前，亲眼看到那个古老的农村社会，现在人所渭的封建社会的医生和药店，几乎和现代西方或美国的医生、药店完全相反。医生如果太摆架子，拖延时间去看病人，当场会为病家及大众所咒骂。药店在过新年的正月初一，绝对不可关门，而且也不许关门，那是千多年来的风俗习惯。不论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请医生看病，或到药店买药，绝对没有推迟拖延的行为，不然就会被社会群众所唾弃的。至于民间社会，不论妇女村农，懂得几个祖传偏方或治病方法，给人方便治疗，得到一般老百姓的爱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或药不对症，庸医杀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决不像美国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借口，随便指为“无照医生”，就绳之于法。我在美国，也随时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被他们医药错误，但也绝对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说，稍一不慎，就会触犯他们的法令，不堪设想。国际间能把新旧中外医药一例公费，减少人民负担的国家，据我所知，只有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已经做到，虽然并未完善。那也确是当时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善政了。
总之，我们只是略举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有关法治的一些表面皮毛现象，说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民依然服从也是常事。只是一般来自外国，久居其邦，或为侨民的人们，始终在心理上，存有主、客之别，潜在意识的客气，并没有完全深入观察，就不觉得他们民主、法治的社会，仍然还有许多太不文明的阴暗面，不要只见其“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不过，他们到底是历史文化年轻的国家，像一般人群中的青年人一样，容易犯有自傲自满、轻视一切的习气。但也确有“知过必改，善莫大焉”的好处，倒很希望他们真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和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相互合作，共同为人类谋福祉。
讲到这里，让我穿插一则往事。在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我到美国还不到四个月，有一位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的人，经过朋友介绍特来访问。在闲谈的时候，他问我对于美国的观感，我说，我刚来贵国，差不多每天都在找房子，由最便宜的十万美元一幢房屋看起，到达两百多万美元一幢的，大约看了大小两百多幢房屋，都需要登堂入室看个究竟；同时也和社会福利的社团有所交往，很忙，没有了解清楚。但他就从这个问题上，再三追问。我就很随便对他说，据我的初步观察所了解，现在的贵国，只有三句活：“最富有的国家、最贫穷的社会，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但你们不怕，因为国力很强啊！他听完了我的活，特別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你说得真透彻，你的观察力太敏锐了！我们很想你能留在美国。我说，请不要见怪，我是随便说说，不足为凭。我原是过客，到了贵国，能得合法的居留，安心暂住一时，已很感谢盛情了！我欢迎你常来我家做客，喝中国茶、吃中国菜，也是一乐也。于是，彼此相互欢笑而散。
制定法令的基本原则
我们再回转到《大学》本节中所提，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诸”字古代是通“于”字用）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碍难，也是很不妥当的，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不过，这几句活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三代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知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做“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做“细民”。“细”字，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如要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应该照客家话、广东话来发音，就合于古音了。那么，所谓“庶民”，便是“细民”的变音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大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上辈秦襄公时代做代表，来划定界线，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才有历史上所称秦法綦严的说法。但帝王政体的法治，只是对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来说；独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权，不受他自己所制定颁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为经”、“吐语为法”的一个怪东西。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本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宝座以后，便自又颁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庄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出焉。”而在唐代的历史上，记载着开国功臣徐（李）世勣的自白，用庄子这几句名言做注解，便很恰当，也另具有双向的内涵。徐世勣说：
我年十三时为亡（亡音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愜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千古英雄，大都不外于此例，只是徐世勣肯说坦白话，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如从法律的观点来判决他的罪刑，我们也许可以说徐世勣在十三岁时，是一个失去教养的无赖儿童，随便就犯杀人罪。十四五岁有所改变，但碰到对他不合理的人，因气愤才动手杀人。十七八岁，改邪归正，除非在战场上，才杀敌人。二十岁正式参军，因功封为大将，却是用兵来救人了。他在十三岁到十四岁时期，年少失学，岂无被杀者有关原告提出告诉，于法无据，家庭社会自应负责。今又自首坦承改过从新，依例（判例）不问。他自十七八到二十岁时，参加起义有功被封为大将，临阵杀敌功在“党国”，应稽核其屡次累积战功，依法加封“英国公”，以褒忠荩。此判！
汉代建国初期，大都只注意刘邦初入咸阳，还军灞上，悉召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苛秦法久矣。遂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
这只是刘邦在天下未定，收买人心的战略作为上的措施，并非是正式建立刘汉的皇权以后，都是用当时的约法三章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汉代建国以后，初期所用的法律，还是因袭“秦法”，但取其便民利国者，稍加修整而已。如汉初的开国丞相萧何、曹参，都是原在秦代的县级单位担任官吏、师爷，他们也都是从小学习秦法，并有从政执法的经验，也可勉强地说，都是法家出身，并非齐鲁儒生一样讲究诗礼，他们都是法家的门徒。
到了汉文帝即位以后，重视人身，对于原有刑法上的残酷有所不忍，下令加以裁减修正，因此，就贏得历史上万古留芳，有“汉文除肉刑”的德政盛名。但在他儿子汉景帝即位以后，对他父亲皇帝的宽大政策，发现流弊，又稍加收紧，重视法治，这就使后来的历史，虽然赞美“文景之治”，但对汉景帝，便要加上一个“严酷”的微辞了。跟着而来的汉武帝也很注重法治，例如有关李陵败降匈奴一案，司马迁旁观不平，稍为辩解，武帝一怒，便被降罪而妥腐刑（阉割了男性生殖器），你说这有多么冤枉。而且可见，汉法之严，并没有比秦法好过多少啊！所以汉宣帝便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真话。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勤，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我们如要了解历代传统的法令、法律，大多已经不可考。但《唐律》、《明律》和《大清律例》，并未散失，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也只有从这些文献下手，才可以从它的反面，知道当时社会有关的各种情况，怎么可以只向“法律”本科一面去看呢！但自本世纪以来，我们为了推翻几千年来帝王专制的政体，便向西方文化中学习西洋的法律，初期引进，和日本差不多，是学习欧洲的“大陆法系”为主，稍有参考以英国为首的“海洋法系”的精神。至于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罗马、巴比伦、犹太、波斯、希腊等法系，只当作学术上的事，并不实际采用，而且也完全不顾我国传统法系优劣好坏的精神。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演变，还是相当紊乱，一言难尽。总之，直到这个世纪的末期，对于法制、政体等等，可以说也是一个阴晴未定的局面。思之！思之！未免神伤！
对不起，因为讲到法令问题，便引起一些有关法令的感慨。惟恐牵涉太广，离题太远，便只能如蜻蜓点水一样，略微一提，就此煞住。不然，又便成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学问
我想，另用一个简捷的方法，来说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的道理。大家知道，许多人都很谦虚客气，叫我一声老师，其实，我哪里够得上可为人师的资格。有一次，一位在乡村担任多年警察的人来看我，谈到执行勤务的苦处，他便说：“老师啊！我很想提早退休，能在你身边做事，随便打扫清洁，端茶送饭都可以。”我说：“你是一个诚实君子，多担待一些烦恼苦痛，为地方社会老百姓做点好事，才是真修行，才是真学问。”
因此，他就谈到由台湾当局各部门向下发布命令，一层一层来个“等因”、“奉此”照转，也许加添上一些意见，或无意见，照转不误。又分发出去，到达乡镇最基层，要我们严格执行。但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根本就不是从基层干起的人，先不要说他教育学识水平的标准如何，但他们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会和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闭门造车，乱出主意，就自己根据理想的理由，拟出办法变成条文，要我们来执行。你说怎样行得通呢？如果拿到这些法令，向老百姓敲竹杠，那倒好，行不通的也得通，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伹我是死不肯做的，实在是于心不安嘛！不过，有时也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多方面仔细看看，研究他们下达的法令和命令，就可发现他们上面的矛盾重重。有时间，有精神，高兴起来，不想升官就顶回去。不然，就置之不理，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上面的法令，在他们高层的内部，就没有沟通联系好、例如管经济的下达的法令，和管教育的或管农林的等等所颁布的法令，甚至和地力行政机构的决策，就彼此上下矛盾互相抵触，那叫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又怎么去执行啊！
再从司法方面来说，法院方面的通缉令，说你们本地某某是大流氓，必须缉捕归案不可纵容。我们就不怕艰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缉拿归案送进法院。但再经法庭的审理宣判，根据什么“民主”啊，“人权”啊，或是这个人是心理不正常，或是精神病状态啊，轻轻一判，关了一两年就出来了。然后，他便带着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枪，反来拜访我们，二郎腿一翘，把刀枪在办公桌上一拍说，老兄，老子没事啦！你对我的好处怎么算，我们走着瞧吧！老师啊！你说我们说是为人民的保姆，原来那些立法和司法、执法的老爷们，又是那么宽容，岂不是叫我们和坏人结怨？倒霉的是我们，他们却赚到了了个宽大仁慈的好名。你说怎样才好做人做事啊？
他问：“过去的历史上，想来也是同样的吧？”我说：“对了。历史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样。宋朝的王安石书读多了，但不深入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想变法改革，理想是高远的，但他坐在办公室、书房里，所制定的法令并不合时宜。而且下达以后，又被委派执行的官吏和中下层曲解了，因此就闹得身败名裂，使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当然，主要责任也由于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这便是历史上给他的谥号‘神宗’的‘神’，寓贬于褒之意。”当然啰！其他还谈了很多，他也提了许多在从政上，所谓公和私之间的问题，使我懔然警觉到，他是一个很有见解，甘心于“史隐”的好公务员，不禁肃然起敬，感慨万千了！如果要我去做警察，未必能赶得上他好。除非我是小说《包公案》里的南侠展昭，或是《七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施公案》里的黄天霸。但从和他的谈话里，会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于民心，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层干部的好坏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多么的严重啊！简单地说，通过这个故事，就可明白《大学》所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的意义所在。
但要能做到“有诸己而求诸人”、“藏身而恕而喻诸人”的作为，说来容易，做到不易。因为人人都有极强烈主观、我见顽固的习气，有时明知故犯，却也抵死不改。所以孔子告诫弟子们，要学问修养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最为重要。但怎样才能修养到四毋的境界呢？我们可以引用《大学》的实修实证的话说，必须要能“知止而后有定”，由定而后层层转进，达到“静、安、虑、得”的造诣才行啊！
研讨《大学》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治国必先齐家”的阶段。对于《大学》的原文，过去已有人批评，几乎完全不顾逻辑的条理，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例如本段原文，既然是讲“治国和齐家”关系的转进，还算得上是有次序。但正在说到法令问题，忽然又无头无尾，插进来男女婚姻的问题，在它上下文的衔接处，又没有交代清楚，实在有点含糊不清。如果在明、清两朝几百年间，考“八股文”的对比文章，《大学》这一段的写作章法，恐怕也是考不取举人、进士了！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章，却是适合于当时理解的习惯，有时候以一两句，就告一段落，跟着便如异峰突起，又接着另一个观念来了。例如庄子的文章，更为放肆，但因为他文笔太美了，又是古代名贤，人们就不敢随便批评，反说他是“汪洋惝恍，理趣幽深”呢！曾子著《大学》，在这段“治国和齐家”的关键里，好像是少了个介词。但从古文的写作习惯来讲，接着而来，它用“诗云”开始，就已表示在这个大问题中，又须套出另一个最有相关的问题来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男女婚嫁”而成家室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等。
为了研究本段文字所包容的内涵，且让我们先来了解曾子所引用三处《诗经》上的诗句，然后回转来详细了解它的内容。
“宜室宜家”的深意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四句诗，出在《诗经？国风？桃夭》三篇中。其实，在《大学》里，他所引用的重点，最重要是在最后一句“宜其家人”。事实上，上面两篇最后都有同样两句，都是很有深意的，那便是“宜其室家”和“宜其家室”。因此，我们后世用在结婚喜事的成语上，便有“宜室宜家”的颂辞。至于原诗的“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内涵，是指那个要出嫁的姑娘，既有年轻健美的外型，同时也有深藏不露的才能和良好的德性。“之子”两个字，就等于现代语所说的“这个孩子”。换言之，最后两句是说，这个女孩子嫁过去了，一定很合适于这个家庭。他家里会发达了，娶了一个好媳妇。
也许你们要问，“桃夭”两句，简简单单，真有包含所说的那些意思吗？讲实在的，这就是《礼记？经解篇》所说的“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道理。诗歌都是口语很好作，顺口溜便是。但好的诗歌，太难了。如果要就“桃夭”的两句内涵来发挥，又起码要讲说一两个钟点，我们不要离题太远，就学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吧！你只要从后世文学上惯用的成语“艳如桃李”，并没有加上“冷若冰霜”的反面辞，便可知道“夭桃”和那蓁蓁的桃叶配在一块，如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护持”，这样便可明白“美在其中矣”的文学境界了！
至于“宜兄宜弟”一句，他是引用《诗经？小雅？蓼萧篇》里的一句。事实上，据历来各经学专家的研究，这四章诗是指周公摄政第六年，“泽及四海，统一华夷”，因“怀远人”、“柔万邦”的盛德所感，诸侯宴会并无猜忌，都是如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