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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的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但他并非说是绝对没有，实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当时民间老百姓的
俗活说，一般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他有潜伏的恶性习气，正如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植物的苗芽，天天成长的多大多好啊！
当然，曾子所引用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俗语，所以便自己注明是“谚曰”，“谚”就是土俗言语的意思。如果我们也引用后世农村的土话来说，例如，“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前句便有类似的意思，不过说得更淋漓痛快。但曾子是大儒，他不会引用这样不雅致的活。我本来就是老粗，也来自田间，所以便“肆无忌惮”地乱用。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已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又有一句土话说“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是吗？这是因为丈母娘“爱屋及乌”，爱自己女儿“所亲爱而辟焉”的影响啊！
再进一层来讲，《大学》在这里所讲的五个“修身、齐家”的方向，必须要明白，并不是对现代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来说，这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来说。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小扩大，也就是对做国家领导人的王侯将相所讲的领导学问和修养。如果照现代来说，凡是政府或政党、社团、工商业的公司、会社等的领导主管，要讲什么治理或管理之学的，便首先须要了解自己的修身问题。
我们须知道所谓的“家”，是由一个人和另一个异性的密切结合，共同组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体象征。由一男一女变成夫妇的关系，必然就会有了子女，再变而成为父母。有父母子女，当然会有兄弟姊妹的形成。正如孔子在《易经？序卦》下篇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是相互交错的意思）。夫妇之道，不可以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卦名）。
但从社会学的另一观点来说，人都是社会的成员。而人需要生活，生活必须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就形成了人群合作的社会。而把“家”的关系，不当作社会的基本成员。“家”，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私有关系而已。由于这种理念。而发展成为社会公有、共存、共享的目的。这种思想的理念，虽然是“陈义甚高”，而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基本上始终不能解脱以“家”为中心的作用。因为人是有情欲也有理智的，毕竟不同于无心无知的矿物、植物，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完全机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以“家”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在哲学的逻辑上，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可是由于有这个具体的象征，“家”与“家”的联合集成，便形成为一个社会。换言之，“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家”的扩大为社会，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家”与社会的再扩大结合，就形成为一个更大的结合体，那就是所谓的“国家”。由此可以了解，无论是旧学或新知，这样说过来那样说过去，说来说去“歪理千条，正理一条”。看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易经？序卦》所说，依然是千古常新，仍然不能外于此理此说。
明白了原本《大学》所说“家”的观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家”之内涵，它跟西方后期文化所说的社会，是有相同的性质。同时，需要了解《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可说是指示我们对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政党、公司等的领导哲学的认识，和领导人的学问修养的目标。
例如一个人，处在社会某种领导的地位，不管所领导的人有两个或多个，乃至成千上万，所负担的责任，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长的任务，而且又略有不同于自己血缘所属家庭的关系。因为所领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养、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们大中华的民族，因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各种薰习更为复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对华侨社会中的同胞说，我们的民族习性，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的意见。而且正如我们自己的批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真是最可耻、最要命的恶习。所以我们上古传统的文化，早就教导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三大任务，就是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并“如临父母”、“如保赤子”。必须自己要求学养的成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的长官（老板）。同时，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父母亲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大导师。同时，对于所领导的社会成员，要耐心地教育他、教养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对待孩子一样。当然，如果是在负责教育的岗位上，也必须要有做学生的领导、父母、保姆一样的修养学识和心情才对。不是只做一个“经师”，传授知识。必须要同时是一个“人师”，有形、无形教导一个学生或部下，怎样做一个人。当然，假如能教导出一个学生，最后成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说已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是为“圣人师”或“天人师”了！
我们了解了前面所说这样一个大原则以后，便可知道面对任何一个犹如“大家庭”的社会团体，和我们所接触的左右、上下、前后，任何一个人，彼此之间，随时随地，都很容易产生“亲爱而辟焉。贱恶而辟焉。畏敬而辟焉。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的情形。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列举这一类相关的故事，甚至从现代社会上的个案来说明，那就需用现代的电视、电脑来演出，可以够半生或一生来工作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继续下文的研究讨论。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我们研究《大学》，在前面已经提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修身齐家的阶段，是由“内明（圣）”的学养，转进为“外用（王）”的发挥。但必须更要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乃至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终是禀承三千年来“宗法社会”的伦理传统，发扬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中国上古社会以“礼治”为主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间）空（间）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起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的作用。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哪样才对？那可问题不简单，必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的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明白这个道理，才好去学习了解原本《大学》、《中庸》等书的精义所在。
同时，更要了解，由于传统文化以“宗法社会”的“家族”为主，从夏朝开始，由尧、舜以来的“公天下”，一变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后，确立以一姓一家为代表的国家、天下，“大家长”号称“帝王”。这个制度习惯，一直运作了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与西方后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结合。恰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但在我们的文化思想习惯的血液中，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宗法社会”帝王“大家庭”的阴影。
以我的经历来说，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我还亲自碰到由来自田间的农民七八人，手执杏黄旗，身背大关刀，冲进成都“皇城”大殿，登上皇帝宝座自称“天子”。这不是演戏而是真人真事。在这个世纪当中，如军阀、政客、学人们，也还有不少如曹操所说，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思想呢！再说，距离现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位满清遗老亲口对我说：“你看吧！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了吗？他们不知道北伐成功，正好是政治南伐呢！”那时我还年轻，不懂就问。
什么叫“政治南伐”啊？他说：“做官、玩法、贪赃、腐败、无能、争宠、争权，哪一样，都跟清朝以前的帝制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外表不一样而已。而且他们还不像帝制时代有水平，那时还较为文雅多了！你父亲要你读书不做官，是对的。‘一代赃官九代牛’来偿还罪孽，可怕啊！”老实讲，他这一番话，我数十年来记忆犹新，世事几经反复，愈看愈不是滋味。这真如张问陶的诗所说：“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百年来的岁月，反反复复，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气结。
谈“民主”要从自己身上做起
而且，更要明白，从西方后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东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渐渐又互相沟通了解而结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美式的民主选举作代表来说，当他们为了竞争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时，互相揭发缺点，甚至作人身攻击。对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业成绩、男女恋情，甚至夫妇之间的嬉笑怒骂，都要拉上电视来讽刺。大家还公认，这才是真正民主的风范。诚然，好玩是好玩极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无瑕的圣贤啊！照这样说来，自三代以后，有才能而德行有缺点；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才、德和学识三者之间，又要别有雄才大略的气魄，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向印象派画里去找了。而且，这是在要求别人是圣贤，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圣贤啰！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样说，现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选举挑剔病，正如B型的流行感冒，风靡一时，归根结底，还不及我们传统文化中孔门学派的《大学》、《中庸》之道，说得更明白透辟呢！并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达到的学养目标。“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要“诚心”地要求自己，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也不太远了，总会达到目的。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怎样说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物格、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做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利乐。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进入社会，担任公职，或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有教化、影响大家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他也能够对于整个的社会、国家，会起教化、教育影响的效果。
上面是根据《大学》原文，姑且试着来略加说明。但我现在犹如《礼记》上所说的：“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鹅能言，不离飞禽。”我也是学话的鹦鹉而已。而且一边说，一边自己冒汗，心里发毛，惭愧之至。只有一句话：“我所不能也。”因此，我也常告诉一般学佛修道、或信任何宗教的朋友们说，请你先干实一点，不要老是说，我要学佛度众生、救世人。自己的家人，不是众生之一吗？也是世人吧！既不能影响家人，便说要度众生、救世人，可能吗？也许你能，我实在自惭不能。所以一辈子也不敢以师道自居，既不认为有学生，更不敢自认为是你们的老师了！
所以更要了解如《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意义了。这是子思说明孔子所推崇宣扬的传统文化，是以尧、舜的道德教化作标准，以周文王、武王的接近道德的“宪章”制度作榜样。有关尧、舜的大略历史背景，前面已经提到过。现在，我们将 对周文王的历史资料，先有一个认识，了解他是怎样 影响“齐家、治国”的经过，就可明白孔门传统儒家 所指的“治国、齐家”的榜样所在了！
姬周家族的来源，根据历史的资料，始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时代，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远古史，姑不具论。现代所要取用的，是从商朝殷纣以后，有关周文王以及武王的兴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约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权，奠定中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根基，而且为孔子所赞扬为“郁郁乎文哉”周朝上辈的“家世”。它的兴起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三二零年（同期，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诫，为犹太教的开始）。乃至从公元前一二五零年之间，希伯来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腓尼基人开始殖民时代，恰是周室王朝上辈，历史上的著名贤王“古公亶父”与季历（即周文王之父）先后同是百余年之间的事。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间的周室王朝兴起的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但我们只用一小片段来说明重点。
周室是尧、舜时代，为人民发展农业最有功的后稷的后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败，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后稷之子不窋失去了公职，就避世避地到了当时所谓文化非常落后的戎、狄之间，就是现代的甘肃弘化县一带。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手里，他虽然在当时那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重新振兴祖传农业发展的精神，如记载所说：“备耕种，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开发农林经济），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再传八九代以后，到了古公亶父手里，也就是殷朝开始没落的前期。因他重兴祖先公刘的农业发展政策，所谓“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人民都拥戴他）”。但是，那时西北文化落后的戎、狄少数民族“薰育”，却来侵占攻打他的地盘，“欲得财物”。给了他以后，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众，拥立一个君主），将以利之（那是因为这个君主，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今戎狄所为攻战（现在戎狄想来侵略我们的目的），以我地与民（是因为我们有了土地和人民群众）。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人民群众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么关系呢）？民欲以我故战（现在人民大众，想为了我的关系，愿意战斗），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战争是要死人的，为拥护我而战，那是为我而杀了别人的父兄子弟，然后，又自做大家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做这种事）。
因此，古公亶父就悄悄地与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远祖不窋一样，避地去了现代的陕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来所有的人民群众知道了，大家就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因此，他只好开始传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习和旧俗，建设城郭和屋室，划分地区，分配给人民群众来居住。同时又建立官制与职责，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初步规模，所以历史称他是周朝的“大王”。
在这一节所讲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两方历史文化的演变，往往有先后同出一辙的故事。古公亶父的东迁，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历史上最有意义、最有兴趣的事。但与后世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区別和不同的理念。这点必须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