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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时觉得很正确的誓言，二十五岁时或许应该重新评估。”西莉斯特告诉我。
所以，我们开始重新评估，来来回回。西莉斯特拿它跟古巴雪茄的禁运相比较——那在六○年或许有点意义，可是现在？算了吧。那么跟柏林围墙的倒塌比较？或莫斯科红场的
麦当劳？说老实话，我哪里需要她费这么多口舌说服我。自从高二那年，兰斯？贝特曼把手伸进我的长裤里面，我就已经想做了，只是我一直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等新婚之夜；即便到了后来，那种等待变得可笑，甚至越来越不可能，我仍然痴痴地等。
那天晚上，我告诉我的
同性恋男友吉尔，我终于决定跟他上床了。我说，我跟治疗师讨论过，认为十三岁时的誓言，二十五岁时并不适用，而既然他是我的男友，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结束我的处女生涯。我甚至在前去找他的路上买好一打保险套，认为他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会兴奋到一把将我推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为所欲为”，或许不会连炒十二次，至少会依照保险套外包装的购买建议那样，起码做个三次。
然而，吉尔先生并没有一把将我推倒在厨房地板上。他镇定如常地坐在椅子上，拿新买的猪鬃刷将他的皮鞋刷得闪闪发亮，一边告诉我，他要想一想。他觉得好像不是轮到他上场。
我真希望能向大家报告，我立刻说出一篇大义凛然、残酷伤人的话，而且当下便愤然与他分手；只可惜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手上有一件大工程，必须这个男人的帮忙才能完成。在这方面，我是非常讲求实际的。我绝不会因为电线出了点小问题就把一台还能用的果汁机丢掉。光是想到必须重新找出朋友的名单，还有朋友的朋友的名单，划去条件不合适的人，重新开始每星期一次、接着每星期两次、然后每星期三次的约会，最后向他说明我还是处女，然后看着他尴尬的想尽借口唯唯诺诺地说他还不想这么认真（跟年已二十五岁的处女上床，不可能不认真），然后手足无措地退向门口；这一切，实在非人所能忍受。
所以，整理好电线之后，同性恋吉尔跟我上了床，我不仅没有离开他，我们还多相处了八个月，倒不是我被炒得脑袋浑浊，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想，既然跟他睡了，我也必须跟他结婚。
我们约会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吉尔是同性恋。我或许有些怀疑，你真该看看他铺床的方式，可是我尽全部的力气不看这些，大部分的原因是我实在太高兴我居然找到愿意当我的男友、又不急着跟我上床的人。你不知道这种大发现，有多么难得。
我们通常每星期约会三次，然后我会在他的住处过夜，我们做爱、依偎在一起，然后睡觉。可是第二天早上只要我的脚板一踏到地上，他立刻开始整理那张床。他一丝不苟地排列那些枕头、靠垫、长垫，使得那张床几乎变成百货公司的床上用品部里放有“请勿靠坐”警示牌的样品床。而且只要床一铺好，不仅不准碰，连借坐穿鞋都不可以。还有晚餐之后如果要喝东西，只能用纸杯，他说水槽里有脏碗盘他会睡不着。而我是那种喜欢带东西到床上吃，脏碗盘散在四周也能睡觉的人。我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等太久才有性生活的问题就在这里：到头来你只能跟对性不太有兴趣的人约会。即使他们有兴趣，也不是跟你。接着，如果你是某种女孩，你还会跟这种不太有兴趣的人结婚，而他婚后也还是不太有兴趣；你们在一起，只因为他是你丈夫。你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地遵照父母与教会的教导做事情，结果完全被骗。这种事，暑期宗教营都不会告诉你。他们没说的，还有守贞带来的情绪问题。
让我告诉你，我的情绪问题有多大：我甚至不在自己的性幻想里面。我并非暗示我抽着烟、窝在房间角落的大沙发看别人表演；我甚至不在房间里面。我根本就在别的地方，甚至可能是在购物！最最可悲的是，我甚至构思不出任何的性幻想。依照我的理论，多彩多姿的性幻想来自青少年时期着迷的人，而我青少年时期只对耶稣着迷，我再堕落也不敢对耶稣有性幻想吧。
我开始说这些，是希望你能了解，自信满满地流露性感，从来就不是我的拿手项目，所以那个被男友宝贝到称为毒品的凯特，才会让我嫉妒到发狂；但你或许也该知道，汤姆为了凯特离开我，也不无让我偷偷窃喜之处。因为我或许可以跟（1）不是汤姆（2）不是男同志的男人上床。这个未来似乎也挺吸引人的。
星期一早上我醒来，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未来会怎样。我的思考角度偏于简？奥斯汀式，都集中在感情方面。我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当同性恋吉尔和我终于因为我把一个健怡可乐的拉环放在床头柜上而分手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我立刻买了一张便宜的机票，飞去布拉格。我在旧城区租了一间小到不能再小的公寓住了三个月，因为自由而晕陶陶的。我喝土耳其咖啡，读企鹅出版社那些厚如砖头的经典名著，在布拉格美丽的桥上做探讨灵魂的悠长散步。
如今，我又自由了，可是我的整个脑袋都是汤姆。我开始哭泣。万一他一直执迷不悟，怎么办？如果他再也不回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我该跟谁约会？我的未来会怎样？
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四年！我知道你或许会想，这样还是比结婚后再离婚好啊。这也是许多人不断安慰我的话，至少这不是离婚，这比离婚好。而我则说，我并不认为这比较好。女人离婚，大家都很能理解，那表示她至少曾经被一个男人接受，只是他们现在合不来了。跟离婚女人约会，就好像得到原本挂在别人衣橱里的毛衣；对方已经不合穿，但也许……
我发现这些根本都是废话。考狄利娅的离婚是我见过最可怕的事，然而那个星期一早晨，即使我想弄懂天花板花纹的规则，希望能藉此平静下来，我仍清楚地知道，两件事根本无从相比。一切的一切都那样让人难过，而且，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话说回来，令我如此震撼的原因，也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
住在费城有许多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同样的活动总是依照时间表固定地进行，年复一年、无休无止：元旦游行、花展、书展、烹饪展、爵士乐展、装扮艺术舞会，害你好像被摇篮曲晃入昏睡的状态。你会在同样的场合看到同样的脸孔；就像那完美的清爽秋日总是跟在湿热的夏天之后年年准时来报到一样；一如你在银杏果成熟的季节误走入二十二街，鞋底必定会踩到银杏的落叶；久而久之，你不再注意周边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别人好像也是这样。如果任何人真的发生了任何事，他们就搬到纽约去了。
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件大事，发生在我这件事的八个月前，那就是我们报社的社长锡德？赫希上了电视新闻，因为他太太死在家中的游泳池底。我一向相信，八岁以上的人会死在游泳池底，一定是别人把她放进去的，而这种事竟然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在社长巴克士郡家中的后院，而且还是我曾经游过泳的池子，这个事实曾经让我非常受不了。
锡德和他太太每年八月都在家中举办盛大的池边宴会，所以大家都曾下过那个游泳池。事情发生后，首先出现的猜测是今年的宴会还会不会举行？如果举行，有人敢进入游泳池吗？调查结果，锡德与该事件并无关连，他也永久取消了池边宴会，这两点应该可以彻底消除你心中对他的疑虑了吧。我对锡德太太的死觉得很遗憾，真的；但是对他取消宴会倒是有点感激，因为那免去了我必须在现场想像他变成凶手的尴尬。
我坐起来，发现自己已经不哭了，而且对继续留在床上想锡德？赫希的事情毫无兴趣，所以我起床到报社去。
《费城时报》创立于一九七一年，原名《人民复仇者》，而且被简称《复仇者》好些年。八○年代的某个时间，锡德希望它的名字主流一些，好吸引广告。时至今日，《复仇者》时期的一些老作者也还在，我们偶尔仍会刊登他们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臭氧层破洞的扩大，以及对种族主义谴责的文章，但我们的主线已经偏向评论各种事物。
我们评论书籍、电影、音乐专辑、剧场演出、音乐会，甚至餐厅。有时我会想，这种凡事都要评头论足的习惯，是否就是我的“内在批评”声音总是那么大的原因。但是，我的“内在批评”声音的口气，实在太像我母亲，怪罪于工作，可能并不公平。总之，除去这些林林总总的评论，我们也刊登各种专栏，并报道当地的活动，还有大量的读者投稿。我们刊登这么多的评论、专栏、活动和投稿，使得真正刊登新闻的篇幅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沃伦？普洛特金的坚持，或许连新闻都免了。
《爱情芥末酱》4（2）
沃伦在记者生涯的早期，替《费城日报》写了八篇“领救济金之未成年妈妈”系列报道，得到国家新闻奖。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却被人揭发该系列报道抄袭自某个研究生放在网络上的毕业论文，《费城日报》随即将他开除，锡德却邀他去著名的棕榈树餐厅吃饭，并以日报三分之二的薪水聘用他来当我们的新闻主编。他肯来，真是我们运气好；事实上，任何人肯来《费城时报》都是我们运气好。但这并不是说《费城时报》一无是处。
我其实很喜欢《费城时报》的工作，不是因为薪水，也不是因为名气，这两者都毫无傲人之处；我喜欢那里，是因为你可以把狗带到办公室去。我并没有养狗，只是知道如果有一天我想养狗，我可以带着它一起去工作。此外，我也喜欢那种我想写什么几乎都可以、而且一星期后会几乎只字未改地刊登的感觉。这对写作的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何况还会有广告交换，员工可以免费去某些咖啡店、果汁吧和美容院，这些优惠提供了不少生活乐趣。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些怪人，而我喜欢他们。他们有的不吸大麻会死，有的专搞抄袭剽窃，有的有忧郁症，有的酗酒，有的是神经病，有的就纯粹是老怪物，这表示我这种烦躁不安的、郊区中产阶级正常人（暂且不管我的发型如何怪异）一到了那里，立刻显得鹤立鸡群。
我出了门，走路去办公室。我一向走路去上班，最好的点子都是在路上想到的。进入办公室前，我先去报社对面韩国人开的超市，找到《每日新闻》和《费城调查者》，再买一杯咖啡。过街后，我把报纸放在脚边的人行道，空出手到皮包里找前门的钥匙。右手正要开门时，我听到教堂敲钟，本能地翻过手腕对表，偏偏那表戴在拿着咖啡的左手，于是地上的报纸就被咖啡淋湿了，我要连忙跳开才幸免于难；然而，这件乌龙弄得我差点再次大哭。我扔掉湿了的报纸，爬上两层楼，走过灯光昏暗的走廊，想去洗手间清理这一团混乱。
我就是在前往洗手间的途中，看到那位身着蓝色衬衫的俊俏家伙。他迎着我正面过来，走路的样子好看极了。我心想，这可爱的陌生人在本报社的走廊晃个什么劲？大概是迷了路吧。
他对我露出微笑；我想这家伙或许是单身，所以我也对他微笑。我们擦身而过，我又多走了三步才转头去看他的屁屁。（到今天为止，我还弄不清楚自己为何回头。我不是盯着男人屁屁看的那种人。我对那个部位甚至不是非常有兴趣；就男人的身体特征，我会优先欣赏强壮的肩膀或养眼的胸膛，形状美好的手可能也很吸引我。）
就在我转头欣赏时，这位身穿蓝色衬衫的可爱家伙也转头欣赏我的屁屁；结果，我们的视线相遇，我放声大笑，他则点头微笑。但是两人的脚都没停下来，继续往各自的目标前进。
我经过厨房进入洗手间把门锁上，尽量除去衣服上的咖啡渍，然后我踩上马桶盖，转头从水槽上的镜子检查我的屁屁看起来怎么样。我发现长裤的剪裁使它看起来骗人的小（胜利，耶！），然后我从马桶上下来，打开厕所的锁，想出来查清楚这家伙到底是谁。
我跟音乐编辑马特以及性专栏作者奥利维娅共用办公室，我进去时，奥利维娅正在桌前整理一叠读者来信。她抖开一封浅蓝色的信，大声念出来。
“亲爱的奥利维娅：我苦练了好几个月的瑜伽，终于让我的脊椎和脖子的延展性变得非常好，现在我可以为自己口淫了。你可以想像我有多么高兴，然而问题来了，我开始担心性病的问题。依你看，人会从自己的嘴感染
艾滋病吗？”
奥利维娅歪着头等我回答。
“这个国家的卫生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我说。
“这是你的看法？”
奥利维娅就是这样运作专栏。费城那些具有各种怪癖及特异性行为的变态都写信给她，以详细到令人痛苦的文笔描述各自的性怪癖以及会让他们兴奋的事物。然后问她，我这样正常吗？她通常从善如流，一一向大家保证这很正常。
不久前有位女士写信说，她很想跟家里养的德国牧羊犬做爱，她想知道可不可以？我们这位开放的双性恋奥利维娅女士，终于不顾“面面俱到”及“读者至上”的原则，告诉她绝对不可以跟狗做爱。
为什么？因为、因为……我听到向来百无禁忌、只要对方是两条腿都可以上床的狂野奥利维娅，脑筋动得叽嘎响；即使是奥利维娅也知道，她那套自以为是的“两条腿”理论绝对不足以说服这位读者放弃她的新癖好……终于，我们的奥利维娅想出了一个理由：因为牧羊犬不能说不。《费城时报》就是这种报纸。我们的专栏作家建议读者不要做人兽交，她所根据的理论竟然是：动物不能说不。
（所以，不管“弃明投暗”已经多久，我这有名无实的基督教福音派在《费城时报》这种另类报社工作，真像犹太人在纳粹总部讨生活。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把那些事隐藏起来，而且必须隐藏得非常高明。幸好，我们的日常对话很少谈到那么深入的事情。可能的情况会是，譬如，锡德问我：你父亲做什么工作？这该怎么说，我有不止一个父亲，其中一个是极端右翼的民主党企业家，他经常做些极端右翼的事，例如跟后来担任布什总统司法部长的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极端保守的基督徒，最著名事件是在司法部召开记者会时，拿布遮住半裸的“司法与正义”雕像。吃“祈祷早餐”，或企图把德州州立监狱民营化。我另一个父亲则是福音派牧师，他的教会有位非常著名的女信徒，她四肢麻痹但可以用嘴画画，并口含小棍子打字，出版灵性书籍，更在著名传道人比利？格雷厄姆的传道会上大唱圣歌。所以，我告诉锡德：“我父亲是个牙医。”）
腋下夹着一本杂志，马特满脸笑容地推门进来。“我刚减掉五公斤，赶快问我是怎样减掉的？”
“我的天，马特，那是我的杂志吗？”奥利维娅问他。
马特低头看向那本《娱乐周刊》，好像第一次注意到那里有东西。“可能是。”
“算了，我不要了。”奥利维娅说。
“‘厕所神经男’又把自己困在厕所里。”马特砰的一声瘫倒在沙发上。“我把他救了出来，不然他又得在厕所里待一整天。”
“厕所神经男”是走廊那边广告部的一个家伙。他有强迫症，不敢触碰厕所的门，这是奥利维娅、马特和我想了好久才得到的结论。在那之前许久，他只被我们称为“厕所游荡男”。
“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大，至少我敢碰男厕所的门。”马特说。
“是啊，多么值得骄傲。”奥利维娅说。
“快问我，我的约会怎样。”马特对着我说。
“你的约会怎样？”我问。
“无聊的部分先跳过去。”他想了一下，“我们回到她的公寓，她有两只猫。后来我们在沙发上亲热，我听到厨房传来碰撞声。她不要我去探查，但我当然坚持要去。你猜我在厨房找到什么？”
“你找到什么？”我问。
“另外的两只猫。”
“我听不懂。”我说。
“她有四只猫。但是她不想被人家说成‘养四只猫的女人’，以免显得很偏执，所以只要男人来家里，她就把两只猫关在厨房，这样她就成为很普通的‘养两只猫的女人’，不像‘养四只猫’那样，会被归类为某种人。”
“她为什么不干脆把四只猫都关起来，变成‘没养猫的女人’？”
“那不可能，因为屋里猫味太重。”
奥利维娅状似理解地点头。
“你会再跟她出去吗？”我问。
“当然，她展现了令我钦佩的迂迴思考能力。别的不说，光这个就够我学的。”马特说。
我正要问他们知不知道那位蓝衣人的事，锡德出现在门口。
“五分钟后到会议室开会。”他说。
“什么事？”我问。
“大事。”锡德在门框上敲三下，“超级大事。”
我很不愿意把杰弗里？格林扯进这个故事来，但又不能不提。我非常喜欢杰弗里，大家都喜欢他。他屹立不摇地坚守主编职务十八年。他是个和气又贴心的同性恋，灵活且知足常乐，做事很有次序。
雇用我的是杰弗里，不是锡德。从布拉格回来后，我寄了几篇替大学报纸写的专栏给他，他打电话要我来面试。我们谈到一半的时候，锡德经过杰弗里的办公室，在开着的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探头进来看看我说：“嗯，你很能写。”就走了。
这件事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喜欢锡德，觉得他那句简短的赞美含有大量的肯定，尽管他是爱吹牛又白痴的小丑，多年来我都相信潜藏在表相之下的锡德，是个思想深刻又有远见的聪明人。后来，我不再那样想，也开始讨厌他。终于能和大家同一阵线，全心全意地讨厌锡德，让我如释重负。那是种美好而纯粹的情绪，在一片灰色中如此黑白分明。
长久以来，锡德坏事做尽，不止压低薪资并矮化大家，而且不到六月二十一日不准我们开冷气，甚至连喝一杯咖啡都必须放五毛钱到他规定的鞋盒里，但大家仍在等待他做出真正人神共愤的事。那就是开除杰弗里？格林。
大家都是在抵达开会现场才知道这消息，每个人都非常震惊。我的意思是，《费城时报》从不炒人鱿鱼，这里是你在其他地方被开除后的收容所。我们聚在由两张折叠桌组成的会议桌旁，听锡德面不改色地说：“杰弗里？格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