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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１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798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旋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母亲痛说革命家史时，抖落出不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美女与父亲有染。美男娶美女，儿子自然是美少年。七十年代初，加明才十四五岁便开始浪迹江湖，和老三届最狂的学生一起滑冰游泳，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到老莫吃西餐，并且经历了比现在被定义为早恋更早的初恋。
加明真不愧为见多识广与时俱进，居然连坐牢都没落下。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中，坐牢的经历一点儿也不稀奇。去年，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偶然凑在一起，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有生财有道的商人，有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个人坐过牢，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现在是我和加明，比例是百分之百。
加明被劳教，是因为警察半夜查户口时用手电筒照他脸，他觉得受了侮辱，冲突起来把警察打了。我说，你一点儿都没吃亏，在你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却每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此革命的我，尚且因为反革命罪而坐了牢，不革命的你，坐坐牢也理所当然。况且，你已经足够幸运，动手打了警察才被劳动教养两年，而只动口没动手的孙志刚却丢了性命，你没什么可抱怨的。加明对此没有异议，连连说，是呀是呀，一点儿都不抱怨。语气和表情都特别诚恳，让我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很不厚道。
七十年代末，美少年成长为美男子，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雅尔的激光音乐进入大陆，加明开始迷恋跳舞，美女随之扑面而来，舞者加明出尽了风头。
其实，我无意讲述加明是怎样一路玩儿过来的。我的疑问是：一个原本浮华的、颓废的陈加明，为什么参与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
事实上，看起来以玩儿为主的加明，和那个年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有着难以言传的无奈。家庭四分五裂，爱读书却没有读书的动力，有朋友却缺少进取的氛围。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而绝望，那么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轻而痛苦。就在加明因为打了警察而被劳教之前，他曾经精心地设计过一次自杀。他从不同的药店买安眠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攒够一满瓶时一次都吞了下去，幸好被姐姐偶然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支点，从虚无的沼泽中自拔。何止是加明，本应最具活力的青年一代，都在迷惘中挣扎。比如我，虽然作为政治犯而坐牢，但为之殉情的理想又是何等的虚妄！“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富裕时期，参加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子弟，而孕育中国反叛者的，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时期，别说是高等教育，有些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从“垮掉”，我们是被“虚掉的一代”。
加明的幸运在于，父母不仅传给他一副好相貌，还传给他四壁图书。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他无心到工厂上班，每天在家里读书。一间自己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四壁图书，成为他和北岛交往的机缘。
一九七七年加明解除劳教，那一年正是北岛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惟一的妹妹因为抢救落水儿童而遇难。悲痛得有心替妹妹一死的北岛，无法面对为痛失爱女精神受到刺激的母亲，搬到加明家住。白天，加明去厂里上班，他在家里读书写作。在那里，他完成了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波动》，小说署名“艾珊”，题献给珊珊。除了写小说和诗，他开始学习英语。很难想象，他会严肃地对下班回家的加明说：“你今天该读许国璋第十八课。”这使我联想到，在《今天》编辑部的会上，他一脸严肃地宣布：“编辑部内部一律不准谈恋爱。”很多年来，我们总用这一情节嘲笑北岛。
这期间，北岛也曾鼓励加明写作。加明原本是有艺术天分的，钢琴、手风琴、吉他这些乐器都是无师自通的，现在他打开琴盖还能弹出一手乐曲。加明说，黄锐、严力也并没有卧薪尝胆的苦修，都是从那一时期才开始画画，一年以后伙同钟阿城、曲磊磊、马德升等人举办了“星星美展”。如同鲍勃·迪伦在民歌节上接通一只电吉他，激怒了他的大部分听众，从此民谣让位给摇滚，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于画展激怒了某些官员，遭到封杀，因而成就了中国先锋艺术运动，黄锐、严力等人也从此走上了艺术家的道路。
他们频繁地出游。近的到香山、颐和园，因为有的人要上班，约会时间常常在下午四五点，傍晚在昆明湖边划船边喝酒自然是很浪漫，远的到十渡、百花山、丁家滩，自行车、汽车、火车、步行，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我怀疑在八十年代火起来的北京郊区这些旅游景点，就是被他们这帮人炒起来的。加明带来了女朋友宝贝，陆焕兴带来了妻子申丽灵，北岛带来了弟弟振先和两个表妹，芒克带来了严力，严力又带来女朋友李爽，刘羽、黄锐也是其中的一员。像滚雪球一样，这个沙龙越滚越大。圈子的外围还有一批歌手。那时人们私下里唱苏联歌曲，为此被整甚至进监狱的也大有人在，我在监狱时，就遇到两个因为唱外国歌曲而被抓进去的。但是，那时这个圈子已经开始唱邓丽君，唱披头士。我曾经奇怪，诗人们怎么各个都能唱歌？多多、北岛、芒克都亮出过说得过去的美声，原因是在那个圈子里，写诗是隐私，朗诵诗只是点缀，唱歌才是主打，像现在的娱乐圈一样，唱得好的像歌星一样受到追捧。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２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份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是北岛的生日。这一天飘着小雨。北岛、芒克、俞沪琴、赵国强、严力一行五人到颐和园为北岛庆祝生日。不久，雨下大了，他们躲进石舫旁边的茶馆，你一句我一句地即兴作诗，有的是一人一句，有的是一人两句。最后这个整理任务落到了严力的头上。当晚，严力一字不落地将白天的即兴之作整理在笔记本上：1我用眼睛说：雨是绿的！
为什么为了什么我反复捉摸以为我属于绿色！
2到处都是泥泞，到处都是心灵，到处都染遍了黄昏的足迹，到处飘着我的声音。
啊，留下的寂静。
3雨水淌着八月的热情。
我要抽烟，屋角里蹲着一只猫，还有猴子，都紧盯着待燃的烟头。
还有火柴吗？
潮湿的木头冒起了烟，我心中的火唱起了歌颤颤巍巍。
4我从大雨中归来，酒在皮肤上打滑。
我绝不喝茶，乌云正把杯子覆盖。
我要粉碎所有的酒杯，把地平线端起放到嘴边，天上的酒我要向你呼唤，尽管老板娘已扯住了我的衣衫。
5我领着一个孩子，他是谁？
他是没有遗产的人，他是我！
6裙子像一把张开的伞，在晴天的时候，她躲避着太阳，也躲避着男人，我的天……
7他有密不透雨的头发，他有心。
他在头发下等待着朋友，他在徘徊，他在思索理发馆门前的牌子。
8沉默，在一口钟底下。
你迅速地扬起手，我要拥抱惊醒！
9没有门，可到处都是窗户，就在狭长的走廊里，只有一块地狱的路牌。
房檐下滴落了星星，时间悄悄来临。
我们坐在那里叼着烟斗，屁股底下坐着那块路牌直到天明。
10她是一个有着精彩回忆的女人，她并不是神。
她领着一只哈巴狗，要把它卖给我。
我的口袋空空，我的床也是那样空荡，给我讲讲你的过去，并让我把门也关上。
11我摘下一个苹果，献给谁？
这不是旗帜，这是到来的黎明。
我摘下一个苹果，送给没有果树的土地。
12在你的生日，秋天已经坠入沉思。
一颗种子，它面临着冬天。
13在你的生日他含着一块糖，糖纸随风飘荡。
什么是甜？
什么是渺茫？
她是块红头巾，系在铜像上。
14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我想，我想托住太阳，就戴在自己的头上。
但我并不是女皇，我是黑暗。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３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诗人，就是这样在郊游与交流中成长。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七十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儿都不耽误他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笔名成为专有名词，象征“今天派文学”，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舞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酝酿了一个群体。 “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焕兴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它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我想，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契机”。事实是，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他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说不定哪一天，加明的儿子或者我的儿子，会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去，又不知会给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思想的历史，增添一道怎样的景观？
二○○四年
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１
丈夫去世时，儿子刚好六岁，那是五月。六月，我带他去小学校报名。填表时我固执地把“父亲”那一栏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大嗓门的女老师喊着儿子的名字，让我当众补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二年，我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做出这个选择，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首先，我必须拼命地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其次，我并不认为寄宿制学校会有最好的教学质量，也清楚所谓贵族学校的优越感对孩子更是绝对的负面。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心智承受我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爱？况且，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只有在现实中和心理上都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儿，才能多一点儿独，立少一点儿逆反。当然，这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判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儿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几乎从不犯错误的孩子。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爸爸，路上给他和爸爸一人买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问：“妈妈，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妈妈不喜欢吃凉东西呀。”他说：“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是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经说，他乖得让人心痛。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脚下那双小兔子拖鞋，黄的，还缀着两只红眼睛。因为拖鞋是毛绒绒的，那两条穿着棉毛裤的细腿显得更加突兀。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他生病，还是临睡前正讲着图画书，我走，他从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从不和爸爸争夺我。除了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环境使然。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里有灾难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无奈是那样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经意的事情浮现出来。不记得儿子为什么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辆玩具小汽车摔得粉身碎骨。我说过，他几乎是个从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不爱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泼。即使是我无意识地滤掉了原因，也很难想象他会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想象着他那惊恐的表情，体会着他的无辜和无助，这一幕反复地尖锐地刺激着我。我像祥林嫂一样给好几个朋友讲这件事，并且说：我居然欺负一个孩子！朋友安慰我，说我不必对此过于自责，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原谅自己。我无法回避他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随后又完全失去父爱情境的孩子，我自责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虽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述母爱的完整与缺失的边界在哪里。
在三岁到六岁这段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我跨越了时间，跨越了母亲的本能。记忆中我对儿子很少有亲近爱抚和柔声细语，甚至没有丢下过病人哪怕一天，带他去郊外去电影院去游乐场。即使晚上九点钟回到家，独自一人在家的儿子已经高烧到了快40度，我都没想到过应该对他说一声“对不起！”。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理性得有点儿冷酷的母亲。我太清楚，自己没有痛苦悲哀诉苦抱怨的权利，也没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权利。我只能在心里对儿子说：妈妈欠你的时间，欠你的爱抚，就算是你为妈妈出了一份力，为爸爸尽了一份孝心吧。
丈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带他去樱桃沟玩儿，前一天晚上说好的，第二天一早我发起了高烧，但我以近乎自虐的心态坚持和他一起爬山趟水。直到坚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