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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吱声。
他接着说，阿成老师，咱们在一起成立一个东北影视班，您来挑头儿。现在，东北的影视资源还没得到充分利用呢，上来的都是些边边角角的货，整的都是一些外在的花活儿。真的，时代在呼唤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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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楼
我听了以后，尽管表面上不断地点头，但坚持一言不发，坚持未置可否。因为在我见到黄葵之前，我是不能表态的，只能用“肢体语言”作一下场面上的应付。要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疯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疯狂的表演。一定要冷静啊。阿成老师既为老师，就别像傻柱子似的陶醉得过早，当今社会谁教谁，谁是老师还不一定呢，别把自己的形象整滑稽了。
吃过饭，赵总把我们送到地方，立刻就开车走了，离开时的车速非常快。感觉他很忙，还有急事在身。是啊，干事毕竟艰难，我可爱的东北人哪。
我们下榻的宾馆就在北京西客站的边上。
客房不错，但是，宾馆外边却乱得一团糟，到处都是上下车的旅客，到处都是到北京来的扎钱者、漂客，那情景俨然淘金者的大迁徙。我出远门还是第一次住在火车站附近。大凡有经验的人，经常出差的人，都不会把自己下榻之地安排在火车站附近，除非是今天到，明天走。
但谁又能说我们就不是今天到，明天走呢？
在宾馆里我见到了穿着宾馆简易拖鞋的黄葵。
我悄悄问他，兔崽子，你怎么没来接我？
黄葵急赤白脸地说，小高不让！我也不能硬去呀。估计是怕我跟你说什么。
我问他，你觉得这个剧怎么样？靠谱吗？
他说，我看还行，可以干，关键看给多少钱呗。
我连连点头称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在老百姓当中有句大实话，叫做“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干这种事，没钱，或者钱太少，那就不值得浪费时间了。当然，人这一生要想做到不浪费时间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件事是浪费时间的，哪件事是不浪费时间的。
在客房里稍事休息了一下，喝了一杯温茶后，便随着小高，肖鹏去了他们的那个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家宾馆的另一侧，而另一侧的那些房间主要是租给那些办公司的人，不接待普通旅客。
小高的公司或者那个军人后代的公司，在8楼的一个客房里，房间很小，也很挤，里面所有的家具、电脑、办公桌、窗台、茶几，均落上了一层极厚的灰尘。隐隐约约感觉像一个草台班子，抑或是该“公司”正处在草创时代。其实，任何一个个人、团体、同志式的组合，其草创时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落满了灰尘。因为房间里的人们全都撒了下去，粗鲁地挤公共汽车，在人行道上大步流星地走着，诚恳地同对方交谈，陈述，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里寻找合适的“接头”，企望点亮一盏又一盏希望之灯，照亮他们梦想中的“锦绣前程”。这相当亢奋，相当闹心，也相当严肃。这种事我是大致了解的，所以，过去我每走出一家草台班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充满同情地长叹一声。我觉得那不仅是有意义的人生，也是有趣儿的、永远值得怀念的珍贵时光。哪怕是最后一事无成。
当然，我不希望是前者，不希望这次又是在和草台班子打交道。然而，也无所谓，只要给钱，那就是人间正道。现在，在“钱”面前，很多人的操守与个性都相当值得推敲。
在办公室里，小高说，阿成老师，本来以为你是今天早晨到，这样A总就可以早晨请一天假专门接待你，和你谈谈这个剧。但是，您是下午到的，那就只能谈一下午了。
我说，行。
小高说，他一会儿就到，咱们稍等一下。
然后，他给我们泡那种宾馆提供的小袋儿茶。我们几个边喝茶，边添水，边等。一路上的疲惫还厚厚地裹在身上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口渴呀。
过了一小会儿，A总果然到了。
这个A总气宇轩昂，居高临下，派头不小，是个大首长的样子。感觉他也很忙，也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决策。另外，虽然这个公司、这个“剧”是他主抓的，但感觉他似乎不在这里“工作”，或者还没有过来主事。总之，此“身份”与彼“身份”之间还隔着一层雾，猜不出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怎样一个构成。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A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好合作，也难以合作。他对待我们完全是首长接见的姿态。我冥冥之中感到前途有点渺茫，此事有点悬了。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他人即坟墓。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别再因为他走进黑暗的坟墓里去。
这个A总倒也痛快，连一句寒暄也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坐下来就开始讲，从他父亲从老家出来当兵开始讲，而且是事无巨细，左右勾连。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讲到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滔滔不绝。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地好，无论是讲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是讲打游击战，中间一律穿插着许多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名字、地点、时间、年代、敌军的情况，当时国际的情况和那些老将军、老战友现在的情况，包括他个人的感受、判断、资料来源，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相互穿插。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肉体完全蒸发掉了，各个器官像一个个气球似的飘散在空中，在这个落满灰尘的房间上空无助地飘浮着，痛苦地对接着，组合着。如果想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相当相当困难。他再这么哇哇哇地讲下去，我就会疯掉了。
原以为，他先简单地同我们谈谈一般的情况，剧的概况，谈谈彼此的合作方式，互相商量个价钱，设计个合作的方法，大致排个日程、进度。按照惯例，甲乙双方见面应当谈这些。没想到，他一见面就是铺天盖地的一套准军史。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乙方”的身份，就是几个下级军官在听首长冗长的报告。
由于屁股底下的椅子是木条椅子，兼坐了一天的飞机，真是疲惫不堪，神情恍惚。A总一直讲到晚上八点，整整讲了六个小时。听得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看状态，让A总再讲六个小时也毫无问题。
据A总讲，这些材料都是他多年搜集来的，在与我们合作之前，也和几个编剧谈过，但都没弄成。我估计，所以没弄成，很可能是被他这种气势与讲势给吓回去了。
最后，到了不得不吃饭的时候，A总这才不情愿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他最后表示，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随便讲，只是说，除了资金之外，第一，这种重大军事题材，据我所知，必须经过中央重大题材办公室批准才行。第二，恐怕要开几个座谈会，找几个相关的老将军采访采访。第三，得到先父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实地看一下。第四，还要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另外，我们还得知道您在这个剧里想要讲些什么，突出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反正，这个“剧”瞪着眼珠子在屋里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室内情景喜剧，或者城市生活肥皂剧，男男女女的，几个人扎堆儿编就行了。您讲的这些，给我的感觉正经挺严肃呢，内容也相当丰富，而您要表现的东西像大海一样的广阔……
A总非常专注地，一脸狐疑地听着。
我补充说，最好是您有一本书，我们可以根据这本书改编，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A总说他有一部书，但被出版社删来删去，没剩多少了。
我问，那跟您下午讲的这些差多少呢？
他说，五分之三吧。
这时，黄葵才说话，A总，你刚才讲的并不是剧，而是……
我立刻瞪了他一眼，他马上闭上了嘴。
A总看在眼里，脸子很不好看。
此刻，我已经预感到这次合作的前途渺茫了，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罢了。
小高一直紧张地观察着我们。肖鹏也一直在紧皱着眉头。我想，他们应当能感到点什么。
吃饭的时候，A总声色俱厉地让服务员把已经摆到餐桌上的四瓶啤酒马上撤下去，继续讲着他下午的话题。的确，如果几个人一喝酒，一干杯，那还怎么说，怎么听呀？
开始，我们还放下筷子礼貌地听着，后来就边吃边听，或者干脆不听了，饿了，肚子咕咕叫，真的听不下去了。可惜了他那么珍贵的军史资料了。
这伙计的确是一个活的、了不起的军史专家。看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什么人才都有哇，有些领域还真的要靠这些专门人才来支撑。只是，他离开了“剧”的特质讲给我们听，就有点白瞎了。他应当清楚地明白，我们大老远地，急匆匆地过来，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这个不归我们关注，那是军队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剧，说白了，我们关注的是编剧和挣钱。
吃过饭，回到宾馆的客房，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问黄葵，怎么样？
黄葵是非常沮丧，一副闹心的样子，只说了一个字：悬。
我叹了一口气说，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我们的返程票已经事先买好了，两天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了。明天，我还要去见我一个老朋友，他也要策划一个电视剧。咱哥儿俩的生活，就是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所以，要学会善待自己，把自己当成小朋友一样照顾自己。
黄葵翻了翻白眼，说，我可告诉你，你朋友的那个剧如果有谱，我来当编剧。
我说，行。
肯定？
肯定。
我又接着说，不过，我得先过去看看，探探风。鲁迅先生不是说嘛，希望本无所有，也无所谓无。既然“无所谓无”，那就过去看看，来回也就三十块钱的出租车钱，小投入，大回报，谁知道哪条马路上有黄金哪。
黄葵咧了咧嘴，丑陋地笑了。
在海岛小住的时候，另一个在北京的东北朋友老郝，听说我在海岛写东西，便也想带他的家属一块儿过来玩玩，让我帮他找一个旅馆。尽管我知道他的话没准儿，但我还是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帮他打听一下。这家旅馆是一个私人的家庭旅馆，条件还行，挺干净的。有一个老先生在那看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乡遇故知，像亲人见面，两个人特别地坦率，特别地知心，特别地放松。
老先生一脸无奈地说，这家旅馆真正的老板是他的儿子，我是给我儿子打工，没办法。
很显然，这个老先生已经对海岛厌烦透了，似乎在这个四季长夏、炎热全年的地方待得快发疯了。
他说，这个熊地方太热了，热得我浑身直起热痱子，不知咋办好。你说，咱们东北多好啊，四季分明，该冷冷，该热热，是个人待的地方呀。这儿可好，白天黑天，就这么一个劲儿地热，人像上了蒸锅似的。
反正也没事，反正人已经在蒸锅里了，我们就站着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说，他那个当老板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
我问，那是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手里有二百多万哪，就是钱烧的，要是没钱，随便找一个丫头早就结婚了，现在我连孙子都抱上了。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说，我让我儿子赶快找对象结婚，我儿子说，一个人清静。我说，出家当和尚更清静，你咋不去呢？
老先生说，我当初在东北，我儿子说，海岛这地方空气好，爸你就来吧，人能够长寿。我说，我也没看哪个东北老头、老太太短寿了。
我问，那你儿子在干什么？
老先生说，到处扎钱呗，东一趟西一趟的，脚不沾地。
我没说什么，心想，看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人都在忙着扎钱哪。
老先生说，反正待到年底，说什么我也得回东北老家了，我咋也得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哪，我跟着他瞎忙活啥，有我什么事呀？我都多大岁数啦……
聊到最后，我问了问他房钱的事。
他说，春节期间每天400元，平时每天60。短时间过来玩玩还行，十天八天的，长了谁也受不了。
…………
我将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了老郝。
老郝说，春节期间400，不便宜啊。
我说，这是便宜的了，还有每天两千的，在吴支洲岛。
老郝立马就急了，干啥那么贵？
我说，你问谁呢？又不是我要你两千。
放下电话，心想，也难怪黄葵把钱看得那么重，人哪，要想过那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得有钱！就得有好多好多钱哪。但是，我现在已经跟黄葵不一样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有好多好多钱，所以，我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理解它，谅解它，亲近它，充分地跟它沟通，从它身上挖掘有温度的、惬意的、让人迷醉的东西。我告诉我的生活，我认了，我喜欢你，那样深情地爱着你……
那么，我与黄葵连一丁点共同点也没有吗？这可信吗？不可信。我不过是把心中的魔鬼装在瓶子里。现在的我，正在过着一种童话般的生活，现在的我很儿童。
第二天一早，我就扔下黄葵一个人到老郝那儿去。我知道黄葵其实是想跟我一起去。但是，生活就是残忍的，需要我们去面对它，认可它。
我跟黄葵说，你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好消息。比如说，他们来跟咱们谈定金的事，你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就赶回来。
黄葵说，能谈定金的事吗？
我说，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黄葵说，真的？
我没吱声，一脸凝重地开门走了。临出门前还补了一句，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
黄葵说，知道。你也快点回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我不行。
…………
老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北京“漂”的那一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就不甜蜜地描绘与述说了，总之，他成功了，拥有了眼前的这幢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干得挺气派。
老郝是个古董迷，过去喜欢文学，曾经读过北大作家班，是我非常铁的一个东北哥们儿。眼下，他正和香港方面联合办一本杂志，综合性的，印刷精美，办得挺火。最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搞点电视剧，想涉足影视圈儿，并且打电话让我来当策划。
我一进门，他就把一本书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太庸俗了，像通俗小说。
我故作紧张地问，不是我送给你的那本书吧？
他说，不是。妈了个巴子的，就这种书也好意思送人。
我说，别这么说，人家出一本书不容易，这也是一种成绩，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嘛，别那么不厚道。
他一听，咧嘴乐了。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讲，他要搞一个“牛布衣”的电视连续剧，戏说的那种，二十集，或者三十集都行。
看他这种牛皮的神态，好像他已经拍完了似的，并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用脸皮淡淡地笑了笑说，兄弟，现在像可地扔的矿泉水瓶子似的，到处都是戏说的电视剧，你还弄戏说？有点落伍了。另外，你不是反对庸俗吗？兄弟，戏说就是庸俗！
他笑嘻嘻地说，现在我变了，我开始喜欢庸俗了，他们戏说咱们也戏说，他们搞笑咱们也搞笑。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
我说，是啊，现在的人变的速度可真快，闪电一样，一秒钟之前是一个立场，一秒钟之后，刷！变了，变成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了。正像“领袖语录”263页最后一段说的那样：要使我们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不跟不上啊。
他说，你只要记住“挣钱”二字，一切就跟得上了。
我说，看来，钱是方向盘哪。
他说，行了行了，不说那个。还说这个电视剧。咱们要弄的戏说和他们的戏说不一样，咱们戏说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牛布衣”那一类的角色。
我说，意思都差不多。
他说，这个剧你一定好好给我编着，编完了之后，我送你一个宋代的瓷瓶，价值一百万，有鉴定证书的。怎么样？
我说，哥哥，我一分钱不要，你就把你屋里的这个办公桌给我就行了，我看这个办公桌挺好的。
他听了非常震惊，说，这个你也搬不走啊。搬哪去？搬东北去呀？
我说，你还以为我真要啊，咱们是哥们儿，我能要你的钱吗？再说，你要弄的这玩意儿也是即兴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还不知道你呀？一拍脑门儿一个主意。
他一听立刻就火了，抓起电话，马上给香港打了电话，询问有关电视剧的制作问题。最后，对方说，晚上给他发一份传真过来。
撂下电话，他说，这你都听见了吧？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真的。
然后，他说了一下对这部所谓的电视连续剧的要求，约定了一下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