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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以为，此信肯定是伪造的，毛泽东绝不会写这样的密信。彭德怀谈及此事，曾说：当时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会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自述》，第一百六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翌日晨，彭德怀召开紧急会议，说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仔细看那封信，发觉信末写着“10/12”，毛泽东从无这样的写作习惯。滕代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说道：“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在东山坝，毛泽东的总前委在黄陂，这“黄陂”不是湖北省的黄陂县，是江西宜黄县和宁都之间的小镇。附近还有白陂、东陂、礼陂等小镇。两者相距六七十里。彭德怀当即代表三军团起草一简短宣言，派人急送毛泽东。宣言表示：“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就在这时，朱德那里也收到同样内容的毛泽东的“亲笔信”。李井泉曾这样回忆事情的经过：那时，东固来了个刘副官。到了黄陂，用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的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那个刘副官放下这封信之后就逃走了。李井泉：《第一次反“围剿”前后的点滴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就这样，一场离间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阴谋被识破了。红军的一次大破裂危机，安然渡过了。是谁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呢？是谁制造这起阴谋呢？经过详细的调查，这才逐渐查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内幕：“AB团”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南昌成立。那是国民党的右派组织。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所以取名“AB团”。那是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前来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段、郑两人均为江西籍。后来又加派了洪轨前来南昌。于是，段、郑、洪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三十一岁的段锡朋，颇有来历：他是江西永新人，从江西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入北京大学政法科，曾是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一九二○年起，他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出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他来到南昌后，出任中国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是“AB团”的创建人。“AB团”在江西为害三个来月，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视为眼中钉。中共江西区委决定对“AB团”采取行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之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这样，“AB团”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
段锡朋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大学校长，一九四八年病死于上海。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2
本来，在“AB团”总部被捣毁之后，“AB团”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在一九三○年三月至四月间，在江西莲花钱山，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接着，五月，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破获“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八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又称，“破获他们大批组织”。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出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赤色恐怖”。九月二十四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指出“‘AB团’在赣西南有了数年的历史，他们诡计百出的混入我党及各政权机关，希图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样，肃清“AB团”的声势越来越大。十月，红军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时，在城里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更使“AB团”问题引起注意。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那里的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首先被怀疑为“AB团”分子。于是，对他实行逼供：
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这逼供的结果写成报告，送给毛泽东，把毛泽东也弄糊涂了，以为那里的领导机关真的“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并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周以栗也被弄糊涂了，以为“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充满了‘AB团’”（《周以栗致湘东特委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
十二月七日，总前委派出了李韶九作为特派员，前去吉安东固领导肃反。
李韶九此人，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后，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李韶九一到东固，在他看来，简直遍地是“AB团”。在十二月七日到达，至十二月十日晚，短短四天之间，他竟在那里的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三个机关中，逮捕了一百二十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五十多人处决晓农：《李韶九与AB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李韶九此人搞的，乃是“肃反扩大化”！李韶九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说他是“AB团分子”。谢汉昌又乱供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不过，刘敌和李韶九都是湖南嘉禾县人，看在同乡的面上，李韶九找刘敌谈话，指出他是“AB团分子”，却没有逮捕他。
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离开富田去东固时，十二月二日，刘敌便召集第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刘敌率一营去东固抓李韶九。李韶九逃掉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释放了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事情闹大了。段良弼、谢汉昌等以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便带着红二十军过了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事情越闹越大。段良弼、谢汉昌他们要制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矛盾，造成分裂，于是想出了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内中有个名叫丛永中的，平日喜欢模仿“毛体”，此时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就这样，彭德怀和朱德都收到了那奇特的“毛泽东亲笔信”。所幸，彭德怀、朱德都察觉了这一诡计，没有上当。那时，红军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如果彭、朱中计，红军分裂，马上就会被蒋介石所击破！关于“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时“答辩”的一封信中指出：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周”指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引者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②《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信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分析：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泽东同志个人问题？决不是，如果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提起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栗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捉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敢造谣言吧。那末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提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呢？并不是拥护革命，因为革命就没有私人拥护与否的问题。他们也不是忠实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了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给一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战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呵！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富田事变”惹起一番大风波。事情变得错综复杂：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所谓“‘富田事变’头目”，本不是“AB团分子”，硬是被李韶九搞“扩大化”而“扩”进“AB团”之列。可是，他们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发动“富田事变”。特别是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差一点挑起一场大内乱！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为那些指责他们是“AB团分子”的人提供了“证据”。解决“富田事变”这棘手的任务，落在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头上。项英当时的头脑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条，即段良弼、谢汉昌发动“富田事变”之后，带走了红二十军，虽然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但并没有去投降国民党。这样，由项英主持，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是，决议并没有称“富田事变”是“AB团的暴动”。决议还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冷处理”。他“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样，他没有用武力去解决红二十军。经过宣传、教育，红二十军回归到红军中来。“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富田事变”，经项英妥善处理，也就安然过去。红二十军开赴前线，参加了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此波刚平，彼波又起。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从上海派出了“三人团”，来到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圩。这“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那时因为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共三人，即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和“三人团”一起来到苏区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任弼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位留着八字胡、戴近视眼镜、二十七岁的湖南人，早在一九二○年秋，便出现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的石库门房子里。那儿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任弼时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学习俄语，教师是杨明斋以及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这年冬天，任弼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春，任弼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他返回中国。一九二六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大抵由于他有过苏联留学经历，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因此派他来苏区。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王稼祥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
顾作霖不过二十三岁，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亦即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进入苏区前夕，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他的儿子顾家来只一岁。他告别爱妻、幼子，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化装成商人，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进入江西。“三人团”到来之后，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项英、任弼时以及毛泽东。不过，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派到江西苏区来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否定。没多久，“三人团”便批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于是，项英被认定“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撤去了中共苏区中央代理书记的职务。
由谁取代项英呢？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接着，六月二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成了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使他的声望大振。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横扫千军如卷席”1
南昌的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何应钦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心中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