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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之大中华-第2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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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到9月1日,克洛迪乌斯通知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馆,“各部门都已同意,向罗马尼亚运送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但是在这时另一个想得到罗马尼亚石油的竞争者也参加了进来。9月3日,法布里齐务斯报告德国外交部说,英国人“为了断绝德国唯一的供应来源,并且同时供应在波兰的英国空军,正在准备异乎寻常地大批量购买石油”。他说,由于缺乏出口货物以换取外汇,罗马尼亚的原料供应情况目前非常严重,所以它“准备签订十分巨大数额的合同”。他又说,不过,应该提醒罗马尼亚人,他们已经同意要按原来的份额继续供应德国及其保护国,这个份额到目前为止约占罗马尼亚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在对付波兰方面,5月23日以后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倒退过:一经决定摧毁它,就永远不再变更。再试图劝说它或吓唬它退出“包围集团”——不论是指出后者的虚弱或是夸张地吹嘘德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因此已经是文不对题了。从此以后,德国的外交就根本不再把波兰政府的存在放在眼中,而只是使空谈的“但泽问题”保持足够的热气,以便在适当的时刻能够燃烧起来;而德**方和纳粹党卫队的策划人员则在尽可能机密的情况下完成其灭亡波兰的组织工作。指令不断地在三军各部门中传递流转,秘密动员在第三帝国进行着,军火和士兵在偷运进但泽自由市,为了制造“事件”而策划种种阴谋。但是直到第一个星期但泽问题被故意地造成一个危机为止,在局势中没有加进任何新的因素。

    至于但泽自由市,国社党人制造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可以追溯到1939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过,威胁着这个自由市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而且还有为突然行动进行的明显的准备工作。这一切在9月1日自由市终于再同德国合并以前,也已经在缓慢地扼杀它的商业活动了。

    虽然在华沙和柏林德波两国的外交家们都很少会晤,驻但泽的波兰政府代表茨霍达茨基同但译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曾有过几次谈话,并且经常互相递交语气激烈的照会,即所谓的照会战。与此同时,波兰人和但泽人又都同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不时进行商量,他在双方之间担任调解人。格兰泽尔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两人都有和好和愿意谈判的表示;但是纳粹的地方行政长福斯特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制造麻烦。他并不尊重国联高级专员,而只是利用他作为一块传声板。福斯特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接受命令。

    关于但泽的军事准备,如果说在全德国范围内保守秘密是困难的话,那么在但泽小块领土上就更为困难,因为它的居民是在国际的众目睽睽之下从事他们的每天工作的。然而把自由市转变为一个武装的纳粹要塞,是希特勒认为他决不能稍加忽视的计划中的项目之一。由于错误地相信,波兰政府可能会乐于让德国的既成事实来把它不敢要求自己的人民以自愿的让步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泽军事化的进程在1938年秋天已开始减慢,到3月底的暴动阴谋失败后似乎更遭到了暂时的中断。但从5月中旬起,它又恢复了,并且确实加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全世界特别是但泽人在整个6月和7月都一直在期待突然袭击的随时来临。

    可是,事实上德国人为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都还不准备把这问题强加给波兰。他们狂热地进行准备,并以这个或那个庆祝活动为借口而把大量的德国人不断地运进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没有根据的担心:他担心波兰人自己占领但泽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当那位但泽参议院议长试图减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对但泽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所感到的忧虑时,他的辩解,即“由于外来的威胁而有这种必要”,并非完全不真诚。不仅如此,法国驻华沙大使诺埃尔在评论但泽当局的辩解,即自由市必须有能力防卫波兰人可能的入侵时说道:“这种说法,对那种事来说,并不纯粹是宣传。它同人民方面的真实焦虑是符合的。”在7月的最后一天,地方行政长官真的来到高级专员那里,声称波兰总参谋部准备在当天晚上军事占领自由市的铁路系统,因此迫切请求他“立即就这件事去同波兰当局交涉”。希特勒自己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同齐亚诺谈话时,作为在那个月同波兰算帐的一个理由,也坚持说,“波兰完全可以在10月里占领但泽,它大概也打算这样干,而德国则毫无办法来阻止它,因为当然不可能有轰炸和摧毁但泽的问题。”

    当然,波兰政府除非受到最可怕的挑衅,是决不会想要夺取自由市的,因为它知道这样的行动“将会有给波兰的干预加上侵略的外衣的风险”。但是,事实上它(至少直到7月中或7月底为止)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这样做的。7月6日贝克向诺埃尔保证说,但泽“是在我们的炮口之下。因此,相当于一个整师的军队和少数大炮在那个城市中出现,并不能严重地妨碍我们。”诺埃尔本人很早就在5月15日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为了使自由市的军事化有它的充分价值,德国人……必须在维斯杜拉河两岸之间建立永久性的交通工具,以便把东部同东普鲁士连结起来”,因为“目前在切夫(维斯杜拉河边的最后一座波兰城镇)和大海之间没有一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而且,正如波兰报纸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一方面自由市这样的同东普鲁士隔开,另一方面它同波兰内地之间却有三条铁路和七条公路在起连接的作用。所以,如果但泽内部发生暴动,已经部署在这地区南部和西部边界的波兰部队可以在德国的军事援助从东普鲁士到达前很久就占领了这座城市。

    因此,从希特勒完全决定要于1939年内攻打波兰时起,在这地区内建立德国力量的紧张努力就开始了。但泽警察的人数是不受任何法令的限制的,1938年11月参议院曾发布一项法令,实行强迫的普遍警察服役制。根据这项法令,但泽公民开始被征召在德国受军事训练。从5月起,这些人在回到但泽后就被编入党的独立小分队,然后再转入营和团的军事单位中。同时,常规的警察力量也增强了。当伯克哈特就这个问题向参议院提出询问时,他只得到这样的保证:人数不超过一万人。采取有关的措施,则是为了阻止但泽青年“离开自由市地区去德国参加军队”。

    接近6月底时,组成了一支志愿民兵。根据6月27日贝克告诉英国大使的波方消息,这支军队只有四千人;但驻柏林的法国代办一个月后报告说,大约在6月底和7月初已招募了两万人。6月底伦敦和巴黎的报纸报道,希姆莱曾亲自访问自由市,视察了当地的纳粹军队。这时它的人数已接近一个整师,完全由德**官率领。据说有一千多德国青年已从东普鲁士来到那里组成新志愿兵的核心,凡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五岁的但泽人都必须加入这支队伍。但泽的学生和公职人员在假期中都不准离开自由市。意大利总领事写道,“一支志愿兵是由曾参加捷克事件的那些人所组成,也就是说有两三千人;秘密警察正在予以加强并改进装备;正在建造兵营和浮桥,桥梁也在进行加固。”同时,他报告说,“摩托化增援部队已派往东普鲁士。这些表面现象给人以行动即将开始的印象。”

    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电报中,英国驻但泽总领事谢泼德报告了一些使人不安的详细情况:在市区周围建造了防御工事;在维斯杜拉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征用了房屋以储藏军火;检查了全部摩托车辆和动员了马匹。法国驻华沙大使在7月10日的一份电报中报告了更多的这类消息。7月3日,但泽参议院颁布动员劳动力的法令,4日它宣称已无力偿付它的外债。在同一天关闭了在死维斯杜拉河港湾内的霍尔小岛,以供存放武器和驻扎志愿兵之用。在7月6日夜间架设了八挺机枪以控制斯希豪造船厂大门。7月14日魏茨泽克提到了凯特尔的一项询问,即“让公众看到在但泽的十二挺轻机枪和四挺重机枪,这在政治上是否妥当”。对此,经决定予以这样的答复:“在让公众看到这些机枪以前,即在街道上列队行进和现场操练以前,再多等待些时候是得计的。波兰人肯定会再自我暴露,到那时就可以用公开显示枪炮来作答复了。”可是这种保密是不必要的,因为格兰泽尔在18日报告说,波兰人“确切地知道有多少部队和大炮”等等可供使用。据茨雷达茨基说,他们不想在目前的危急时刻利用这一证据,但已经作好予以公布的一切准备。

    在柏林,戈培尔6月21日在夏至节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据报告曾宣称德国打算“把历史上曾属于它的一切领土都收回”。大约在十天之后,但泽参议院新闻处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但泽: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其中明确地写道:“就但泽、走廊和其他被任意地从第三帝国分离出去的领土而论,它是一个德国土地的问题,要占有这种土地,波兰无论是道义上的、历史方面的、文明或文化方面的理由,都不可能提得出来”。

正文 第三百四十五章 得手

    第三百四十五章 得手

    尽管受到那么多的挑衅和打搅,波兰政府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沉着。在接近5月底发出的电报中,诺埃尔已经注意到波兰报纸不止一次地使用温和语气来评论卡尔托夫事件。6月11日他报告说,“冲锋队的集合和其中掺杂有德国正规军,这两件事似乎都不曾打扰波兰当局,因为据波兰当局的估计,他们将从他们来的路上离开但泽”。还有,在6月11日,他注意到“国民显得特别沉着,而且当政府劝告他们要表现得慎重和温和时,国民就十分驯顺地服从政府当局。”7月1日贝克向英国政府保证“波兰政府决不会被任何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吓慌而鲁莽行动”;他接着又说,“就在昨天晚上有谣言(这是第四十九个这一类的谣言了)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开进但泽。他已见到了波兰总参谋长;已经作出决定,一个波兰士兵也不调动。他已去就寝,睡得很好。”这种“严肃的镇定”的一个理由是,波兰对实际的战略地位抱乐观的态度。可是,那种地位在每天改变,越来越不利于波兰;而波兰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把一项德俄交易的可能性视为是不可想象的而予以抹煞。6月27日接见英国大使时,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阿尔齐泽斯基表示他相信,德国还不“至于为了但泽而去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它会只继续它的神经战,希望把波兰弄得在经济上精疲力尽,并破坏它对它的盟邦的信心。贝克本人于四天后也反复重申这样的意见,即德国人“主要是希望触怒和威胁波兰”。还说:“他们决不会成功。他们现在必须看看清楚,任何真的侵略就会碰到英国、法国和波兰团结一致的抗击。”7月6日他告诉诺埃尔说,波兰政府的态度“只有在波兰的主要利益(铁路、维斯杜拉河或港口的使用权)直接受到影响时才会改变”。他说,甚至到了那时,波兰政府也将首先求助于经济措施以保卫其权利,“保留其他形式的行动以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意外事故”。

    7月12日福斯特从但泽飞往纽伦堡,13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的接见,17日他又回到了自由市。19日他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那里,告诉他说,总理“决定不让但泽问题引起一场全面的冲突”。福斯特继续说,如果波兰公众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自己就要迅速地把他的警察队伍解除武装,并把人数减到1938年时的数目;但是如果德国的威望受到任何损害,那就不可能办到了。所以,波兰人必须以谅解的精神同参议院商谈象海关检查员之类的次要问题。福斯特还要求伯克哈特“担任中间人,并尽力设法对某些问题(如果不是由他本人来决定的)至少以使双方今后能达成协议和彼此合作的观点来预先加以安排”。

    德国人这时明显地关心于私下里使英法两国对即将发生政变的担心减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同样地急于要公开否认他们可能准备在但泽最终割让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福斯特的喉舌——《但泽人前哨》于7月18日就把谈判正在进行或当地报纸的调子已有改变的传说说成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且轻蔑地排除了“任何波兰为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提出的妥协性建议有最微小的实现可能性”。柏林的政治界人士也同时否认紧张局势多少有所缓和。19日又宣布但泽的警察力量已进一步增加到三千至四千人。

    事实上,德国政府甚至在知道俄国人邀请他们去莫斯科“逐步地”进行谈判之前,在近8月底时就已经进入了发动波兰战役的最后准备阶段(在行政上、军事上和政治上)。这样,早在7月27日就已发布了一项命令,说元首命令自由市同大德国重新合并,“武装部队必须立即占领但泽自由市以便保护操德语居民”。命令规定了占领过程的一切细节:来自东普鲁士的部队开进该地区,在他们到达该市前但泽警察应即占领并保卫市区,等等。8月2日的“致舰队的信”中有“为了谨慎”在大西洋使用潜艇的作战指示;并有一个旁注表示实际启航的日期可能要在8月中旬决定。8月初,冲锋队也开始发动他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波兰“事件”的布置工作。在政治领域中,第一次正式插手干预但泽参议院和波兰当局之间关于海关官吏的剧烈争执。

    海关争端

    这一争端已持续了几个月,它几乎完全是关于波兰海关检查员在东普鲁士边界上执行职务的权限这个问题的,它起因于私远武器进入但泽。在但泽…东普鲁士边界上各地点发生了一系列小的事件后,5月20…21日夜间在卡尔托夫海关站发生了一起更加严重的事件。一伙但泽的冲锋队员攻击并搜索了波兰海关官员住的一所房屋。波兰副代表佩尔科弗斯基参赞在试图要求但泽当局派警察去保护而未获成功之后,就乘车来到现场。当他在那幢被搜索的房屋里面时,他的司机遭到了一伙身分不明者的攻击,他打死了其中的一人(事后查明他是从东普鲁士来的冲锋队员)。佩尔科弗斯基和他的司机于是同海关官员们一起躲入附近的一座火车站,然后“他们设法搭上一辆铁路机车来到波兰领土上的切夫”。事件的性质同它的后果比起来是细微得很的。茨霍达茨基于5月21日连发两份照会,抗议干预波兰海关官员的工作,要求查究、赔偿和作出明确而有约束力的声明,声明参议院将保证在但泽的波兰人和波兰官员今后的安全。对此,参议院议长于24日以两份照会作了答复。在照会中他不仅拒绝了茨霍达茨基的要求和声明,而且还要求召回佩尔科弗斯基和两名海关高级官员,理由是他们协助并唆使司机逃往波兰境内,因此滥用了他们的外交特权。茨霍达茨基30日的答复拒绝了召回官员的要求,但是口气还算友好。它没有再提赔偿和保证,并表示波兰政府愿意“为了保证波兰官员在自由市境内正常的活动而能够作出的安排”进行一次联合探讨,也愿意改进这些官员和但泽当局之间的关系。

    可是,但泽当局却一心想利用这次纠纷,以便削减特权和妨碍波兰海关行使职责。6月3日,他们又向茨霍达茨基递交了两份照会。第一份是警告波兰政府,如果它仍拒绝召回那三名官员,那就要向所有的但泽官员发布一道命令,不管是否直接由参议院负责出面,命令今后停止同他们发生一切私人的和官方的来往。第二份照会,在抱怨波兰海关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和行为令人不满之后,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接着说:“由于这种种理由,我认为有必要立即把波兰海关检查员的活动限制为一般的管理。……特别是我必须坚持主张他们的官方活动应限于在他们的办公室内。……我也不能再允许但泽的海关官员接受波兰海关官员的指示,即使是建议的形式。”最后他通知茨霍达茨基说,不管过去是否有过相反的保证,他现在已授权参议院的财政部,由它自行决定,今后应令海关官员宣誓向国社党效忠。

    第二份照会时,茨霍达茨基拒绝接受照会内对波兰海关的指责,并声称波兰政府不能同意对其活动所加的种种限制,这既违反1921年的华沙条约,也不符合1934年的波兰…但泽海关协定。如果参议院要官员们宣誓就职,波兰政府(他提出警告)将不得不考虑加强海关的控制,因为但泽的海关官员今后“对尊重和妥善执行波兰海关规章的保证将会不再象过去那样有约束力”。在他的申述的结尾也许暗示了要实行经济报复。他说他的政府愿意象过去一样在取得但泽参议院的同意下调整一切有关自由市的重要问题;但波兰政府也认为有责任警告后者,“在波兰海关的制度和行政中如发生任何缺陷或障碍,必将对但泽的经济利益及其人民产生不利的影响”。争端的每一方现在都已说了各自的最后一句话,但结果仍是僵局。一方面,实行了海关官员宣誓的办法;另一方面,波兰海关官员的人数也增加了。更为严重的是,茨霍达茨基的办公室和但泽当局之间的直接关系从那时起破裂了。一名叫利平斯基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以酗酒和间谍的罪名于6月12日被但泽秘密警察逮捕,这件事确实又引起了茨霍达茨基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一阵互相送照会和抗议;但后者也没有停止施加压力以迫使波兰海关缩小活动。虽然福斯特于7月19日告诉伯克哈特说,“自从卡尔托夫事件以来,通信联系只剩下互致照会,不再有私人之间的接触,也不再有口头上的讨论”;但是7月17日格兰泽尔和茨霍达茨基在伯克哈特所设的一次午宴上又见了面,而且据格兰泽尔的记述,在那里”详尽而又坦率地”讨论了他们的问题。

    在7月里,开始时的一场海关官员纠纷又变成同经济上的争吵缠在一起。在月初,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贝克曾向诺埃尔保证,除非波兰在自由市的经济利益直接受到那里的纳粹活动的影响,否则波兰政府决不采取报复行动。可是,大约从7月17日起,波兰当局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了。它似乎这时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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