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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虎豹口一带强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史称西路军。
到1937年3月，经过千里跋涉，历经山丹之战、高台之战、临泽倪家营子之战的西路军终于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
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四百余人到达新疆，副总指挥王树声为首的右支队，有零星人员化装回到陕北。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六万余人，至此损折三分之一。
西安事变后，zhonggong只能改变部队整编计划，将原计划编为四个师的部队编为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张国焘借清明祭扫黄帝陵之名逃往武汉，公开声明脱党，zhonggong中央虽然收拢与拯救了近六千名溃散归队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却将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为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割据新疆称王阴谋的实施部队，将它当时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一笔抹掉。
从那时起，军史、党史，凡提到西路军，便持此论调。一直到1976年粉碎“***”后，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粉碎“***”有功的李先念，徐向前作为当事人，不甘自己所属部队蒙冤四十载，才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重新审查西路军事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电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党中央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首次为西路军平反。宣布，西路军是党中央和和**为实行宁夏战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应部队，又是宁夏战役搁浅后，实施中央打通新疆，获取国际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队。至此，基本还原了西路军的真相。
事实也是如此，机械而忠实地贯彻了**的每一个决策的西路军，正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换来了甘肃黄河以东主力红军的相对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们在陕甘苏区的斗争，保证了红军主力在那里站稳脚跟，并求得了长足的时发展。
研究历史，不应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无情和残酷的。事件的许多当事人，虽然也探讨过西路军的是是非非，但是都未曾深入剖析其根本。比如。徐向前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的遗著中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电令马首是瞻，那最后决定权实际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
应该说，徐帅的分析较为客观实际。但他仅仅从军事上，从部队自身的内因上分析了西路军败亡的原因，而回避了政治问题。这才是西路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分析历史和当时**与西路军来往的电报。西路军的战略战役任务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飘忽无定的。既然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派西路军先期渡河为左翼策应，进攻中卫并迂回定远营（今内蒙阿左旗首府，贺兰山北麓军事要冲），就应以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南线屏蔽渭河流域，向西警戒中央军胡宗南，王均。毛柄文部，集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四军，三十一军主力，北出固原，威州，兵锋直指中宁、灵武，马鸿奎纵有天大本事，以其十五路军，除了**骨干，汉族皆系强征壮丁的军力，也无法分兵四路堵截红军。红军照样可以实现就食宁夏黄河以南，达到在经济、文化，相对发展，人口密集地区以休养生息的战役目标。但是军委迁延时日，致使敌人大军云集，马鸿奎重新布防中卫、中宁，吴忠，战役机会稍纵即失，宁夏战役未果而终。这时，被孤立在河西的西路军如果趁马步芳大军尚未完成集结，民团也未完成动员，马步青骑五师做鸟兽散之际，丢开堡寨，一边筹粮，一边大步前进，可以在河西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军二十天就可到达星星峡，取得苏联装备给养，再回头建立河西根据地，扫荡增援河西的马家军，即完成了牵制西北四马，（青海方面，马步芳新二军，河西凉州地区，马步青骑五师，中宁中卫，马鸿宾三十五师，灵武、银北，马鸿奎十五路军）又完成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可以随时东返支援陕北。即令不取此策，也不应对叛属无常的西北四马存在任何幻想，搞什么围而不打，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结果屯兵于坚城之下，靡费时日，给马步芳大军完成集结，倾巢出动，围堵河西走廊提供了全部时机。如果，以三十军迅疾攻克武威，灭骑五师，马步芳失去臂膀，独木也难以支撑。再以红五军守住乌鞘岭，三十军急行军至张掖民乐守住扁都口，青海马家军在天险面前，只能望山兴叹，而无法奈何我军。此时，以三十军大部转战，扫清凉、甘、肃州的马家军，站稳脚跟，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未尝没有可能。但是这一切可能都被**朝令夕改，变幻莫定的电令磨灭了，西路军只有空腹单衣，与敌殊死搏斗在大西北酷寒的河西走廊，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欲急进则不可，欲速退亦难行，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一途。
西路军的毁灭的大致原因有三：
第一：马家军为防止中央军插手河西事务，丧失自己的地盘，倾巢出动骑五师，新二军全部兵力八个旅，若干直属部队计二万五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动员省属各县民团八万五千人，战马四万七千匹。军力是西路军的六倍，又以来去如风，攻势迅猛的骑兵为主，在攻守之势上造成了西路军致命的威胁。
第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采取坚决果断的自救措施，甚至必要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孤军在外开始，就抱定打通新疆国际路线的宗旨。以取得新式装备，武装自己再回头补过的决心临机制敌，也能摆脱覆没的命运。但是陈昌浩跟随张国焘犯了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中央电令是听，丝毫不顾及西路军实际，他的最后决定权断送了这支部队。总指挥徐向前虽然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他性格中有懦弱，拘谨的一面，（否则，自己在前方指挥打仗，老婆程训宣被当作***在后方被肃反，他也该老虎发威了）遇到反对，便不能坚持，其命运也就和皖南的叶挺一样，即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血创建的部队军旗坠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今天要西路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电报），明天要西路军在永昌、凉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据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电），后天又要部队东移策应河东（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电报），这种以牺牲一支主力部队为结果，使其疲于奔命，首鼠两端，进不得，退不成，在敌军重围中越陷越深的自相矛盾的电令，才是西路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难道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统帅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强要一支孤军在外的疲惫之师，完成自身实则无法完成的战略战役任务，进而把他送上了毁灭的境地。探讨这一点实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想到祁连雪峰，河西黄土那被掩埋的万名忠魂，为了告慰他们，我们还是揭示历史的真相吧！
西路军实际是政治的牺牲品，尽管他担负了一定的军事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四马军力，保证了河东我军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但他的败亡，并不因为是军事。他实际是张国焘分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后殉葬品。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宁回师时还有三万五千余人，军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全部还要多。尽管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有限度地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是最有实力的部队的实际执掌者。稍有机会，松潘战役前的故技将会仍由他上演。中央和maozhuxi本人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以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可以掩护侧翼，牵制中央军西方和四马的军力，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即令西路军败北，也大大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并借此可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使由独立山头发展起来的各支红军部队皆听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电令的由来。这样做是残酷的，但也是必要的，三十军作为草地行军右路军的主力部队，当maozhuxi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张国焘急速北进时，并不听命于中央，而仍回建制，足可见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至于五军，大概不谙政治的董振堂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对五军团长征以来的处境发了些牢骚，为张国焘所利用，由此招致了划归西路军殉葬的命运。事件后，延安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四方面军旧将闹事事件至少也可以反证这一点。
政治是无情的，有悖常理的，我们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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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器来源看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军队
更新时间2012…4…18 15：21：54 字数：5271
从武器来源看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5万人扩大到120万人及民兵近200万，考虑到其身处敌后既无内援又无外援，可说是历史罕见的大奇迹。而其武器装备来源也大有可探讨之处。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武器有几大来源：1、缴获日军2、缴获伪军3与国军摩擦所得4国府友军接济补给5收编民枪（含收集国军散失武器）
6、自身军工补充。在战争不同阶段以上来源比例又有大幅度涨消，而且各战略区情况也大有不同。下面试从战争不同阶段来探讨。
一、37年出兵至38年末战略展开期。部队发展到17万人，建立了人口达5000万的根据地。
共军出兵伊始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为内战期间所有，经过长征（含西征覆没）之后
重武器基本丢光，但历经歼灭东北军2个师、胡宗南一部、东征山西等战役轻武器尽管品牌杂乱配置不全（如贺龙部步枪仅55支有刺刀），但基本够用。与国内军队相比弱于中央军、滇桂军，略强于川军。出征前没有得到国府大规模武器补充。共军出战之时正是日军挥军直进骄横无比而且正面有国军死打硬拼，所以共军发挥自己拿手好戏重兵游击于山岳地带，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不少是专打日军辎重部队（平型关、广阳、雁门关等）所以缴获自日军的武器装备着实不少。至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共军（不含新四军）与日军作战1500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枪1。2万。考虑到这期间伪军较少较弱，可以认为对日军作战占其中较大比例。主力部队补充了不少日式装备，**就是因穿着日军大衣而被友军误击的。
这一阶段共军增加了10万余人，武器的主要来源是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37年7月至37年11月太原失陷，与日军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人，自身损失6000人。此后主要是战略展开，收编民间武装、建立政权，其主要根据地晋冀等地原本就民风强悍、民枪众多，又经过国军与日军的大战，散失武器极多，共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大批成建制收编民间武装并大力收集民枪，仅冀东暴动就有近20万人参加，其中精华均被吸收成军。其中新四军尤为突出，出兵地带均为国军与日军进行过主力会战之地（苏浙、鄂豫等地），叶飞部仅收集机枪就百挺以上，而五师成军之初基本是收捡武汉会战国军散失武器起家。茅山纪振岗一介商人也赠送陈毅步机枪数百。
本阶段国共同仇敌忾，无军队间摩擦。而且还从国府得到不少接济。八路军新四军都有相应军费，被服、弹药供应。武器供应有记载的只有120挺苏式机枪、6门平射炮。38年129师长乐村急袭战时就有使用苏式重机枪记录。友军接济在此时也最多，卫立煌、阎锡山、盛世才等均有记录。
本阶段国共摩擦、军工自给均可忽略，而与伪军作战可并入对日军作战中，故我们得出一个比例：本阶段增加的军队武器中缴获日军占到10％，国府友军接济占10％，其余为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
本期共军基本是拼红军的老底子，指挥员均为降级使用，如**、贺龙等早就有指挥集团军级作战的经历，甚至有红军师级军官充任营级的情况。故指挥能力强、战法灵活。基层士兵中有一半以上是身经百战的长征老底子，进入陕北后补充的俘虏和新兵在这种一帮一的比例下迅速成长，战力可比原红军主力。从初期几战来看，尽管武器装备不好但能够扬长避短，战技一流，担任山地游击任务胜任有余。从主力部队来看每名士兵配步枪一支，手榴弹2－3枚，子弹100－200发，每连军装备轻重机枪，团级单位装备有迫击炮。战斗中能充分发挥武器效力，尤其射击纪律极强，无乱开枪之例，白刃战坚决勇猛（在刺刀不足时能运用各种刀矛杀敌），在山地运动游击战中是一流的军队。彭德怀曾自信的认为如有20万机动部队，拥有国军配备，便可在华北以运动战为主的方式与日军对垒。太原失守后分兵建立根据地，一年里增加3倍，但此时的共军很注意部队的发展与战力相匹配，新编部队尽量多整训少打仗，先打弱敌、先打小仗，以老带新，所以至38年底单位部队战力无明显下降。但武器无明显改善，聂荣臻曾对此甚为担心。
二、39年初至40年末百团大战结束，发展壮大期。共军爆炸式发展，八路军达170个团40万人，新四军达10万人。武器来源与前阶段大有改变。本期日军攻势达到顶峰，注意力依然以正面战场为主，对后方占领区关注不够。国军也正是严防死守战意高昂之时，敢于在大战之余相机发动大型反击、如冬季攻势，大型会战与局部反击连绵不断。共军对日作战保持前期主动态势，尤以百团大战为顶峰。
此时日军已开始重视扶持伪军。大力收揽土匪无赖及失意军人败类，以缴获自国军的武器予以武装，希图维持后方治安。但此类乌合之众与共军作战百战百负，共军也有意打这种缴获大代价少的仗，于是缴获伪军武器正是成为一大来源。
本期国共关系逐渐冷却、开始出现大规模摩擦。如山西十二月事变，新军33个团4万人枪正式并入共军编制，华中黄桥一役歼灭国军1。1万人，缴枪4千余，华北反击朱怀冰、鹿钟麟、阎锡山、张荫梧等都是万人规模以上的大战，缴获自然不少。有了摩擦所得自然就少了国府友军接济，但经费一项直至40年10月才停发。
收编民间武装一项较前期减少。原因是国军战线逐渐稳定，开始重视敌后建设，有意发展敌后武装，如忠义救国军等。原根据地潜力挖掘已尽。
本期共军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军工建设有发展，但受各种条件限制只能供应少部分弹药，武器类产量很少。
由此我们认为本期共军增加的30多万军队的武器来源中以缴获伪军、与国军摩擦所得、收编民枪为三大主项，当占到70％以上，缴获日军维持前期比例不变10％，考虑到百团大战的因素，本期与前期当是对日作战积极主动期。
本期共军扩展太快，除少数主力部队外，平均战力较前期有较大下降。高级指挥官在部队暴增、根据地扩大之下，百事缠身、难以专心治军，而下级官兵或伤亡或升职，此时各级干部任职范围已经远超红军时期，也是面临重新学习提高之时。新兵众多、干部缺乏，偏偏武器又没有改善，战斗力下降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就愈加强调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部队偷袭游击尚可，连初期那种带有运动战色彩的大型伏击突袭也少了，更别提攻坚战了。结果在百团大战中出现了近万主力攻不动日军不满千人防守的情况。武器装备长期没有改善也影响了共军的作战意志，在整个抗战期间共军有效使用的重武器只是迫击炮（击毙阿部规秀）步兵炮（有使用记录但无突出战绩），缴获的山野炮或掩埋或丢弃（如新四军在黄桥缴获了国军山野迫炮59门）竟无使用记录。当然这与共军没有弹药供应和专门人才有关，但也是过于强调游击与人民战争、盲目扩军的结果。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中有限资源在各战略区编练一部精兵（以国军轻武器配备为标准）作为拳头使用，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三、40年末至43年初。正面战场呈胶着之势，太平洋战事打响，日军充分认识到占领区治安的重要，经百团大战的警醒，下决心肃清后方，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治安肃正战。共军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损失惨重，军队、根据地面积、统辖人口均有50％的下降。这种情况下武器来源恐怕只能以吃老本为主，部分缴获远不能抵消损失，对日军作战呈被迫和被动之势。武器补充来源基本同于前期，与国军摩擦呈北消南长之势，一方面华北国军或投敌或被驱逐，与共军难以接触。在华中国共继续征战不断，国军韩德勤部被彻底袭破，山东也是共军建立优势。与国军摩擦所得、缴获伪军、收编民枪（仅华中地区至42年底便收集民枪10余万支）依然是三大主项，占到80％，国府彻底断绝接济，对日缴获、军工自给均有下降
本期共军损失巨大，冀中等平原地区陷落，转入贫瘠的山地坚持，武器装备因战事不顺更趋紧张。弹药补充连作战都不足，别提训练了。而没有200发以上的射击训练何谈合格的士兵，于是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形成恶性循环，作战主动性大减。本期对日军大队级部队的主动攻击可能是抗战期间最少的。
四、43年至45年7月，恢复反攻期。共军借太平洋战事吃紧，日军渐成颓势之际，积极恢复发展，至44年已全面恢复并呈局部反攻之势。但日军的残酷使共军患上恐日症，消极避战，避免刺激日军。这种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