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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天芦战役之经过及尔后的任务与敌情之估计》认为：“我军在顺利地迅速地完成绥崇丹懋战役任务后，即开始执行第二战役的任务……据我们的估计，川敌杨森、刘文辉之惨败，邓锡侯一部之溃退，刘湘教导师杨国祯部一、二旅之挫折，敌人必然的要把唐义连、王治易部调增上来，维持其垂死的狗命。但这些部队都是我们红军手中的败将，死伤极大，士气极衰，虽经过数月之补充、整理、休息，然新兵最多，大半是估拉强迫当兵的，尤其是那些军官是亟已尝过红军的辣味的，未战先馁。”可见，红四方面军战前对川军的实力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其实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刘湘的二十一军，同其他川军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较好：一是内部矛盾小，中下层军官几乎全由自己培训，内聚力强。二是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中，所部官兵久经战阵，作战经验丰富。三是管束较严，抽鸦片的绝无仅有。四是武器精良，装备较好。军直属有飞机、舰艇、战车、炮兵；两个机枪团（共36个连），全配英制路易式轻机枪。师、旅普遍有机枪营、团有机枪连，营有重机连，连配6至9挺轻机枪。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恶战。川军在与红四方面军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以往，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镇，不惜代价，指挥川军死打硬拼。加上兵力众多、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川军的实力已经大为增强。
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芦山任家坝召集会议，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在这次会议上研究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筹集粮食，待机北上会合中央。
百丈关之战，红四方面军伤亡近万人，未能实现进军成都平原的目的，也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参考书目：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国民党将领看长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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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与川军：土城之战
更新时间2012…4…18 0：41：21 字数：1493
核心提示：“比如人家报告说郭勋祺的军队只有两个营，但是毛主席的实际指挥一打，郭勋祺不仅能打，他的兵力比两个营大得多，是两个团。情报不准，怎么办。毛主席即使在失误的情况下，毛主席最可贵的是能够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马上转变策略，当机立断。毛主席为什么说，他有四渡赤水，他的得意之笔，有的时候他抉择失误了他调整战略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原来，毛主席打赢郭勋祺就可以从这儿北渡长江到四川，有可能就不用四渡赤水，就是因为当时川军郭勋祺特别厉害能打，所以毛主席及时调整，当然也是为了摆脱敌人参与四渡赤水。”毛新宇说。毛新宇将军全家福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为：毛新宇：毛主席不是常胜将军有过指挥失误
中新网（2010年）9月9日电9日下午，毛主席思想研究专家、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少将做客人民网说到，可以实事求是地承认，毛主席有失误，但是毛主席的指挥失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还有客观条件。
毛新宇讲到，毛主席是勇于检讨错误的，而且也是实事求是的。毛主席后来在七千人大会总结的时候，毛主席很诚恳地检讨过他的军事失误。比如他说过“不要以为我毛主席就只打胜仗，不打败仗，没有那回事，人都是通过打败仗，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学习”。毛主席自己说，毛主席自己承认他的指挥失误也是很客观的。
毛新宇说，但是毛主席的指挥失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还有客观条件。毛主席承认过，红军在四渡赤水时，土城之战就打了消耗战，没有打赢等等这些情况。“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来替毛主席辩解，我们承认毛主席有指挥失误，但是我们要分析，他指挥战争失误的一些客观原因。”
毛新宇分析到，土城之战，造成毛主席的失误，是什么原因呢？是情报侦察有失误。因为土城之战，当时毛主席指挥的时候，他了解的时候，说川军一个部没有多少兵力，说不足一个团。毛主席为什么后来这么重视情报工作？他在实际指挥土城战役的时候非常恼火，他为什么恼火？恼火就恼火在情报失误上。有时候情报失误对战场判断是害死人的。
“比如人家报告说郭勋祺的军队只有两个营，但是毛主席的实际指挥一打，郭勋祺不仅能打，他的兵力比两个营大得多，是两个团。情报不准，怎么办。毛主席即使在失误的情况下，毛主席最可贵的是能够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马上转变策略，当机立断。毛主席为什么说，他有四渡赤水，他的得意之笔，有的时候他抉择失误了他调整战略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原来，毛主席打赢郭勋祺就可以从这儿北渡长江到四川，有可能就不用四渡赤水，就是因为当时川军郭勋祺特别厉害能打，所以毛主席及时调整，当然也是为了摆脱敌人参与四渡赤水。”毛新宇说。
毛新宇说：“我再说一个，再点一个，算是毛主席指挥战争的失误。比如，今年我们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0周年，我在学习了解抗美援朝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呢？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军事科学院我的一个老领导（宋时轮——编辑注），当时他是第九兵团司令，第九兵团入朝作战，我们不能说是失误，但是它打这一仗，第九兵团损失比较大，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当时志愿军入朝的时候，有些事情、问题没有想到，就是朝鲜的气候变化，非常寒冷。毛主席也是下了很大决心，而且要求志愿军参战都很急，当时没有考虑到朝鲜的天气会变得很严寒，很寒冷。我们的志愿军也是非常苦，主要是在抵御寒冷、抵御自然界，冬装这些方面没有准备充足，非战斗减员，冻伤的或者是冻死。当然，有些就说明情况是意想不到的。”
毛新宇最后说，毛主席确实也不是常胜将军，世上没有常胜将军。有一句话说得最经典，毛主席说“我这个人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失败，不去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怎么会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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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长恨：红四方面军大肃反
更新时间2012…4…18 1：27：26 字数：4469
楚天长恨——红四方面军大肃反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zhonggong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4师。1930年3月，zhonggong中央又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不久，各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统一的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在许继慎的领导下，红1军在皖西得到了很大发展。其时zhonggong中央为立三路线所把持，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进行大规模地进攻。红1军二出平汉路，有胜有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zhonggong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zuoqing路线，又派曾中生前往领导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在曾中生的正确领导下，鄂豫皖红军连续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为20余县，拥有人口250万。同时，红1军和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15军合编成红4军，由旷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全军下辖二个师，红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红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周维炯，全军共1。5万余人。
1931年4月，zhonggong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junweizhuxi，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zhonggong建党的一大，当过zhengzhiju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这说明过火的内部整肃是贯穿在zuoqign路线上一个必然现象，更因为肃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表现各异。如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泽民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泽民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曾中生一直被逮捕关押，在狱中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书，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点名要求见曾中生，曾也盼望着向中央进行汇报，揭露张国焘的罪行。就在这时，1935年8月的一天，曾中生突然失踪了。公开的说法是曾中生企图逃跑，半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另有一说是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秘密勒死在卓克基的森林里。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中央zhengzhiju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硬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zhonggong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zhonggong“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
以“***”为借口杀害了无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