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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以及工程、情报、侦察、测地、计算、气
象、通信、防化、伪装等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及院校、科研单位组
成。它的基本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战略上配合其他军种作战，
是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的核打击力量。
战略导弹部队是随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创建时，中央
军委确定在专业技术与导弹接近的常规炮兵部队中组建地地导弹部队。1957 年12
月9 日，中央军委决定由解放军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炮兵教导大队，为创
建地地导弹部队培训指挥、技术干部。1959 年7 月，炮兵教导大队完成培训任务，
机构撤销。解放军炮兵将原教导大队1 营的一个发射连及专业分队，扩编为人民解
放军最早的一个地地导弹发射营。1960年3 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发展导弹部队的
规划，先后在一些军区组建了地地导弹营。为加强领导，适应导弹部队的发展，1964
年1 月31 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导弹营改编为导弹团，导弹部队发展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主体装备是地地战略导弹，它是中国战略核武
器的主要组成部分。1966 年以前，导弹部队使用从前苏联购买和仿制的P —2 近
程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从1966 年开始，第二炮兵部队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
造的中近程导弹；1971 年中程导弹核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尔后，远程、洲际导弹
开始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了一定数量、多种型号的
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同时，随着导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先
后组建了装备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的地地导弹部队，并逐步组建了一批战斗保
障和技术勤务部（分）队。
1982 年9 月后，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战略
导弹部队的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体制，适应了
导弹部队装备复杂、技术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保留骨干和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专
业化，也使官兵比例、作战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适合作战的需要。1985 年
9 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改革导弹部队体制和使编制精干的指示，战略导弹部队在保
持原编制体制特点的情况下，又重点加强了以发射分队为主体的合成配套，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这一新的编组，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又与全军建制部队的
序列协调一致，向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第二炮兵部队经过30 多年的建设，逐步发展，不断壮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和实战能力，成为主要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力量。它对实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
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
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
“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
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
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
行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
始的。
1967 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地方各级党组织陷于瘫
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上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针对
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
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
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
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 月23 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
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提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队支持援助，都要满足
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 月19 日，中央军
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
任务的决定》，要求各部队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
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各部队
“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
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三支两
军工作陆续开始。至1972 年部队先后派出280 多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
作，全国省、地、县三级均成立了支工领导机构（如支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
部、联络站等）。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均派驻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对
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气象、
机要、国防工厂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1972 年8 月21 日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
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
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
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
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
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
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
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
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
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
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
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
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
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
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
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
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
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
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
“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
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
“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
1979 年12 月14 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
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
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
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
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
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
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
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
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
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
扬。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
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
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日
趋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局势面前，谭震林、
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
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义正
辞严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
导；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
的稳定。
1967 年1 月19 日、20 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
彪先前提出的在军队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副
主席的反对，坚持保持军队的稳定；针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企图从总政人手，打开
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
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
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2 月11 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
震林等人同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再次交锋。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
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
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
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都不行了，要蒯
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涉
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等人被问得瞠目结舌。
更加激烈的斗争发生在2 月16 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在此前，周恩来鉴于各地
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把20 多个地方党政
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却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扣住不放。会前，在怀
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党不
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气愤地说：“原来靠边
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首先提出陈丕显的
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
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痛斥张春桥等人，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拿起皮包，
穿上衣服一边走一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
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
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句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
大军阀大土匪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并指
出：“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叶剑
英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是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也对残酷迫害老干部，整“百丑
图”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
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这次抗争，被林彪、江青一
伙定为“大闹怀仁堂”。
2 月17 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等人“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
毒辣是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并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
下去，拼到底。”2 月16 日晚，康生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整
理了一份2 月16 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林彪也将谭震林的信送交毛泽东，并附了自己的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
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8 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
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提意见的老同志，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
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
就坚决反对谁。”指责他们是搞翻案，搞复辟。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态度，
很快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从2 月22 日到3 月18 日，在怀仁堂
召开了7 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这些老同志进行
围攻批斗。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
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
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
级专政。”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将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卷向全国，更大规模
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被停止了活动，中央文
革碰头会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在1968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
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 年的“二月逆流”。林彪在1969 年4 月中共九大政治报
告中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
条，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
令部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二月逆
流”，使林彪、江青集团攫取了更大的权利，对“文革”的恶性发展，产生了严重
的影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1 年11 月14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
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
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事实
证明，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党和人民
的意志，对文革进行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行动。正如1981 年3 月18 日邓小平
同志指出的那样，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
帮’的反复斗争嘛！”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故
中苏边界问题，随着20 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而日益尖锐起来，苏方
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筑军事设施，干涉边境
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
等，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是冲突的焦点之一。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 74
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岛，
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该岛历来都是中国
的领土，根据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该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属中国内河，即
使根据1860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
以东的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按国际惯例，凡通航界河无明确规定
疆界的均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该岛仍是中国领土。而且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
这里进行生产和打鱼的活动。本世纪以来，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相
继上岛建房、捕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