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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但我还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给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但我却也已经明显地感到，他已经受到了很深的伤害。
这件事情在当时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秀林结婚之后，我总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终于，当转过年来，在他要去冀县师范学校继续学业的时候，一个漆黑的晚上，他把我叫到河边。望着那深深的，闪着一线亮光的河水，秀林压低声音，用一种极度哀伤的语气对我说：“我怀疑，我们都不是父亲的儿子。”
我被他这句话给惊呆了：“你说什么？”
他说：“这些年，难道你没有发现家里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么。你好好想想吧。”
我没有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其实什么也看不到的河水。
我的心被秀林这句话掏空了。
他说：“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发现了这件事，家里有许多事情都不大对劲。你想想，我始终觉得，家里那些亲戚们看我们的眼光，还有，跟父亲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距离。这并不是那种无法沟通的距离，而是一个人从心里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你再想想，父亲为什么总是对我们格外关心并且一一迁就？你再想想，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差别，这太不可思议了，还有，我们兄弟两人为什么长相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性格上又是这样截然不同？你再想想，父亲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还有，母亲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而我一问起来总是要哭个不停？”
我没有说话，两个人只是沿着河边行走。脚下是被河水洇湿的泥土，软软地，一脚踩下去，像是空空地没有什么承托。夜里有流水的哗哗声，那声音那么地静谧，以至于我脑子里长出一片片夜一般的黑暗，这使得我又不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了。
我们沿河岸无声地行走。后来，又是秀林打破了沉默。
他停下来，用一种更加低沉的语气对我说：“也许，我不应该在临走之前给你说这些，这样又把痛苦留了给你。可是，我想，作为与事有关的人，你有知情的权利。你有权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不告诉你你一生都不会怀疑自己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但我想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不告诉你我心里会很难过的，我会觉得，命运对你很不公平，我也会因此觉得对不起你。”
我说：“如果这都是真的，那你是为我同病相怜么？”
“我说过，我连可怜自己都来不及，还有什么资格去可怜别人呢？今天我对你说起这些是因为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这句话让我又想起了他说过的那些话，于是我问他：“既然要走，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这一次，秀林没有说话。
我想了想，带着重重疑虑说：“尽管这样，但你的怀疑还是没有道理，既使如你所说，我们都不是家里的亲生儿子，但我想，他们对我们还是不错的，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感到骄傲。”
他长叹了一声，说：“有机会你还是去弄清自己的身世吧。我敢说，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你绝不会再这么想了。”
“你是说……？”
“好了，好了，”秀林在我身边站下，拍拍我的肩膀，然后用力按住，说：“虽然我们都处于同样的痛苦之中，但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与恨的理由，不管你怎么想，我呆不下去了，我要走了。”
我问这件事你跟父亲说过没有？
他没有出声。
“既使父亲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他对你的养育之恩呢？如果你这样一走了之，是不是让他太伤心了？”我问他。
这时，秀林竟慢慢地抽泣起来。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才会这么说。我想，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一切的，也许到那时，你才能够理解今天我这番话的意思。”
“你是说我们应该恨他么？”
“你去问问他他都做了些什么吧！”
我说他都了些什么，秀林却再也不肯说话了。
最后，他郑重其事地抓住我的手，说：“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不要对父亲说，他的养育之恩我已经报了。”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秀林为什么要结婚的理由：委曲求全，顺从父亲的意愿去做一件事，是他用来报答父亲养育之恩的方法。
可是，聪明的他却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报答给父亲的后半生留下了一部永远无法偿还的心债。
当往事在我们身边已经变得很远很远时，我问起秀林当初是不是这样。秀林笑了笑，一脸歉意地点了点头：
“我一直在忤逆他呀。”
我说当时你不是觉得这么做已经报答了他的养育之恩了么？
他说：“也只有这样做我才能让自己心里不背感情的包袱。”
“那你可曾心安理得呢？你想过没有，这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一个女人呀，你无情无义地抛下她一走了之，因为别人对你的伤害，你选择了伤害别人。你恨父亲这有情可原，当你用恨去报复他心里得到安慰了，可是她呢，她的恨怎么办？你对她的伤害她去找谁清算？你有没有在乎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没有，你在恨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被别人恨着？”
听到我的诘问秀林看起来很难过。他低下头，擦了擦眼镜，然后闭上了有些发红的眼睛。他慢慢地说“虽然，我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但我有愧于她啊。因为我，唉，让她成了一个牺牲品，我……我……对不起她。”
“你不要谈什么爱情不爱情，虽然你对她如此无情，但她还是留了下来，养大了你的儿子。一个人，对你作出了如此牺牲，你是应该好好地忏悔忏悔！女人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为你承担责任。如果说到伤害，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对她所做的那些事情才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
“这是不可饶恕的……，是不可饶恕的……”他反复默念着。
见他已是这样，我便缓了缓语气说：“其实，我也并不是为了要指责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年你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她造成了多大的害。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在受到别人伤害的同时也在伤害着别人，这样，我们就会懂得去宽恕了。”
“宽恕？”当我说到这里，秀林却无声地笑了：“可是，你应该知道，父亲最先在我这里得到了原谅。虽然我知道这不足以弥补我的罪过，但是一个人如果自己都没能做到，他是无权指责别人的。”
我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他是说我没有资格以一名卫道士的身份去指责他。
秀林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虽然我一再批评他当初不该用这种方式去报复父亲，更不应该用牺牲别人一世的幸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当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并进一步得知跟父亲那些前世的渊源，我选择了同秀林一样义无反顾的离家出走，而且，我这一去就是三多十年。
那一年，秀林一不声不响地从镇上走了。他先是到了冀县师范学校，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学业，然后，跟一个名叫冯仁之的同学去英国留学。临地之际他又一次赶到临清来同我道别。我知道仅仅因为为我们的命运同病相怜他才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可怜我才这么做。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一样跟他说过多的话，我对他说：“你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你也要明白自己的责任。不要忘了我们。但愿你从此过得更好。”
就这样，他像一只鸟一样，拍了拍翅膀飞到天边去了。
我站在河边跟他道别。运河里透着一种让人难过的气息。那是一种淡淡的芦苇开放，水草扑面的清新，和渡船人身上带着浓浓的鱼腥与汗臭味儿混和在一起的味道。我望着滚滚流水，皱着眉头挥了挥手，看着他在我的视野里一点点消失。
第六卷2
建国之初，镇上的人们却突然开始对生活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知所措。大家好象都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生活了。对于镇子来说，人人都是一芥草民，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镇子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经历了晚清民国政府，在经历了日本人共产党，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之后，大家变得谁都不肯再去相信了。新政府到底能够坚持多久，这是那段时间他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同时，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举措也表示怀疑。虽然给大家分了地，但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已足够强大，也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政权已经足够稳定。人们被连年的战争给打怕了，大家一个个像如履薄冰一样小心而又谨慎地活着。
谁知道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些事情谁也看不明白。比如，明明国泰民安了码头却没有兴隆起来。那些码头的商号，却似乎受到了很多新规则的约束。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大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人们就这样担心吊胆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又过了几年，传出了政府要对店铺进行没收的消息。
这个消息闹得镇上有些人心惶惶。
驿渡镇毕竟是一个码头，毕竟是一个依靠商业流通繁荣起来的镇子。政府采取这些行为让人们不免对镇子的未来产生了担忧。这些人包括所有在码头经商的店铺老板们，也包括一些真正关心镇子未来的人，比如父亲。这时，他又一次向李书记表述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保住镇上的商业。
李书记一如以前，对他的看法有些不屑一顾。他说，“老滕呀，大势所趋，你难道没有看出党这么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么。我们应该服从命令。对于党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的革命就是这么胜利的，千万不要各自为是，一盘散沙。”
父亲想了想，但他还是觉得这个命令对镇子来说是一种灾难。他李西明说：“对于不同的情况规则不能一成不变。如果因为达到某种利益而让一种利益先行毁灭，那还不如在原有的基础上坚持下去。”
这样青城两位最高领导之间产生了分歧。
父亲是二把手，最后的结果是他只好低下头来按李西明说的指示去做。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话后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秀林身赴英国的那年夏天，身在临清的我准备投考大学。
一个细雨霏霏的午后，张先生突然到教室来找我。他面色苍白，一副不堪忍受的很吓人的样子。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张先生什么都没有说，他一直把我叫到操场。他在雨中站住，咳嗽一阵，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擦嘴，然后轻轻地说：“行健，你说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有些不安地看着他，张先生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我们站在操场一片浓荫之下。他的肩膀似乎在紧紧向一块儿用力缩着。那副架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看起来是那样地沉重。
我说：“张先生……”
他冲我摆了摆手，“说，你说下去。”
“活着……，一个人活着，我想，按古人的意思小到积财货，养子孙，大到立德立功立言。”
说着，我打了个冷颤，看了看他那张苍白而又脆弱的脸。
他咳嗽了几声。
我问：“您没事吧。”
“我没事，”他看起来很是勉强地笑了笑。这时，我发现他的头发已经淋湿了。
我说：“张先生，您说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他扶住一棵树，后来，又把身子靠在上面，仰头望着天空：“我早就在想，一个人活着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在这之前，也许有过这样那样的想法，不过，今天却不一样了。唉，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活着是为了什么，那我会告诉他，什么都不为，活着真好。”
“您是说活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么？”
“是呀，每个人其实都很平凡，做成大事的人能有几个呢？看看吧，以前的我们是多么地喜欢高谈阔论呀！我们总想着去做一些大事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从来都没有珍惜过自己的生命……”张先生惨然笑着，慢慢地说。
“张先生……”我忙上前扶住他。
他示意我不要打断他，他继续说道：“只有当一个人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他才会意识到死亡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敢说，每一个活着的人，他都不会感到死亡的压力。他没有一种紧迫感。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是什么呢？一去不返，一去不返……”
说着，他又转过头去。我清楚地看到他眼里流出的泪水。
细雨落在杨树叶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它们在那里集结，汇聚，拉长，然后滴落下来。这时，一个大大的水滴落在我的脸上，啪地一声，好疼。
“我们活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与承认，而是要通过别人的尊重与承认让自己尊重并承认自己；一个人活着，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有时候，我们能够活着，或者说活下去，正是因为我们的愿望强烈，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存在。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一直在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着命运。这愿望让我们一直坚强地活着，并会活得越来越好。但是，当一个人绝望了，当生命对他来说已经索然无味，当他没有理想了，活着会显得是那么地空洞。当你不敢再去争取了，活着就会像一堵墙一样苍白，并挡住你的视线。我还是相信一句话，一个人只有活着才能拥有并创造一切。所以说，一个人他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活下去，只要不是他的身体让他不再拥有活着的资格。死亡是可怕的，就像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往前走，突然，他面前的路没有了，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这很恐怖呀。”
说着，张先生用手抚着自己不断起伏的胸部，他靠着一棵高大的杨树蹲下身去。树叶上面落下来的雨水就像一滴滴眼泪，它慢慢地把我们身上给湿透了。我看到张先生的头发湿漉漉的。他嘴唇发紫，身子在剧烈地抖动。
我担心地问：“张先生，您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么？”
张先生笑了笑，却没有接我的话。他望着远处，慢慢地说：“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死比生更永恒。生可以变为死，但死却不能再行改变。我记得以前跟你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在死后体现出来。其实对于死亡来说，真正的死者是不会感到痛苦的，死亡的痛苦往往都是由生者来承受。所以，我为什么要痛苦呢？”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诉说着。我靠在他对面的树上，后背慢慢地被雨水洇透。
“想一想吧，行健，每个人是否都做好了准备去迎接突如其来的死亡？他是否活着严肃而忍辱负重？面对死亡，他是否能够在合上眼的一刹那，说一句‘我此生无憾’呢？”张先生大声地说。
“每个人都不能，或许，世间所有诸事并非都具有着那么深刻的意义”，我低着嗓子，忧伤地说：
“当一个人不再拥有生命，他就失去了拥有并感知一切的权利，这才是死亡真正的可怕之处。或者说，是因为害怕失去一切。既然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我们都应该为一个人能够达到永恒的归宿而感到高兴，而不是为此悲伤。”
“热爱生命，所以也不怕死，是么？”张先生呆呆地看着我，问。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张先生说：“行健呀，你真的长大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走，我带你去喝酒。”
我同他一起站起身来，却立在原地没有移动脚步，我问：“张先生，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么？”
“走吧，”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那天下午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逃课。张先生喝了很多酒，我们回忆起了很多当年他在在镇上时发生的事情。我问：“张先生，那个时候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惊讶，他说：“我从来都不是共产党。行健，你记着，有些人做事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尤其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民族。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记着……”
说着，他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记着，每个人活着都会犯下很多错误，我们总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让别人受到伤害。其实——你记着——当一个人犯下错误，受伤最深的是他自己的心灵，所以他最对不起的人是他自己，而不是旁人。你记着，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他犯下错误千万不要因此难过，而是要设法改正；也不要忏悔，而是要设法避免下一次发生。”
“事实上，他是应该去忏悔的，而忏悔的目的是为了改正，事实上也应该改正，改正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他进一步解释道。
我点点头，他说：“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陪我。”
当他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我心头又升起了那种决绝而又无言的伤痛。
我们两个人都喝得沉醉如酲，然后站在在那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告别。
随后不久，我考入燕京大学。将要入学的前几天，我在镇上收到金先生一封电报。当我火速乘船赶到临清时，才知道张先生已经过世了。他得的是一种发作起来会让人感到很痛苦的病，而且这种病是一种不治之症。在今天看来，当是“癌症”一类。这时我才突然明白，那天中午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么多话。那是一个人在生命即将熬尽的一刹那对晚辈最后的叮咛吧。
我没有哭，只是用手碰了碰他已经装进棺椁的身体，然后看了看那苍白而平静的脸，心里慢慢地对自己说：“再见吧，但愿你从此能够得享安宁。”
金先生在我暗色的中山装别上一朵白色小花。我到大街上买下一个小小的花圈，写下“张先生千古”几个字。这时，又想起孙中山先生挽刘道一先生的“谁与斯人慷慨同”，就写了下来。那个花圈在众多挽念张先生的祭品当中显得是那么地微小而丑陋。
事毕，金先生递给我一个大大的箱子，他告诉我张先生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是要把生前所有学术著作全部留给我。在接过那沉甸甸的箱子，金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也许，今天你还不会知道，但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张先生给你留下了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
第二天跟金先生道别。我们一起沿着学校长长的林荫道行走，走到大门口，我停住脚步，无不忧伤地对他说：“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人生何处不相逢，”张先生挥了挥手，“走吧，走吧。”
我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去，看见金先生瘦长的身子仍站在门口望着我。我冲他摆了摆手，他才笑了笑，转过身去。等他的身影消失了，我回过头来，泪水哗哗。我没有马上上船，而是提着那个大大的藤条箱沿小路一个人来到河边张先生墓前。那里，杂草丛生，我放下箱子，跪下，号啕大哭。心头那掩藏多日的忧伤如江河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