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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对我说，临别时我对她说的那句话让她整整记了一辈子。
俞白走了，我却因此得罪了秀林，他好长时间都不理我。他的逻辑是，如果不是因为我，大人们绝想不到他会把俞白藏在老迷糊家里。既然找不到她，俞白自然就不会被带走了。所以，他认为我背叛了他。尽管我一再向他解释，却都没能改变他的固执己见。
最后将这一切消灭的是时间。
那年冬天，当我们忘记了俞白回到天津后给我们带来的不快，我们很快又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了。少年的时候，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地就忘记了心头的忧伤呀。
我们一天天若无其事地走在镇上。有时，会有一大群鸽子在镇子上空穿过，不知道它们要飞向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它像我们一样，都不像镇上的大人们一样怀有沉重的心事。天气一天天冷了，就像希望在他们眼中一天天变远。镇子上没有因为日本人的驻扎改变多少，而日本人也并非人们传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他们很少走出兵营，少有时候，也很规矩地到大街上买些小东西。小镇坚持着既定的秩序，依旧一如往常的平静，严肃，而且带有一点点神秘。
但我还是发现，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到镇上来的陌生人多了起来，而且，有时也会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于黄昏时分悄悄在我们家出现。每到这时，父亲总是把所有的人都撵到厢房或赶到家门外面。因此，他们说了些什么，包括母亲也都无从知晓。
这些神秘的面孔在我们家悄悄出现，又匆匆消失。
父亲一天天的忧心忡忡让人觉得，他总是以为平静的生活表面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隐患。日本人来到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明明觉得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但它却迟迟不肯到来，这种状况让父亲变得越来越急躁。他甚至连以前每天早晨总是坐在家里等着店铺里的人前来报告的习惯都改了。现在，每天早晨，他都会自己亲自动身到街头店里转上一圈。我暗暗想道，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看到更多在镇上发生着的事情吧？
镇上的人们都在这种气氛里生活着，被压抑着。有一天，我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翻出了秀林交给我的那两封信。我想把它交回给秀林，想了想，又把它们放了回去。
而这时，日本人却终于有所行动了。一天下午，有人看见他们用小火轮拉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钢铁架子，卸在码头。人们纷纷跑过去看个究竟。后来，又来了几个人，带着一些上面镶着小镜子的仪器测量了一阵，然后在码头北面，关帝庙向东再偏北一点，也就是大运河拐弯的地方订下了一些尖尖的木头桩子。接着，开始有车向码头运送石头、青砖和成袋的水泥。
原来，他们是要盖房子。
不几天，大街上贴出告示招慕民工。尽管待遇丰厚，但没有人愿意去帮日本人做事。后来，他们就用军用汽车从青城拉来几大车人，叮叮当当在码头干了起来。那些人先是在靠近水边的地方建了一座很大的房子，接着，又从那房子连向河堤用石头砌了一道长长的水渠。他们把河堤挖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水闸。通过那道水闸，水渠一直弯弯曲曲曲地延伸到河堤之外那肥沃的土地上。
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他们是在修扬水站。
做这件事的时候，新上任的镇维持会长马代带着镇公所的人端着大枪煞有介事地在码头转来转去。外祖父从河东过来，告诉父亲说日本人是在笼络人心。他说，依他看这一定是张家人出的主意。张家是想借日本人之手做一些让人感激的事。他说张名臣在设法挽救自己的名声。
可是父亲却不同意他的看法。父亲认为，一定是日本人想在我们这里长久地占领下去，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统治打基础。也就是说，他认为日本人在大运河上修建扬水站与张家毫无关系。
对这件事情他们二人的看法莫衷一是。
但日本人的扬水站却很快就修好了。房子盖好之后不久，他们在屋子外面装上了两个很大的铁管子。两个黑黝黝的铁管子一直伸到大运河里去。日本人用了很多人把那些原先运来的机器装到建好房子里面。一个寒冷的下午，那机器突突地怪叫起来，房子上面冒出好多黑烟，接着，我们看到咕嘟咕嘟冒着白沫的水出现在石砌的渠道里。它们顺着渠壁一直流下去，在河堤那儿被大闸截住。一个戴白手套的日本人板脸站着，命令他身旁的日本兵开闸。
那日本兵“嗨”了一声，用双手摇动一个轮子一样的东西，那大大的水泥做的石闸吱呀呀地叫着打开了。水流哗哗地穿过河堤，欢叫着流向富饶而广袤的土地。
我们都被这现象惊呆了。至今，我都承认，这是我少年时代所见到的最生动的景象之一。那个时候，人们心中都还没有灌溉这个概念。在我记忆中，虽然紧临巨大的运河，但我们并没有过兴修水利的想法。镇上一直都是靠天吃饭，是日本人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后话。而当时，日本人修建的水利工程一直被闲置了很多年，才被镇上的人认识，并起到了它巨大的作用。
对于我来说，那个冬天真是太美好了。它是一个宁静，平和，没有任何担心也没有让人感到惊惧的冬天。我们一家在经历了秋天那短暂的而又提心吊胆的忧虑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每天早晨，母亲像其他人家一样，早早起来去井台打水。随着她打水回来，生火做饭，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父亲于母亲之后第二个起床，他起床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码头和店铺里转转，然后，在河堤上散步。等到他散步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备好早饭。每天早晨，我们也被母亲早早地叫起来，或者读书，或者做些家务。吃完饭，我跟秀林去上学。母亲在家里做一些琐碎小事，缝缝连连，照看孩子。父亲或者读书，或者写作一些东西。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在平淡中好象透着一种让人难以企及的幸福。现在想起来，一个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这样么，有一种宁静、安详而且平稳的生活，一家人团团圆圆，无忧无虑。
然而这平静是短暂的。
就在我们把日本人忘了的时候，包藏祸心的日本人却在到来之后第一个新年刚刚过去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让镇上的人们都觉得非常不舒服的决定：按丁摊派扬水站建设费用。
也许，这在日本人眼里看来是一个较为公平的决定。在镇子上，有着从事农业和不从事农业的两类人。关于怎样收税的问题，自然是要斟酌一番的。
镇上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不但说明日本人要对我们有所行动了，而且还让人们坚定了一种想法：这些日本人到镇上来绝不是为了要做什么好事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年之后，又转过年来所发生的事了，让我们先来回忆回忆过年之前那段快乐时光吧。
那年秋天，由于进入了学堂，我们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学到过的知识。但是，想来想去，父亲还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在学习新文化的同时放弃传统文化。于是，他要求我们每天晚上放学之后必须跟他学习四书五经。他总是对我们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如果这些你都不能掌握，你们怎么谈得上光大民族的伟大理想呢。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的热情在对我们的教育上表露无遗。他常常是背着手在书房里转来转去，然后盯着窗外，面色沉重地自言自语：“是得从我们文化内部找原因啊。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堪一击，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国会受到如此欺凌，都是我们自己不团结，没有凝聚力，没有个性，都是因为我们一盘散沙呀，也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不提倡功利呀。”
有时候，说到这里他就停住不说了，有时候他会继续说下去：“功利，功利有什么错么？功利之于我们，应该是如何活得好，并且能活得更好，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尊重彼此的权利，尊严以及自由，都能让对方活得更好。这有什么错么？淡看功利并非不要功利，我们把什么都看淡了，到头来却受到了别人的欺凌。到底什么样的文化才更适合中国呢？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理想与追求呢？”
每当说到这里，父亲脸上总是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每当看到他那痛苦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那年秋天，父亲又开始了重新研究四书五经的工作。白天，我们去学堂学习，晚上，他逐字逐句地教我们，常常带着他白天悟出来的心得。我和秀林二人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父亲还教给我们吟诗作对。他说，对旧时上私塾的孩子来说，吟诗作对是两种最基本的本领。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就是从吟诗作对开始的。因为做这两种工作让人觉得学习传统文化是一种很有趣儿的事儿，它会不断让你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父亲经常给我们出一些上联，比如古人有过的“马踏紫气东来顺”啦，“一等人忠臣孝子”啦，等等，有时候，也会出些自己想出来的“楼高顿觉青山小”，“山中无日月”一类。他出一个上联，就让我和秀林两个人每人对一个下联，然后选取一个对得较为工仗的评价一番。但他从来都不会说哪个对得更好，或者更坏。
我记着有一次，他出的上联是“山中无日月”。我对了“醉里有乾坤”，而秀林对的却是“梦里有乾坤”。父亲想了想，说，“你们二人对得都不错，不过，行健这个前人已经有过了，秀林对得有新意，很好。”
他的话说到这里就此打住，但我已经知道，我的下联不如秀林。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他的灵光乍现罢了，这不足为奇。
又有一次，父亲出了一个“风轻卧窥一壶月”的上联，我马上就对出了“夜深仰望大银河”，而秀林还在那里歪着头吱吱唔唔地想呢。父亲有些不满意地看了看他。而他却仍在低着头，看也不看父亲一眼。
每当谈及旧事，我问秀林：那些简单的对子当初你是不是真的对不上来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年，我觉得对对子太没意思了。说实话，你总是对得那么快，那么好！”
我知道秀林改不了这个老毛病，他总是要挖苦我。我只好自己先笑了：“我早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是对不出来。”
“我从心底就不喜欢做像对对子那样约定俗成的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记着，有一次，父亲给我们出了一副对子，是叫……对了，‘走马观花，赏花归来马蹄香’，你对的是‘举杯邀月，揽月入怀杯醅明’。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失去了对对对子的兴趣。”秀林说。
“你一定是觉得太生硬，太死板了吧。”
他笑了笑，“也许吧，不过，你却总是乐此不疲。”
“既然你从来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为什么那次去外祖父那里拜年，你非得也要写一副对联呢？”
秀林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他嘴上却狡辩说：“这是责任。”
“责任？”我看了他一眼，笑道：“看呀，你是多么地善于自圆其说呀！”
那年冬天，父亲带着我们于新年之前去河东拜望外祖父。在年关之前这种拜望表示着晚辈人对长辈人的尊敬。
我们带了很多礼品走过河去。
外祖父像是早就知道我们要来的样子，他早早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回到娘家的母亲脸上又出现了做闺女的人特有的骄傲与矜持。她偎到外祖母的大火炕上，把怀里的孩子交给舅妈们。我的两个舅舅也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当谈及我们两个，父亲说我们正在学对对子。喝了酒的外祖父哈哈一笑：“好呀，好，好，让我看看。”
说着，他让手下人拿过几张裁好的红纸，研好墨，说：“来，来，今天你们两个学以致用。来，来，今年我店里的春联就交给你们了。”
我看了看父亲，在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我站过来，拿起笔。想了想，挥毫而就。我先是用我最擅长的南宫体写了一副“招财童子至，利市仙官来。”
外祖父看起来好象有些不满意。他晃着手中的酒杯，摇摇头说：“再来，再来。”
我想，也许是他不喜欢南宫碑这种字体吧，于是就改用欧体写了“财如晓月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但外祖父还是摇了摇头。这时，胖胖的二舅提醒我说：“行健呀，你没理会你外公的意思，他不单单是为了看你的书法。”
我恍然大悟，趁着在砚台里润笔的时候想了想，便工工整整写下了“福采水源日日长，寿行乐事步步高”。
这副对联是费了我一番脑筋的。上联的“福采水源”与“福财水源”同音，外祖父一向以智者自居，他常说自己不配做仁者，此生只愿做一个智者。晚年他给自己取号称作“智翁”。这让我想起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那句古话；而下联的“寿行乐事”与“寿星乐世”也是偕音，因为我知道明年是外祖父的六十大寿。我感到很得意。能把这两件事联在一起并巧妙地嵌到一副对联里绝非易事。
“好，好，”外祖父满面红光，“行健这是提前给我祝寿了！我得喝一杯！”说着，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下面该轮到秀林了。我得意洋洋地看着他。
秀林一声不响，挥笔而就：“承诚益利信为首，合和贵财福当家。”
“好，好！”外祖父笑得有些合不拢嘴：“我这两个外甥呀，一个给我祝寿，一个道出了我这些年的生意经。好，好！”
那一天，他像一个忘记了忧伤的孩子一样，频频举起手中的酒杯。
“把行健写的这副挂在大门口，把秀林写的那副挂到店里。不过，”他拍拍秀林的头说：“秀林的字，还要跟行健好好学学。字么，是要下功夫的。”
一家人沉浸在热闹的酒席宴中，我们快乐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
第三卷2
时间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你拼命去找回那些在时光流逝中已经缺失的东西，比如童年，比如健康，再比如那些美好而又让人难忘的回忆。当你知道这些明明已经不可能再次出现了，你却还在试着找回它们；而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最残酷的一面就是，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下，当你想再去做点什么的时候，却已经没有了时间，因为你已经老了。这句话说明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时间是一去不返的。
我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同时也懂得了逝去的东西总是那么地美好这个道理。就像在日本人刚刚到来时我们过的那个春节一样。在记忆中，我再也没有机会那么幸福地度过一个节日。
每当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大脑就会不知不觉地回到那冥冥的思索之中。这些东西好象始终在我身边的空气里漂浮着，氲氤着。你能感觉到，当你想抓住它时它却像风一样倏地一下远了。而当你又想起了某个问题，它却又主动跟你接触在一起了。比如，世界到底是由一些什么东西构成的，这是终生困扰我的问题之一。
那个时候我正在想，既然这个世界是由一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东西构成的，那么，当两种东西不断转化的时候，能不能直接说世界都是由看不见的东西构成的？因为所有的东西最后的归宿都是看不见。我又想，当看得见的东西变成看不见的东西时，它们都到哪里去了？既然看不见，我们凭什么认为有它存在？
有时候，正在做着什么事情，心头突然一亮，觉得要把它想明白了，可仔细想想吧，不但什么都没有明白，反倒是越来越糊涂了。
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也会想起与此有关的一大串问题，比如，我们这个家族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还有，我自己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大地，我们睁开懵松的眼睛。外面的世界是一副说不出来的样子，其实，谁又看清了它真正的样子呢？
一种事物的绝对价值是很难定位的。那时的我，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映入眼睑的东西一一作出一些有参考体系的定位，但是，也终日在想着能够这样去做。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看着似懂非懂的世界，慢慢地以自己的方式去破解它们。不断受到伤害，受伤越深认知程度越深。直到有一天番然醒悟：原来，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都被自己骗了！这时，我才开始注意讲究方式，并逐渐破解人生与世界的意义。从宏观到微观，由现象到本质，从空间到时间，由二维到三维，多维……这些东西补缀起来，一一勾搭缝合，构成了我内心世界里的整个生活。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不管什么东西，都喜欢找出现象背后藏着的意义。后来，当我学得更多才知道，之所以有那么多迷罔，都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大人们总是教给我们怎样去做人，而我们所读的书上面的内容也大都只是一些道德训条，它们没有教给我们怎样去认识世界。既然这样，我们就只好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了。
秀林表示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说：“是呀，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事先把什么东西都看透了，所以他也懒得深究。他们的价值取向是把世界看成自己的世界，个人的世界，以一个人的个体存在作为一个个生命单元，他们只考虑自己在这个单元里的生存状态，这个单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全部。这样一来，没有人再甘愿受苦，也很自然地避重就轻，也很自然地认为，活着只是为了注重自己的个体感受。”
我对他说，你这种说法我不大同意。因为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衡量历来不是看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死去之后给人们留下了什么。
秀林说：“这正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自己想做却不愿做的事总是鼓动别人去做。他们总是一边在高喊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的口号，鼓励别人‘做呀，大家都去做呀，这是崇高的’，一边自己向后退缩。这种聪明成就了中国人，也害了中国人。”
我非常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这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
秀林也毫不让步：“这是一针见血，这恐怕是对中国人来说才是最深刻的剖析，你应该知道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我说，为什么一谈到类似问题我们总是要争吵不休呢？我告诉他，我的态度是有错误可以内部解决，不能张扬。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