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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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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决议资料》(上),第535—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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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УH喂裾飨飨恢靶瓮樯琛5�1928年10月由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后,其实际职权“较总统制国家之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①1931年12月至1940年,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礼仪性的荣誉职务。然而蒋介石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权力则集中于国民政府主席一身。
    
    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受到党治模式的严重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动员型的政党,国民党在1928年后试图振作其“动员”特质,但是又力不从心,这就使党的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影响了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
    
    建立政府行政机构是组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通过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国民党向公众公开显示出自己的权威,但在社会生活的潜层,还有一种以确立、巩固国民党权威为目标的秘密政治组织的广泛的特殊活动。1928年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南京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三重挑战,建立并逐渐扩大了直接从属于其个人的秘密政治组织,通过打击反对力量,强化个人权威,实现国民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标志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大规模活动的开端。1932年在调查科基础上,成立了“特工总部”。同年国民党开始推行保甲制。1932年3月1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秘密成立。不久,一个以“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以“复兴社”为中层,以“中国文化协会”等组织为外层的秘密政治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迅速扩大活动。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重视运用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秘密的恐怖活动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一方面,大量创办刊物;另一方面,施用赤裸裸的暗杀、绑架等暴力手段打击中共和民主派人士。同时还监视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并对华北的日帝活动进行调查。
    
    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的崛起与3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矛盾有密切关系,它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
    
    30年代初,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蒋介石在继续强调中国传统的同时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趣。在蒋介石的鼓励下,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广泛政治活动。一批蒋介石的学生、亲信攻击由非蒋分子控制的部分国民党组织和行政机构“腐败、争权夺利、效率低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鼓吹以暴力、恐怖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振作国民党、“复兴民族和民族文化”。与此同时,部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一度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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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森:《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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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有效途径。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就是这样借助于民族主义旗帜发起了以暴力教化为中心内容,旨在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民族复兴运动”。
    
    蒋介石企图以秘密政治组织的活动强化社会对国民党权威的认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其成果是有限的。
    
    首先,蒋介石缺乏可以广泛动员的政治资源。国民党的秘密政治组织的核心是仅听命于蒋介石的一个排他性的小集团。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和国民党军队的非蒋军事实力派基本被排斥在外。在知识分子中,除了部分参加秘密政治组织的人之外,涉入期间的许多人只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寄予同情,而非真正赞同秘密政治组织的所有活动。至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根本反对极权主义的舆论宣传和活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对蒋介石及其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基本处于隔离状态。
    
    其次,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从事社会控制的技巧十分粗糙。
    
    再次,国民党无法解释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构成了很大冲击。
    
    又次,秘密组织的活动处于隐蔽的地下状态,与政府行政机构的活动无法有机结合,难以依靠政治机构的配合。
    
    最后,30年代中国中心城市的社会自治程度逐渐提高,人数众多的自由职业者的多元价值取向与“领袖至上”的一元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冲突,秘密政治组织所普遍施用的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手段,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认同。尽管经由蒋介石及其秘密政治组织的积极策划,30年代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极权主义的社会氛围,公众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的效果是负面的,国民党并未真正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专家参政:政治参与的有限度开放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统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10年,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变革,只是较大地限制了变革的范围、规模与速度。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开放。
    
    在对待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蒋介石基本上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除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全面认识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在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简单照搬”,中国必然“天下大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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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自1928年蒋介石实际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在他的指使下,黄埔系少壮派军官和陈立夫控制的部分文化界人士长期散布“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甚至引述德、意法西斯主义攻击英、美民主的言论作为反对在中国开放政治的依据。尤其日本侵华步伐加快的30年代初、中期,部分自由派人士也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景表示忧虑,更成为蒋介石排斥民主政治的重要借口。
    
    但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乏基础的少数人的局部活动,除了英、美派知识分子基于理念长期不懈努力之外,30年代初,随着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日帝侵华,全国各阶层、各政党强烈要求扩大民主、开放政治。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要求结束党治、尽速实现宪政的广泛的政治活动,①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开始宪政筹备事宜,蒋介石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纾缓国民党及其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程度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把政治开放集中在技术性的外交、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著名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等继续担任中国政府驻国联和驻美使节。1934年征用清华大学历史教授、主张集权改革的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联关系的特殊使命,继而担任外交部次长。
    
    政治与经济方面。1932年11月,旨在改善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由钱昌照、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汇集了一批国际关系、经济、工商、教育、科技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参与改革政治社会、经济的调查、设计工作。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流学者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旳、吴鼎昌、张嘉 、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军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转入工业建设领域,具体从事经济资源的调查、开发,积极筹划中国的重工业建设。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担任院长,下属的9个部长中有3个由专家主持,他们分别是王世杰、张嘉璈和吴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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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433、434页;另参阅《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8—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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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专家、教授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征用一批著名的法学家如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征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型专家参与组织经济、外交的工作,这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质疑的。30年代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主要负责人,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专家付之阙如。蒋介石引入部分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和经济领域,只是对党治国家的粗糙的外部形式所做的若干修饰,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决策并不能起重大的支配性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征用技术专家,毕竟表明国民党的封闭体制已开始有所松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参与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使得经济生活中技术理性有可能得以发挥出推动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的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权威视为首要任务,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保留大量传统痕迹又吸取部分西方文明因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的趋向。
    
    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并巩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新强人统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作若干移植,但在核心层面仍大量保留集权的传统政治行为,由蒋介石以集权形式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社会变革。
    
    国民党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反映在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以三民主义为价值符号,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新传统主义。国民党重视用民族主义资源输入党治国家结构,蒋介石并不主张盲目复古,他也提倡学习吸取西方科学和技术管理知识与经验,但强烈地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以传统的方式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其全部功能是配合国民党的现实政治需要。
    
    1928年至1937年,蒋介石竭力以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处理纷繁复杂的内外矛盾,推行国民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国民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因反共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而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政治结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也无法有效社会化,从而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持续不绝,纪律荡然无存,而实际控制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使得国民党及其政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28—1937年国民党的政治实践表明,国民党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组织起来,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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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1928年后,国民党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政治创新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虽然在若干领域取得成就,但最终摧毁国民党政权的破坏性因素也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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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①
    
    
    
    
    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它是30年代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党内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几十年来,国民党对力行社的组织及活动内容讳莫如深,甚至故意迷惑视听,“有意混淆外界的认识”;②加之力行社组织系统复杂,机构层叠重匝,多以其基层组织复兴社的面目出现,有时则若隐若现,使得外界很难窥其真貌。尤其国民党在败逃台湾前夕,已尽行销毁所有力行社原始档案,因此力行社的一些基本史实,至今仍晦暗不明,只能把某些回忆录作为主要资料来使用,造成了若干史实谬误。笔者认为,在对力行社的研究缺乏原始档案资料印证的条件下,应参照、比较多种回忆资料,进行细致的鉴别和辨析,这是正确陈述史实的基础。本文则根据近年台湾披露的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干国勋等的有关回忆,参照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邓元忠研究力行社活动的论文,就国内民国史和现代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康泽的关于力行社回忆中的失实之处——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问题进行考释,以澄清这两个至今仍混淆不清的基本史实。
    
    
    
    一、“复兴社成立在先,力行社成立在后”,与事实不符
    
    
目前,被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力行社、复兴社的成立日期,主要来源于当年参加过该组织人士的有关回忆。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提到:“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具体时间则是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的1932年4月间。③与康泽的回忆相矛盾,黄雍回忆力行社成立复兴社之前,④但是,黄雍未提及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日期。由于康泽系当年力行社的骨干人物,长期位居国民党要职,因此康泽的回忆就被视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关于“力行社成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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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②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
    ③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8页。
    ④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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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之后”的说法,一直被某些论著辗转引用。①

    1984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干国勋等撰写的回忆录——《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这是国民党人士在事隔力行社成立50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个神秘组织。干国勋在回忆中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的重要背景情况,提供了力行社从酝酿到成立的大量具体情节,纠正了康泽回忆中的若干失实之处。
    
   干国勋回忆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一,他明确了最初酝酿成立力行社的时间、地点和倡导人物。第二,他具体回忆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和成立的详细经过。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我们始知道,力行社的最初酝酿是在1931年7—8月的日本东京,而非康泽所忆,是1931年11月的南京;力行社组织的原始发起人也并不是康泽所说的蒋介石(尽管不久以后蒋介石即成了该组织的事实上的发起者),而是当时在东京留学的原黄埔毕业生滕杰,力行社的最初组织雏形是由原黄埔学生组成的“护党救国筹备处”(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有涉及)。
    
    1931年7—8月,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和陆军大学学习的一批原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分子:滕杰、贺衷寒、葛武棨、周复、潘佑强、肖赞育等,有感于日帝加快侵华步伐,同时又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壮大深怀恐惧,从而萌发“安内攘外”思想。在经过两次聚会后,这批国民党留日学生决定推滕杰等迅速回国,向南京中枢陈述他们的看法。②
    
    滕杰返国,正值国民党中枢分裂、宁粤激烈对抗之际,国民党党政要人根本无暇听取滕杰等的意见,滕杰受到冷遇,“觉得前途悲观”,于是决定先草拟一书面计划,以此计划与在南京的原黄埔学生先行联络,约在1931年8月间,滕杰即拟出一意见书,略云:“在极端秘密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为“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深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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